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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简介

策 展 人：封治国、张学钊

展览总监：蔡甜甜

开幕酒会：2013年12月8日 上午十时

展览时间：2013年12月8日—12月12日

展览地点：江西省美术馆

参展艺术家：汪晓曙、吴翘璇、唐高潮、杨建林、李抚生

作品类型：油画、水墨、雕塑、水彩、书法、素描

主办单位：广东省文学与艺术界联合会、江西省文学与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广州大学美术学院、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文中国网

展出单位：江西省美术馆

合作媒体：江西日报、江南都市报、江西晨报、南昌日报、南昌晚报、临川晚报、江西卫视、江西电视台—2、江西电视台—5、南昌电视台、抚州电视台

江南都市杂志、赣风杂志、生活365杂志、新CEO杂志、艺文中国杂志、大江网、新浪收藏、雅昌网、99艺术网、今日艺术网、艺文中国网

岁月如歌展览前言：艺术的故事

文：封治国

这是又一个四十年故事的展览。两年前，江西美术馆以三位上海插队到赣的画家《陈丹青、林旭东、韩辛——四十年的故事》展览揭开了该馆首展的序幕。今天，以五位江西籍的艺术家再度聚首江西美术馆，为我们讲述另一番艺术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并不全都声名显赫，然而，或许他们的故事，更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人生的多舛，也更能贴近江西美术发展的现实境况。

汪晓曙、吴翘璇、唐高潮、杨建林、李抚生五人，他们在“文革”中共同度过了少年的求学生涯，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尽管在日后，不尽相同的成长经历让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是作为专业画家的汪晓曙、吴翘璇、杨建林，还是走向仕途的唐高潮，以及曾经下海经商的李抚生，把他们四十年始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无疑是友谊与艺术的红丝线。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的翩翩少年已早生华发，在历经无数次的人生抉择和摸爬滚打后，少年的艺术之梦却依然坚定。岁月如歌，如今，当初“只争朝夕”的少年们再度以青春的梦想和憧憬，热情地为我们奉献出一场艺术人生的视觉对话，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动和执着。

汪晓曙的艺术道路是中国四十年艺术发展的缩影。他最初以连环画在中国美术界崭露头角，如今虽已边缘化的连环画，却曾经是许多艺术家在那个年代必经的创作之路。汪晓曙出色的造型能力和娴熟的绘画技巧，曾是无数学子心仪不已的典范，它甚至也奠定了汪晓曙今后的语言选择——以高度概括的笔法探求写实绘画的书写性和写意性。近年来，中国油画界不断提出有关“写意性”的文化命题，颇有意味的是，如同同样以连环画起家的冯远、施大畏、俞晓夫，他们实际在很早就自觉地将此作为自我的语言追求，这一命题也正好与他们多年的思考不谋而合，而思考的起点，恰恰是当年的连环画创作。“85”以后，随着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风起云涌，汪晓曙在“85”的大本营——浙江美术学院，完成了他艺术之旅的一次重要修炼，他近乎本能地在现代意识与传统思维中进行折中，从而进行创作风格的嬗变，既不盲目从众，也不固步自封，保持了自己明晰的价值判断和艺术立场。长期以来以历史思考、当代生活和人生经历为题材进行创作，分别完成了《百年记忆组画》、《知青组画》、《舞蹈组画》等创作。汪晓曙已是全能型的艺术家，他在水彩、油画、中国画等多个领域中自如游弋，转益多师，相得益彰。善于进行理论思辨和总结的他，又相继写出《绘画创作论》、《绘画语言论》、《20世纪岭南水彩画史》、《美术创作学》等多部理论著作，可谓著作等身，这在画家当中是极为罕见的。

汪晓曙的艺术之路从抚州起步，在故土启程。江西的土壤和经历造就了他，尽管他已在南国广州立足并已成为岭南美术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已是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水彩艺委会委员、广东省水彩画艺委会主任、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但他一直在默默地回望故土。他是本次“岁月如歌”展览的发起人，既是为了友谊的见证，也是为了对故土的回报。

远离故土的人，对故乡的思念是难以言表的，汪晓曙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我梦中常常会回到南城老家的麻姑山，崇仁礼陂煤矿破败的矿井旁，抚州“老地委”的老屋、知青队的小溪，还有江西师大那栋留下爱情的“红石房”……

我仍然还在吟唱着过去唱过的老歌：《小燕子》、《北京的金山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插队之歌》、《井冈山上太阳红》……我唱着这些歌，就会想起家乡盛开的杜鹃花、殷实的红土地、洁白的雪，还有砌着隔火墙的农家小院。好久没见到雪了，雪成了我永远的眷恋和永恒的记忆。

家乡好像又在下雪了吧？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下的。我又想起了我曾经挑着一担自己从山上砍下来的柴，深一脚浅一脚，踉跄地走在知青队的山道上；想起了自己还背着那块已经丢失了的画夹，来到飘着白雪的井冈山上写生；还想起了腊月里和妻子与女儿在下雪的草地上追逐，凛冽的寒风迎面刮来，刺骨的冷！现在已经无法感受到那种冻伤的疼痛了，那是怎样的一种疼啊！很长很长时间都不曾有过那种疼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痛！

唯独唱起曾经唱过的歌，才能真正把我带回到那值得回忆的过去的日子里，才能感悟到曾经的快乐，才能再拥有当年的那份情怀。我心中非常清楚，我怀念的不只是故乡，而是在故乡度过的如歌的青春岁月。

这是一种何等的思乡情怀！

吴翘璇于1978年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毕业后数经辗转，任教于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与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汪晓曙又开始了近十年同事之谊，1995年汪晓曙调离后，他一直在师大工作至今。

在中国的高等艺术院校，与油画教学类似，雕塑教学体系也是继承古典雕塑以来的写实传统，它强调精准的解剖学概念，以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为手段，围绕体积与量感两大课题而展开。学生时代的吴翘璇便有良好的雕塑悟性，展出作品中有一幅陶院时期的素描人体习作，显示出他在空间、体积及塑造方面的出色能力。由于多年从事素描教学，吴翘璇对造型基本规律的研究日臻透彻，对解剖构造的了然于胸，使其素描在轻松的描绘中，愈发显现出朴素而从容的气象，而其间流露出的量感意识与空间意识，更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境界。

在具象雕塑领域，吴翘璇的作品以洗练和概括为突出特点，不仅体现出对雕塑语言的自如把控力，也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开阔的艺术视野。木雕《孕中的妻子》造型简洁大方，削弱“塑”的概念而强化“雕”的意味，大胆吸收中国古代雕塑的“平面性”，突出具象化客体造型的主体意识，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材料的独特个性。近年来，吴翘璇又在积极尝试现代雕塑语言，利用材料的物理属性来完成雕与塑的锤炼，力求形式与方式的突破。尽管他自己也坦言，他在具象雕塑领域更为成熟，但无疑，所有的尝试与实验，都将给吴翘璇的具象创作实践注入新的血液。

参展的五位艺术家中，吴翘璇与汪晓曙一直在高等院校任教，因而，他们的艺术创作具有较强的学院气质。这种气质保证了他们的作品没有流于市场化和商业化，有着较纯粹的学术品格，这或许也是院校艺术家普遍的精神特质——不流于时尚，不流于时俗，略带矜持和孤傲的精神特质。

唐高潮则在书法创作领域中积极耕耘。其行书以王羲之《兰亭》、《圣教》及米芾《蜀素》、《苕溪》为宗，上追晋唐诸家平和、典雅的俊逸书风，隶书则习《石门》、《曹全》，取其古拙意趣及淳厚高远之姿。

2005年，唐高潮因病始而习篆，他以狮子捉象之力，全心于《散氏盘》至今。十分有意思的是，由于多年的行书书写修养，他的《散氏盘》中竟透露出“端庄秀雅的气息”（邱才桢语），故而安详静穆，澹泊天真。

唐高潮的书法实践源于少年时代在抚州一中的办刊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份小小的报刊成了几位同窗好友尽情挥洒艺术才华的领地。多年后，唐高潮依然充满深情地回忆起那段岁月：

学校当时（文革时期，编者按）还处于无政府状态，管事的人不太多。给我们办刊小组的空间很大，只要我们乐意，就可以在学校门口搭了点雨棚的办刊栏中自定时间、自定内容出一期墙报。领导们都很开明、很放手，要用的笔墨纸张、浆糊胶水我们可以到总务处领取，用不着找领导签字审批。连队还专门给找了一间堆放了一些杂物的仓库（旧教室）作为我们的工作室，室内有一张用砖头垫脚的旧乒乓球桌作为书画案台，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挥。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我们马上办一期专刊；下厂、下乡劳动回来了，我们搜集大家接受劳动教育的心得，汇编成专刊；中央的声音说要批判谁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就办一期打倒谁的专刊。当时最缺的内容是学习书本知识的心得和交流。

……每期专刊的顶部要书写一行主题鲜明、突出的标语。正版为六张全开的白纸，上下各三张。左上第一张纸一般安排为刊头，偶尔几期为突出效果，我们故意把刊头放在中间。这个版面是整个专刊的重中之重，给它的特殊照顾是用厚重一些的纸，我们称之为“棒纸”。右下最后一张纸刊，我们要拿出近一半的版面做刊尾，并且用最醒目的文字表达这是“六连毛泽东思想宣传专刊”。其它的版面都是文字内容，一般能安排3到5篇稿件。对于版面的表现形式，我们从来没有马虎过。一般先要搞一张效果图，大家感到比较满意后再制作。至于文字的内容，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推敲过。

办刊小组的分工很明确，刘九生主要是负责协调，汪晓曙负责刊头宣传画创作，吴翘璇负责插图、题花及效果，我和晓林负责抄写文章。我们在一块经常相互“吹捧”、相互鼓励，相处得十分融洽。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同年级的五连办刊小组。进校时两个连队同时起步，他们在筹备第十期专刊时，我们的十五期已经上墙了。从内容和版面设计，五连的专刊都在我们之下。特别是由汪晓曙绘制的工农兵形象，气势磅礴，豪情激荡。用色大胆夸张，仰视中的人物挥舞的拳头与头像一般大。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绘画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吴翘璇是版面效果制作的高手，他有满脑子各式的题花、花边图案，我们抄写的文章经他的插图和题花点缀，整体效果就出来了。当然他有时也摆点“架子”，一行行、一排排波浪式的花边他一般只开头拨两笔，其余的就让其他的同学照着样画下去。

我当时的字，同学们公认写得好。宣传刊的文字书写一般都是一寸大小，标题字有巴掌这么大。我可以把儿时受训的欧体、柳体、颜体都充分地展现出来。当时还没有接触到什么行草作品，为了赶时间，尽管有的字写得草率走样，但大家都可以逐字逐句地认识。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晓曙画的刊头、翘璇画的题花等版面关键字，他们都要让我来“操刀”。（唐高潮《少年办刊的记忆》）

我们无法统计中国有多少艺术家是从类似的经历中走过来的，但它无疑是唐高潮那一辈人最珍贵的集体记忆。字里行间中，我们似乎看到一幕这样的景象——在荒唐的岁月里，一群少年正以百倍的投入，毫不荒唐地干着一件最荒唐的事情。正是这种“毫不荒唐”的精神，让他们的人生在今后大放异彩。作为一名有着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领导干部，唐高潮以艺术的方式，保持着自律与自省，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杨建林则一直没有离开抚州，他自小家境窘迫，生活艰难，生存的压力错过了不少的求学机会。当少年时代的好友相继离开故土时，杨建林选择了坚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汪晓曙推荐，杨建林有机会来到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进修，师从段輗教授学习中国画，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杨建林主攻人物创作，偶尔涉猎花鸟、山水。他八十年代的水墨人物肖像已有很强的功力，笔墨老到，有明显的浙派风格。但杨建林似乎没有把视线停留在一家一派，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风格的影响，但他的根基也一目了然，那就是速写。杨建林多年来还保持着画速写的习惯，他木炭铅笔的手感非常好，人物往往写实中略带变形，风格中糅杂了史国良、顾生岳以及黄胄诸家的特点，有些作品细读之下，还能看到席勒与克里姆特的影子。杨建林的不少水墨人物都脱胎于速写，这是七十年代习画者最可宝贵的品质，在照相机并不普及的年代，速写既是锻炼造型能力的最佳手段，也是积累创作素材的最好方式。杨建林把这种体验延续到了今天，并发展出一套笔墨样式，并自如地运用于花鸟及山水的创作。

现代水墨人物的发展与西方素描的引进密切相关，传统程式在面临当代题材时受到了考验与挑战。杨建林敢于挑战全新的领域，他以现代时装为主题的人物绘画颇显示了智慧和勇气，亮丽的设色与沉着墨块的配合十分恰当，造型的几何化感觉被强化，以虚实分割空间，以黑白组织结构，画面有较强的形式意味。

相比汪晓曙及吴翘璇等学院艺术家，杨建林艺术道路的成长更为不易。他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悟性，依靠仅有的一些资讯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缺乏更为良好的平台，但那并不是最重要的，四十年的故事不仅属于汪晓曙等光芒四射的艺术家，也属于杨建林等默默躬耕一隅的艺术家，在江西的艺术家中，杨建林以其顽强和执着，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钦佩。

五人中的李抚生，是这次展览作者中经历最丰富的艺术家，曾经因为工作的殊途，一度放下了心爱的画笔，但绘画仍在他心中常驻，只要有一点时间，他还是会经常拿起画笔，来圆他儿时的梦想。几年前，他的心灵之火被再度点燃时，瞬间便释放出涌动的激情，他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画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他在知天命之年再度重燃少年时代的理想之火，从商海的搏击回到艺术的怀抱，亦是极为感人的生动个案。

李抚生在《岁月如歌感言》一文中，坦露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他说：

2003年那个秋天，我重返知青队旧址时，独对夕阳,似乎拥抱着不尽的遐想；那一片金黄的稻谷绕着川流不息的小溪延伸到天边，消失在模糊的视野里。天上的火烧云汇成奇奇怪怪的形象在天上游动，然后解散再组成新的再奔向天边……时过多年，再回到此地时依旧是如初的一副这样的景象。听说人老来做的梦都是过去的事，我想，几千个日子像东流河水一样一去不还，而生活却一直在原点，这几千个日日夜夜来，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倏忽间我清晰地感觉到内心深处有一扇门轻轻打开，多年生活的积淀和绘画的激情再也按捺不住，想要喷薄而出，流淌在画笔之下。

只是近二十年的停顿，我空白的画笔错过了更好的系统学习专业与训练的机会，虽然想重燃梦想，却感觉在前进的路上感觉到了举步维艰，艺术的殿堂里想要再攀登一步似乎更加艰难，我有些困惑，有些踯躅……

这时朋友们送来了支持，家人不断地鼓励。2010年我终于重拾画笔，去追寻那儿时的梦。那段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各种考验，但凭着信念和意志坚持了下来。对于自己的“杂家”身世从自惭形秽，到处之泰然，我行我素；这样一来，倒比较真实，反画出了不同于别人只属于我自己的画。

人生如梦，长歌当哭。当历经“工农商学兵”的李抚生再度回到久违的画案前时，我相信，他的思绪依然如面对夕阳那般地激动。李抚生青少年时代其实受过严格的绘画基本功训练，他拥有良好的绘画感觉，凭借他的艺术才情和天赋、坚韧的性格和丰富的人生历练与生命体悟，于是，他画他的知青岁月，画他的少年同窗，画他的交警生活，其激情一旦释放，才情的喷薄也就指日可待。李抚生“归队”了，也正是李抚生的“归队”，“岁月如歌”的集结号才吹得更响。少年时代的梦想在人生几经拐弯后，又共同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因为这个原点，艺术的故事才得以被讲述、被延续。

这篇小文当然只能是关于五位作者艺术故事的简单描述，更为丰厚和鲜活的档案存在于他们记忆和生命的深处。但正如克里斯（E.Kris）和库尔茨（O.Kurz）在其名著《艺术家的传奇》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所做的是从对各个不同的艺术家的生活记载中选取那些有典型意义的轶事。我们把这些轶事中的英雄看作是典型的艺术家形象……这一观点迫使我们去扩大“艺术家轶事”一词现有的含义。……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了解的是“那些固定传记题材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轶事可以被看作是传记的原细胞。这一点对一般的传记来说显然是适用的，而对艺术家传记来说，就更显得如此，这已为历史所证实。

五位从“文革”一路走来的伙伴，他们的故事恰好构成了江西新时期艺术史的鲜活断面，也可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一个生动注脚。倘若五人的故事能因此构成他们传记的原细胞，我想，那我称其为“艺术的故事”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封治国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2013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