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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刘庆和说

日期：: 2014年10月17日 - 2014年10月29日以往展览
开幕：: 2014年10月18日 14:30
空间：: 北京画院美术馆（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2号院）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
艺术家：: 刘庆和
策展人：: 吴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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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简介

白话——刘庆和说

由北京画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共同主办，批评家吴洪亮策划的“白话——刘庆和说” 个展，将于2014年10月17日在北京画院隆重举办（开幕式定为18日下午2:30。与以往注重展览宏观场面和当代性的方式不同，刘庆和这次的作品集中展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个家庭的生存兴衰。通过100多幅精致的水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在世纪的时间长度里，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所走过的足迹，如同记忆长度的横截面，回望在裸露的鲜活面前。作品中所体察到的，表现出的，和隐喻在其中的含义，让观者感受到一个小小的家庭与动荡的社会，个人的下意识保护和集体的冲动、亢奋之间的痛楚和无奈。通过与自己父亲的对话，刘庆和试图在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上找到答案，然而，时间却把历史洗刷的痕迹模糊。所学习、积累或者养成的历史判断模式，在时间和语焉不详甚至带有过多个人情怀的描述面前，几近颠覆，轨迹越加含混不清。忽视或放大、拾起或丢弃，记忆的碎片大多储存在个人的偏执里。失落中的意外收获，有意义的人生和无意义的人生与生命延续的现实，在没有态度和立场的“白话”当中娓娓道出。刘庆和以他熟悉的连环画叙述方式，直白又不失天津人幽默的口气，道出了一个世纪里一个小人物和家庭的平常不过的故事，带给听众的却是无尽的回味并引发了关于人，生命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多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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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话”中复活

----刘庆和的展览说明

——吴洪亮

“白话---刘庆和说”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庆和老师为自己个展所起的名字。字面的意思是刘庆和在说大白话儿，我想这是句反话或者是个需要解释的“包袱”。刘庆和生于天津，好在我母亲也是天津人，因此知道刘庆和讲的“白话”不是指广东的那个方言，而应写成“白活”,读作（bai huo）。在天津的语境中有能说会道的意思！老话讲“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天津是个港口，需要更多的交流，这“卫嘴子”就特指天津人。当然也有啰嗦的意思，甚至称这类人叫“白活蛋”。熟知刘庆和老师的人当然知道他口头语言的锋芒并不亚于其笔端的魅力，譬如他这样解释“白活蛋”这三个字。“在天津很容易让人理解，就是没事瞎白活的意思，加上‘蛋’字，说明你的业务能力很强。”所以这个展览是借用刘庆和的双重 “业务能力”将绘画语言和文字语言捏在一起，试图描述大时代中艺术家刘庆和的“成长史”。其味道如同天津的煎饼果子，在简单、便捷中孕育着丰盈。

为了使这篇展览说明更具功能性，我想还是要简单梳理一下我片面理解的刘庆和的个人简历，以便成为“白话”的基础。1961年生于天津的刘庆和，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他5岁。文革结束时，他15岁。一个人的胃肠记忆、性别意识、生活习惯、语言逻辑甚至世界观在15岁时应该已经完成了。因此，这类青春的记忆不是用头脑编织的，是用身体加以标注的。“85新潮”时，20岁出头的刘庆和作为优秀分子超越了手艺人的身份（他曾就读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读本科，学习年画和连环画。我猜想弥漫在学校小操场广告牌上的现代艺术气氛和在美院U字楼里杨先让、贺友直等前辈讲述的内容，恐怕已是南辕北辙了。1989“现代艺术大展”的那年，失落枪声的回响伴着刘庆和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了，拿到了硕士学位。从在美院学习阶段的专业选择上看，刘庆和好像很没有踏上当代艺术的点儿，甚至和那些时髦的游戏有些擦肩而过。但今天看来，这样的一个学习背景恐怕对可以接上地气的刘庆和至关重要。其实刘庆和出名的速度并不慢，在我1992年考入央美时，田黎明、刘庆和、武艺，他们的作品已是学生们坊间谈论的话题。（插播一个事实，刘庆和老师以及他的太太陈淑霞老师都曾教过我，那时我们常常怀揣着兴奋的心情期待他们来到美术史系的教室，画画与爬格子比起来，是件多么开心的事情。或许因为我的画太烂，后来聊起此事，他们说完全忘记了有我这么个学生。）2007年，刘庆和的大型个展“隔岸”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作品颇佳，而且那是个展厅气氛控制得非常好的展览，至今还有人提起。此后，他的画也常常出现在国内外各重要的展览里，日渐确立了刘庆和在中国画坛的位置。2014年，年过半百的、头发开始稀疏的、知名的当代中国画艺术家刘庆和试图回望“我的前半生”时，他酝酿了一年多，画了100张不太大但与自己有关的画儿，录了20000多字的自我访谈。因为，他准备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这样一个很有中国传统意味的，有人也视为有几分“保守”的地方做一个叙事性的、上图下文的展览。展览的作品中会有形象不断变化的刘庆和自己，有他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和亲戚们，有他家50多间住满了别人的大院子，有他曾暗恋过的美女班长，当然也有他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和人……刘庆和捻动着笔管策动着他的线条及话语，使之成为注解自己生命轨迹的图示与旁白。我感觉他笔下的“人物”虽小，但很在点儿上。他试图借此来戳向那些共有的时代记忆，点疼你神经中最麻木或最希望麻木的那一根！

在以下的说明中可能要触及几个有些沉重，却需要以“白活”的心态加以描述的话题，比如叙事性、现实主义、大众、人性、性、文革、主流艺术形式的非主流表述等等。

第一点：叙事性的意味

叙事性在绘画中的价值被漠视很久了。“有意味的形式”曾是我们摆脱主题先行的武器。但是当 “有意味的形式”被过度的消费而成为“乏味的形式”时，我们恰恰开始思念那些可以被言说的画面。开始更加喜欢敦煌壁画中的经变故事，也会一遍遍被“九色鹿”的形象与情节所感动。

叙事性绘画的低端形式是连环画，也叫小儿书。不仅有相互链接的画面，还需要配以文字，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曾有幸为两位连环画大师贺友直、沈尧伊做过展览，展出过《山乡巨变》与《地球上的红飘带》，这些风行一时上图下文的形式，如今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已成为某种往昔的记忆，被怀念了。我也曾为年轻的艺术家温凌做过展览，温凌的父亲温泉源曾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儿童绘本的作者。温凌告诉我，当一天天长大，他开始不由自主地画起了原来最不屑的六格漫画，进而重新审视他父亲的作品，甚至发现那些东西滋养着他今天的创作。有趣的是，贺友直、沈尧伊是刘庆和的老师辈，刘庆和也曾请教过温泉源先生，而温凌是刘庆和的学生辈。更重要的一点，刘庆和是现已消逝的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别称年连（年画、连环画的简称）系的毕业生。这一他久违的表述方式或许将在“白话”中复活。

北京画院美术馆非常聚气的展厅，将成为一本连续张开的超尺度“小人书”，使观者走进画面，加以阅读。当然，刘庆和也要出一本精心编排的展览画册，酷似红宝书。展览的开幕式也可视为新书的发布活动。当然，我和刘庆和老师也试图在展览期间时安排一次“年连系”的聚会，缅怀一下不应被忘却的记忆。

第二点：在局限中生长的现实主义

2011年12月，我曾参加过由鲁虹和孙振华两位老师组织的第五届深圳美术馆论坛。那届论坛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作为70后出生的我，曾经对这一有些时代特色的题目颇为质疑，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还能理解，但对“80后”、“90后”恐怕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当我在刘庆和老师的画室中，翻看着那些充满着潘家园地摊上文革符号的作品时，忽然领略到局限性本身的价值，或者说那就是时代的价值。被艺术描绘的现实一定是在局限性中生长出来的，但如果能永恒，是因为其中的人性被有效地表述而凸显出其独特价值的永恒。那些最为朴素的现实主义就具有如此的力量，那是“真”的力量。

在此，我不得不说说前些日子看的赖声川、王伟忠指导的话剧《宝岛一村》。宝岛一村讲述国民党军撤退台湾后，“眷村”里几个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这是一出简单的、讲故事的话剧。一位观众看完后，在自己微博上写道：《宝岛一村》是用心咬住泪水的感动。这一评价一样可以献给北京人艺的话剧《狗儿爷涅槃》。这些记述时代片段的作品，不会生锈的原因就在于“真”和“人性”的飞扬。他们不是“假诗文”，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真“山歌”。我在刘庆和的这100幅画以及他那些文字中感到了此方面的追求。它不是我们习惯的现实主义，是真现实的个人表述。

第三点：“白活”的语言杀伤力

刘庆和有令人惊异的“白活” “大白话”的语言杀伤力。读他的文字，让我想到的是老舍的《二马》和《牛天赐传》，以及王朔的《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两万字的自我访谈，亦正亦邪，一遍遍挖心挖肺。因此有人说艺术家是对自己最恨的人，是最敢于亮出自己伤疤的人。

譬如刘庆和老师萌动的爱情。“爱情真正让我记住的，发自肺腑的都是暗恋，因为暗恋都不会成功，所以才叫暗恋。暗恋基本发生在我的年少时期，从喜欢女老师，后来发展到喜欢女同学，等到喜欢女同学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成熟了。我喜欢对我不屑的女同学，喜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女同学，发号施令的女同学，喜欢在我面前不苟言笑的女同学，总之让我有一种畏惧感的女同学是我真正暗恋的对象。”

当然生动的语言背后是思考的深度。刘庆和口述中最为深刻的部分当然是他的父亲。刘庆和说：“慢慢的我还发，懒得想和不思想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的结果是，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里程里，我爸歪打正着地选择了对他来说最好的处世方式。在他看来，活着是理所当然又不值得议论的事，过去就是本来，这种天然的生存和疗伤能力让他这辈子成了一个有福之人。与他相比，我的舅舅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境遇了。”刘庆和父亲的“懦弱”成为了一种智慧，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使家庭的小舟得以不被倾覆。而那些好像的坚强与机敏，恰恰早早折在了路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子的这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会被一遍遍被简单的引用，因为它好用，而且牙的寿命一定比不过舌头那么长。记得有人说过面对问题有三种处理方式：一，解决它；二，搁置它；三，不认为它是个问题。刘庆和的父亲做出了最自然的选择，因为命运无所谓对错。

第四点：搅拌在时间记忆中的画作

下面不得不说说刘庆和那些搅拌在时间记忆中的画作。刘庆和的画是城里人的画，有城里人的线条和颜色，这种风格与中国画原有的、与生俱来的乡土气息是有疏离感的。这是刘庆和的特点，也是他被小小质疑的原因。还想再提一下天津，这个曾经骄傲的、发达的港口城市。在我的记忆中，天津上世纪70年代比北京时髦多了，有满街的霓虹灯，有起士林的冰淇淋，有街道两旁挺胸站立的洋楼儿。因此，我们多少在刘庆和的作品中看到些“洋范儿”，可称之为“小资”但又不同于今天的“小清新”，因为这种气氛很像罗马柱的那些卷花柱头，很烂漫但不轻飘。

作为一个合格的展览说明，应有一个简短些的非“白活”的版本。因此，总结如下：时代的纹身早已不仅渗入了刘庆和的肌肤甚至刻在了他的骨头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红灯记、红宝书、红领巾，红色娘子军，热烈而又性感，我猜想刘庆和拿起笔这些“东东”就会自己跳出来，根本无需算计。但他那些人物，没有眼珠，空洞一般的眸子，是对时代的再描述与再探求。历史片段性的价值就是其价值的特殊性，这些边缘的集体意识混杂着都市生活、全球化、水墨、当代艺术，被置入思考的锅中煮沸、晾凉，再看看是否合口味。一个人年轻，有火气，叫滋毛炸刺；一个人成熟，有分寸，叫圆滑。成功而不圆滑叫有赤子之心。刘庆和试图保留、搜寻、抓住他艺术中的这点“赤子之心”，哪怕已经有了包浆。

最后，期待着一个用心说“白话”的展览，一本“白活”的有内容的书，可以留在你浅浅的记忆里。

2014年9月26日完稿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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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我和我的老爸

如果按照我以往的展览方式，一定是先完成了作品，再给这些作品找个地儿，再沿着这些作品的思路靠在一个当代的意味里顺便起个名，这次不是。

1983年，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系，我坐在美院的阶梯教室里看着眼前的考题：请写出一个故事并且编辑成不少于六幅的连环画脚本，画出六幅连环画的完整构图并完成一幅连环画创作。我编了一个“三中全会”后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故事，主人公是我的舅舅，其情节疑似套用小说《邦斯舅舅》。我的连环画情结，喜欢带有注脚的人生由此开始。

很久了，一直想和我的爸爸聊聊。和他聊点什么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会揣摩你想知道什么，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思路讲，讲的什么他也不在意，只是讲的让我觉得没意思，没意思到跟没讲一样，所以就越是想听下去。在这方面我一点也不像我爸爸，因为我本来就是个“白话蛋”。“白话”这两个字在天津很容易让人理解，就是没话找话瞎侃的意思，白话后面加上“蛋”字，说明你的“白话”能力过硬。白话，一定要用天津话讲，早年我来北京求学刚回到天津时和我爸实习普通话，那难受场景一下子让爷俩儿关系远了。

我爸今天88岁了，他老人家1927年生人，应该是民国的十六年吧。在我的印象里，我爸就从没有完整地叙述过一件事，或者郑重地阐述过一段评论。在他时而的絮叨里不断重复的关键词无外乎：政府、号召、人家、上面、听着、等着、看吧等等。我开始以为他是不想说给我什么，后来明白他就不是一个没话找话的人。

慢慢的我还发觉,懒得想和不思想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的结果是，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里程里，我爸歪打正着地选择了对他来说最好的处世方式。在他看来，活着是理所当然又不值得议论的事，过去就是本来，这种天然的生存和疗伤能力让他这辈子成了一个有福之人。

与他相比，我的舅舅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境遇了。文革期间，姥姥、姥爷那边情况很糟糕，因为会一些俄语（我从来没听他亲口说过），舅舅被打成了苏联特务，一家人被遣送到内蒙古集宁市。我的表哥因为说错了一些话，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十多年，后来没到刑满就释放出来了。其实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也说不上是上级组织，仅仅是身边的同事、朋友、战友等，昨晚一起喝酒吹牛转天有人觉悟了向上级汇报后就有人找来了。舅舅成了阶级敌人，这在我们的家引起了不小的动荡，那时的我年幼无知，疑惑地看着家里人一张张哭丧的脸。我爸在评论这件事的始末时就俩个字：话多。话多，是我舅舅的毛病。喜欢评论别人和别人的事，结果自己的事情给弄乱了。

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前苏联撤走了专家和资金等，这些看得到的和知道的原因让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就在这个倒霉的时候我出生了。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能填饱肚子是每天的大事。营养不良也给我日后参军体检不合格留下了隐患。我的社会关系就是奶奶和姥姥、姥爷两家。这两大家子人的称谓让我记得很累，尤其是在填写出身登记表时。

我的家族住在天津市河东区一个名叫沈庄子的地方，是个有50间房子组成的宅院，宅院四周是胡同，胡同以外多是些简陋的房屋，这让我的家显得有些孤立。我自己的家就是在这个宅院的最南端，算是这座老房子的“门脸”，门口有石头砌的高台阶，铁门很重很厚，要用很大的气力才能打开，开关的声音动静很大。门的两边有两个石狮子模样的东西，但已经形象破碎了。开始时破碎的边角还划人，后来就慢慢没了棱角，谁砸碎了它们不知道，反正不是我们自己砸的。我喜欢坐在台阶上的破碎的狮子底座上面，看着台阶下面过往的行人，将近一米高的落差，让我觉得有点居高临下。我差不多每天都在门墩上坐着，心情不错地看着我的家人出出进进，一点一点，我知道了这个家的所有人，也知道了怎么称呼他们。这样的心情时好时坏，因为在我上学之后开始填写出身登记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和同学们有所不同，我羡慕别人在家庭出身的一栏里填写着工人或农民，而我不得不填“店员和医生”，这让我觉得很丢人。我爸爸的工作单位是一家棉布店，名字叫“朝阳棉布店”，在天津南市一带。我妈妈的工作单位是天津人民医院，现在的肿瘤医院，在天津和平区一带。因为大人们忙，没人搭理，我倒是自由自在地长大。我很爱上学，希望在学校里结识朋友，后来发觉自己不是太合群。

据说，我的爷爷在我爸爸七岁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个大宅院都是他老人家创业来的，宅子的南面是店面，叫做“庆大粮栈”，解放了，买卖也就完了。每当我问我爸爸，爷爷长什么样的时候，总是得不到满意的回答，据家里人说我长的很像我爷爷。

去年年底的“向阳花”个展之后，我发觉自己添了个毛病，总是回头张望，回望着过去，是觉得没有什么将来。走回到我幼时成长的路上，看着鲜活的亲情友情，有时庆幸也有时难过。好在我的生活状态可以时不时地懒惰，有胡思乱想的张望时间和理由。扭着头看，不远处灰腾腾，黄色的雾霾当中隐隐约约看到自己幼时的景象。这些想法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地堆积在那里，会被冷不丁冒出的线索串联起来，断想就成了横截面，也就成了如今的百幅画面。我甚至头一次漫无目标地工作在自然状态之下，逐渐逐渐心愿成为期待，那是我要把多年来形成的所谓历史观和史料常识，放到亲历的人面前，满以为我爸可以为我答疑解惑。至今，我能熟练的背出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斗争对象是谁，牢记着每一次都是危难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挽救了党，革命取得了胜利。我的历史观和知识基础打的牢固，不期遇上了时间这本糊涂帐，时间似乎证明了历史是不牢靠的，取证是个艰难费力又无意义的事情，这些都是我爸给我带来的意外感受。我一直坚信，没有斗争和仇恨的历史是乏味而不真实的，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我早已形成的历史观。

成长的烦恼和快乐是因为有“仇”也有“恨”，阶级仇、民族恨，不忘过去苦，牢记阶级仇是那时经常叫喊的口号。我有时觉得自己是可恨的阶级，有时又觉得自己是可爱的阶级，我，就活在这两者之间。从家里人的目光里反射出来的情绪看，我知道自己起码应属于小心翼翼的阶级，至少没那么可恨。所以从小到大，我习惯了看别人眼色，没能坦然地走在革命群众中间，跟我的爸爸、妈妈等家人一样。

我爸爸在一个棉布店里当个业务领导，妈妈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这应该是比较好的职业，但也是起早贪黑。在一个大的家庭里边，我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五口人组成一个家庭。大的家庭是由我爷爷的五个子女组成的。我奶奶是我爷爷的第三个老婆，也就是小老婆，在大的家庭里边地位卑微，所以我的家很边缘。大奶奶和二奶奶没有任何印象，记忆里在家里真正主事的是我的大娘，也就是我大爷的老婆，我爷爷的大儿媳妇，她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比我爸爸还大十岁。那是一个和蔼又威严，谁都骗不得的胖老太太。据说大娘最有范儿的事是日本人来到我家后朝着供奉的佛像参拜，我大娘就坐在那里愣是没起身站起来，不知道当时的她是不想站起来还是因为站不起来，这都是别人说的，我也没从她那里得到考证，但是家里人都怕她，这是真的。印象最深的是每到过年时候，她在一叠新票子里面抽出一张张两毛钱的 “毛票”分发给我们，我一直记得。

我奶奶活到六十几岁就死了，那时的我十岁左右。印象中奶奶和爸爸很像，好像也没听她叙述过什么，只是经常地笑。她有个重要的身份是我在填写加入共青团申请表的时候才知道的。奶奶是解放初期会道门“一贯道”的坛主，据说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大陆的一个反动组织，因为在这个大家族里的身份最高，奶奶糊里糊涂地入了这个组织，据说当年严打，差点被政府镇压了。奶奶的身份使得我整个的家蒙上了重重的阴影，爸爸不能入党，我们姐弟三人不能入团，等到我入团的时候是因为多次些检讨与她划清了界限，我恨她，恨得很复杂，因为不知道怎么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地主、资本家都是不劳而获、好吃懒做、剥削、欺诈劳苦人民的。爷爷家和姥姥家的身份让我的小家很沉重，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爸，当年咱家开粮店是大斗进，小斗出地剥削劳动人民吗？我爸爸竟然没回答我，我当时就觉得，不回答说明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属于什么阶级，我喜欢的无产阶级中好像没有我，仇恨的资产阶级对象好像就是一套空房子。怎么划清界限，怎样与敌斗争？我这个疑惑、警觉又要求上进的少年。

我是抱着强烈的想证明什么的愿望来跟我88岁的老父亲交谈的，和他年轻时一样，他的话还是断断续续，但他能描述鲜活的画面，具体到细小的枝节，让我觉得那段历史似近非远甚至恍若昨日。我说“爸，您这辈子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事啊？”“事儿啊，那还是闹土匪和闹大水(发大水)”。他说“发大水是这样，听到远处有声音来了，那声音老大的，老远的声音就来了，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跑到院子里边开始把所有跟外面街道相通的沟、眼儿全拿东西堵，好让水别进来。水开始是一点一点地往院子里渗，不过，很快，水，哗——全流进来，一直长到了一米多，好在咱家地势高，那“三级跳”（地势很低的房屋）不就死人了么。没处逃啊，水里有活鱼水上漂着死人，有专门赊粥的地方”。再有就是闹土匪，土匪主要是有目的地劫杀有钱人。爸爸在形容的时候，表情还能带着恐惧的样子，但好像还是与己无关。他跟我说“那时候咱家已经穷了，土匪明白，一看你不算有钱，算了”。除了这两件让他有印象的事情，我再问其他，比如解放后我奶奶的事情，比如自家财产充公，比如文革期间被批斗，舅舅一家等等，好像老人一下子失忆无语了——。所谓公私合营，就是私人财产变为国有，变为国有之后，资本家可以选择一个代表进入到国有企业里做“资方代理人”。我爸爸就是这么个人，能拿到可观的工资让他这辈子都有幸福感。我问他财产没收是什么感觉的？他说“那当然得给了，政府要嘛，都给政府啊，所有人都一样，大家都有吃的。”对于后来没有吃的的事，我爸没提。

能感觉出来，那后面的事情我爸还是不愿意提及。不想提及的原因大概是我爸至今也没认同政府分配给他的阶级成分，他觉得自己着实不能算作资本家的狗崽子，但也就这样着过来了。此时此刻我和我爸交谈的地方是他现在住着的一间三十平米的小屋，妈妈去世后，搬了几次家，留下他一个人由姐姐照顾。回忆中的那五十间房有我爷爷的后人们住着，也有很多被别人占着，拆迁后没了下落和眼前老爸居住环境的落差，我还是有些郁闷和疑惑。我爸，他依然是没有态度，慢慢地看着我，甚至有些厌烦，“干嘛想起介些事儿”？他没有哀叹，没有痛苦，没有仇和怨，他只是觉得就该这样啊。他很满意眼前的生活，在他断断续续的描述里，甚至能流露出对曾经的仇人产生出的一种敬意，这让我最难理解。

其实，我已经意识到我还是应该感激我的父亲。长大成人，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我是安全的，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是因为父亲没有抗争的力量和没有态度的生活方式，构建了我们这样一个既窝囊又安全的家庭，虽然这不是我喜欢的家庭。我喜欢跌宕的家庭生活，我好在斗争中茁壮成长。只是在这样一个窝囊、老实的家庭里，除了安全感以外，其他我什么都没得到，而我得到的，这些年来自己竟浑然不知。

我的眼前出现了两个老人，这两个老人分别是两个家庭的支撑，那就是没有态度的父亲和有态度的舅舅，在面对那个时代的时候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或者说是效果。有文化、有态度的舅舅喜欢表明态度发表个人见解，这样也给他带来了大祸。没有态度的父亲对任何事情不做评判，不生气，不苟言笑，总是端坐在那儿，听着广播里边革命的声音，做着密密麻麻的心得笔记。他从来没给我讲过人生的道理，如何待人如何走向社会，甚至如何保护自己。只是他这种没有态度的态度，没有态度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我们，让我们无知觉地平安地过着。

跟我的老父亲聊天是一件好笑又郁闷的事，每次聊天会给你心里增加了无法言状的压力和憋屈。我一直想找茬和他有一次争论，以不孝的口气与他理论，来匡正或摆顺我们俩关于那段历史的态度，我发觉基本是徒劳。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才能让我的父亲感动，更多的是在他身上看到了懦弱、后退、谨慎、小心，特别害怕得罪人的样子。父亲是爱我们的，这一点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很难一眼看出来，他的爱不是那种经历过之后的包容，那种居高临下的爱。他的爱显得迟钝、缓慢，甚至自己是无知觉的，他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来保护着他应该保护的亲人，相反，他以一种不作为的方式，真正适应了那个年代。我们所看到的正面的东西不是追求来的，也许才真正有意义，在这个队伍当中，只希望比别人好一点就可以了，因为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有比你过得更差的人，比你更差的人表达出来的痛苦，正印证着你的快乐。

把这样一个时代翻腾过来，我们能得到什么？这不光是我爸在问，其实我自己也在问。记忆的形象碎片散落到各个角落，已经无影无踪了，但是精神还在那里。作为一个站在这些历史事件的小尾巴上的见证人，我依然心存胆战，甚至疑虑和忧患，那就是在运动中，敢于作为或者有着思考的人，在扮演着明明是别人安排的却自以为是的角色。快感无论是落实到别人身上还是自己身上，它依然是快感，只是角度不同，反过来，痛苦亦是如此。

回望以前，经历的一些被支解琐碎的画面还没有分类，没有归属感地在远远的昏暗天空中飘浮着，难以落定。不想给它结论，是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定论之后，事情所产生的缘由反而就模糊了。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偏见。有了资格往回看，不等于可以找到答案，这次又是我爸重重教训了我。真实就是捧到眼前也不足为信，绝对真实就更不存在了。

父亲老了，时事沧桑却心如止水。年轻时脸上的棱角变得越来越柔和，脸上更多时候呈现的是笑，显得越发灿烂。善意堆积身上，足以掩盖他所经历的苦和难，怨和仇自然淡化。父亲善意地看着自己的子女，善意的看着周围，只是每日里操心的，还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风干物燥，小心火烛”类的关灯和关门，好像与外界只要有了隔断，就是他最安心的屏障。今天的笑也许是一种时代的转化，看似他早已经迎来了所谓新时代，但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从那种氛围里走出，笑，或说是自然环境里的保护色。有相当多的时间放在我爸那浪费，他根本不在意时光流逝，也不珍惜此时此刻，他留心离自己很远的事情，对周围却没什么反应，这些可能都是父亲近九十高寿依然健硕的缘故。

当100件作品即将完成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回望的就是上个世纪70-80年之间的这十年。这十年于我个人正是成长的十年，于中国社会则是跌宕起伏最剧烈的时代。这当中的无数次政治运动，把人和人之间都变得警觉，人对物变得占有和贪婪。

我不算是个健全的人，行动起来迟缓失调，思维起来经常跑偏，很难在一条线索上往纵深里边探究，被表面的浮现在眼前的一些假象左右，拽到了一些漫无目标的，离开初衷的轨迹上闲逛。以绘画加文字描述，这样一个看似过时的方式来强调我现时的心性，无非是想在顺生的路上找到合适自己滋养自己的道理。期待在老爸那里得到证明结果无功而返，这其实也意料之中的。而意外惊讶的却是，积极进取的意义人生和老爸那样的所谓无意义的人生，对于人的一生来说竟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深深触动我的地方。

当我们把历史当作课程来学习的时候，出发点就错了；我们把文学作为语文来学习的时候，出发点就错了；把外语作为语法来学习的时候，出发点又错了；把绘画当做一种技术来学习的时候，出发点还是错的。同样，当我们把人生当作意义追求的时候，人生也该是错的吧。那么，我们偶或走到没有态度的态度上和没有意义的人生道路上，且看生命的本体，力量反而强大了。

2014年9月刘庆和写于北京环铁艺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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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和简历

1961 出生于天津．

1981 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

1987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 连环画专业

1989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硕士学位。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水墨人物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画院研究员。

个展

2014年 “白话——刘庆和说”，北京画院美术馆北京, 中国

"悦色"——刘庆和个展，天大美术馆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