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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30
6月28日,Yoeri的展览“转世”将在激发研究所的项目空间开幕。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圆明园似乎靠中学历史课本里的西洋楼废墟照片就足以总结了。关于圆明园的绝大部分知识被冰封在“屈辱”和“反抗屈辱”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里。在被焚烧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圆明园被农民,小偷,集体生产合作社,甚至大学,政府机关们破坏的历史则几乎完全被息声。
80年代末,伴随着一场发生在考古学家,政府官员,房地产商,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等人中“是否修复圆明园”的大讨论,圆明园被正式钦定为“遗址”,叠加了废墟的教育功能和公园的娱乐功能,致力于为每个游客奉上一堂富有情感,审美和道德价值的爱国主义历史课- “遗址”是直到现代才有的文化概念在这之前,那里只是一片荒地而已。
大部分游客很少意识到圆明园是一处精致的“布景”.Yoeri Guepin在一次偶然的探访中,他注意到大水法中一条石柱和基石明显错位,这错位引发了一系列他对这种动作的想象 - 是谁摆放了基石和石柱?谁布置了这个场景?更广泛地说,西方的形象是怎么迁移,转译和再次使用的?
西洋楼“大水法”最早的草图来自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洋画,在圆明园的最鼎盛时期,由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仅仅占整个圆明园的2%,剩余98%都是传统古典园林,现在大水法却成为圆明园首当其冲的标志同样的动作也发生在中国的美术教育里80年代以来,写实绘画的基础训练模式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步产生了变化:。更多西方经典雕塑取代了工农兵的雕塑形象成为教具。在知晓宗教故事背景之前,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就已经成为了一代代年轻美术学生反复习练的模特。
在六个月的驻留中,Yoeri选择了北京一东一西两个地点,圆明园和央美美术馆,开展研究和创作。通过仔细考察西方经典形象在中国的空心化,板结和再被激活的过程,他也希望能探寻到中国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进程是如何与此过程回应的。
关于艺术家
YoeriGuépin1987年出生于荷兰,他的工作强调研究,往往涉及知识生产中的历史轨迹,如考古学,人类学或物的历史书写。通过收集和转译物件,人工制品和故事,对它们的挪用和重新演绎,旨在展示这些系统中的支配结构,以及知识是如何通过象征性物被表现的。他的实践核心是收集人类学/考古博物馆的收藏品作为知识生产的现场和对殖民主义的历史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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