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重庆有亚洲最复杂的立交桥，有人潮汹涌的洪崖洞，也有占领一座山头的火锅店……无数个打卡点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成就了这座新晋网红城市。但这座码头文化城市的经济和文化艺术，就像它的地貌一样落差悬殊。张晓刚曾用“沸腾的文化废墟之城”来形容重庆。重庆的当代艺术生态远不如它的景观那般魔幻。我们听到最多的声音是：重庆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当代艺术生态，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是围绕四川美术学院展开。川美就像一座孤岛，几乎不与本地发生关系，没有产生闭环。

就是在这样一座孤岛，为中国当代艺术“输出”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老一辈“川军”书写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呼应了那个以“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为思潮的80年代，以一种“觉醒”的姿态和“表达欲”创造了罕见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直至今天，也很难想到比罗中立笔下的《父亲》更深入人心的画面了。前辈的光环，后浪的澎湃，历史的接力从未断裂。50、60后艺术家是全程的在场参与者，他们完整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从沉寂到喧嚣的过程。但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群体面貌在2000年之后逐渐模糊，“川军”的标签也在当代艺术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被漂洗得渐趋“泛白”。原本西南地域视角的“偏狭”与独特，也不再具有原始张力，川美终究不是“坐拥西南”，而只是“重庆一隅”。

因为这座八十一年历史的美术院校，重庆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上绕不开的一座城。但与艺术家积极参与到中国当代艺术进程形成反差的是其它环节的薄弱——不成气候的艺术区、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画廊、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零星的几座美术馆……按照高瑀的说法就是学院之外的“野生艺术生态”极其微弱。这也无意中成为我们此行考察的一条隐形线索——学院内外。但在重庆，它们的泾渭并不分明。

无论是2008年之前的老校区黄桷坪，还是2008年之后的虎溪新校区，四川美院始终是一个磁场。

 

1950年就将校址设在黄桷坪的四川美术学院，在千禧年之后也没躲过城市大规模改建带来的搬迁命运。2005年开始，它逐渐向大学城虎溪校区迁移。2008年，随着川美附中和成人教育学院的停办，黄桷坪时代的川美也正式划上句号。

校园的转场，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同时放下了老校区情结。
韦嘉曾经就是一位绝对的“黄桷坪主义者”。1990-1995年，他在黄桷坪度过了附中5年的美好时光，那是他成长经历中最重要的阶段。今天再次回想起当年留着长发、穿着铆钉皮衣在校园里晃悠的画面时，他仍然兴奋不已。1999年从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韦嘉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他最爱的重庆。他喜欢黄桷坪的自由，对这里的惬意生活充满了留恋。

韦嘉自然也成了黄桷坪最后的坚守者之一，但他所在的版画系却是新校区最早的“拓荒者”。他曾在2005-2015十年间，每天开车七八十公里往返于新老校区。直到某天清晨遭遇了一次有惊无险——因为大雾差点撞车。他才意识到不能再跑了。另一个让韦嘉做出离开决定的重要原因是“黄桷坪充满了死亡气息，没有了一点生机。全是老人和补习班，偶尔有些零零散散的年轻人。老附中人连缅怀自己母校的地方都没了。” 2015年12月，韦嘉彻底搬离了黄桷坪，工作室也从坦克仓库搬到了虎溪公社。

火力发电厂高耸的烟囱还在，坎下豆花、胡记蹄花的味道没怎么变，街道两旁涂鸦墙的色彩也依旧艳丽，交通茶馆还是那几张包浆的四方桌，陈安健照样在心无旁骛地画画，似乎永远都不会被来来往往的茶客打扰……这些，都早已成了老川美人的怀旧之地，节假日游客们的热门去处。
有人彻底告别了黄桷坪，但老校区内外还存留着一片坚守的阵地：坦克库当代艺术中心，501、102等艺术基地。

 

如果说老校区的搬迁意味着黄桷坪艺术氛围衰减的开始，那在新老校区交替期创立的坦克库则仿佛是试图延缓这种衰落。
那辆标志性的苏式T105坦克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迟暮英雄见证着坦克库当代艺术中心的起起落落。2000年底，四川美院斥资750万元从兵工厂买下了坦克仓库；2001年，仓库部分改造成教学空间，供雕塑系泥塑等课程教学使用；2004年夏，“重庆坦克库当代艺术中心”正式成立；2005年初开始推出青年艺术家工作室和常驻艺术家工作室计划；2006年，“坦克仓库艺术中心”更名为“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透露出着力使当代艺术与重庆发生关系的愿景。

坦克库的创建承载了前院长罗中立那代人的理想——试图打破学院在教学体制上某些僵化的传统模式，建构起一种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新型模式，以此来促进学院教学的改革，搭建一座学院与社会沟通的桥梁，让教学适应当代社会和艺术的发展。坦克库的存在，是川美试图跳出学院局限的一次重要尝试。
曾经深度参与坦克库运营策划的俞可谈到这个由川美独立运营，衍生于艺术学院的体制之内的非营利性艺术实验飞地时曾说：“坦克库的生存模式在当时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意味着没有可供借鉴的模式。”2006年开始，坦克库围绕“实验的艺术空间”、“驻留艺术家”和“互动的艺术平台”三个艺术项目积极拓展，以展览、学术沙龙、跨学科艺术实验等形式搭建起西南的重要艺术现场。汪建伟、方力钧等艺术家都先后在这里举办过个展。川美也希望借坦克库影响力的扩大，试图留住他们培养的一批又一批人才。

当年创建者们的梦想是要“把这块曾经用于备战的土地改造成没有火药味的艺术战场！” 坦克库的辉煌留在了过去，刻有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等艺术家驻留工作室的铭牌依稀残存着当年热闹的痕迹，与它今天的落寞清冷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混合了太多理想主义成分的艺术基地，随着新校区的落成，师生的逐步搬离，只剩下两排年久失修的仓库和留守在这里的“老革命”。
陈卫闽和陈安健两位“78级”同窗是为数不多还坚守在这里的艺术家，其他更多是研究生。陈卫闽在2019年正式退休。因为家就安在黄桷坪校区，画室现在成了他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地点。他在坦克仓库有两间门对门的工作室，小的那间用来做展厅，大的那间用来画画。

陈卫闽是福建人，但一口流利的重庆话早已没有了闽南口音。1959年出生的陈卫闽自称“老同志”，对时光的流逝感慨万千：“有时候在操场上遛弯碰到陈安健，两个光头四目相对，仿佛考进学校长发飘飘的青春年代还是昨天”。当过知青、经历过文革的陈卫闽说自己虽然创作随性、散漫，没什么固定线索，但依然有历史的包袱。他对媒体的采访不大适应，当我们提出有关学院教育、重庆艺术生态等略宏观的问题时，他一概委婉地拒绝了。
离开陈卫闽工作室的时候，天色渐暗，洒在走廊里的夕阳更加深了墙上那道裂痕。南方的潮湿加速了建筑的颓败，原本前年计划要重新改造的坦克库，因为疫情延误的进度，到今天也还没有动工。

 

另一个透着破败气息的是与川美黄桷坪校区正门一街之隔的501艺术基地。这座由上世纪60年代的仓库改造而成的艺术区，与坦克库几乎同时期创立，集中了大约六七十个工作室，既有艺术家也有设计公司。网络上的官方信息显示，501当年的野心是要打造成“具有国际化色彩的‘Soho式艺术区’”。
 
眼前的501却透着冷清的气息。但这里却有我们此行非去不可的理由——15年历史的非营利艺术机构器·Haus空间（以下简写为器空间）。它由艺术家杨述创办，也是我们此次考察中被频繁提及的空间。高瑀说杨述几乎是重庆当代艺术的一道微光，凭一己之力在推动当地的艺术生态；童文敏说器空间是重庆当代艺术的一点小火花，虽然它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只是一个起点或者中转站，但是如果没有这点小火花，可能都没有理由在重庆待下去。

从2006年创立时开始，器空间的面貌就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粗糙的展厅，简陋的办公室，古老的台式电脑，杨述自己刷的餐厅绿墙……但硬件上的落后丝毫没有降低艺术家们来这里做展览的热情，摊开器空间的履历——梁硕、双飞小组、杨圆圆、童文敏、厉槟源等许多优秀的年轻艺术家都在这里实施过他们的想法。甚至杨圆圆的第一次个展就是在器空间，这里成了她事业的起点。

杨述最初的想法就是以“规模小，花钱少”来打持久战。他后来找到倪昆做搭档，一起运营这个实验性替代空间。除了国内艺术家项目外，国际驻留也是器空间的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疫情之前，每年都会有20多位国际艺术家来这里驻留，他们大多来自德国。同时，器空间也会带着本地艺术家积极地去参加瑞士、日本等国外的艺术活动。
 
因为经费有限，杨述把自己在器空间附近的一套房子提供给前来驻留的艺术家住，再加上2017年李占洋赞助的一套房子，住宿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我就是心里比较崇敬他，但是我没有杨述那么大的魄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公益心，”李占洋说。但他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他所认可的民间个人行为。

即使放在全国来看，15年历史的器空间都是一家老资历的非营利艺术机构。但它的影响力却非常有限——内容得不到延展，很少有外面的人来看。对于杨述来说，这个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平台，是自己工作的一个参照。“你必须要像一个要发光的什么物体，”杨述轻描淡写地说道。“重庆比较日常化，地域性又很强，本地化带来的问题，一个是资源匮乏，另一个是思想僵化。这个城市不需要艺术，但我们自己需要”。

2018年，杨述放弃了30年的教师身份，辞掉了川美油画系的工作，理由是“不好玩了”。他想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创作和空间的运营上。最近收到的好消息是，因为黄桷坪即将要重新开发的缘故，器空间连房租都免去了。这里不仅不会被拆，门口还要架起轻轨。

2007年10月，位于四川美院黄桷坪校内的重庆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黄漂’漂进美术馆”的群展。也是那年，距离黄桷坪校区往北约1公里处，有一片原属于港务集团的资产改造成了艺术家工作室，新的一群“黄漂”开始在这个名为“102艺术基地”聚集。目前大约有40多位艺术家，郝朗、礼义、谢冰鑫、郝建涛、林肇乐、李毓明、陈占先等人的工作室都在这里。他们大多是80后，曾在黄桷坪校区上过学，他们留下来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对这片区域更熟悉，生活创作更便利。

不像北京、上海等地的工作室按一天一平米的价格来收取房租，102艺术基地是以月来计算的，一平方米大约在18元-28元左右。如此之外，他们还能额外获得政府补助，条件是配合园区做一些展览。
 
这个背靠国企的平台扶持艺术的积极举动，一方面将许多年轻艺术家的生活成本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他们创作环境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园区面临的尴尬却是：早期有人抢占先机租下了工作室，经过市场震荡之后，许多人并没有继续创作。他们一边拿着补贴，一边将工作室转手租给别人，当二房东挣一笔差价。导致后来真正需要工作室的年轻毕业生很难进入，或者需要更高的成本才能留下来。

为了杜绝这一现象的恶化，郝建涛、林肇乐、李毓明、陈占先等艺术家曾自发成立了一个类似于“艺委会”的组织，对希望进驻102的艺术家进行筛选。但最终也未能形成有效机制，甚至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后来这个组织也逐渐变得松散。原本希望园区越来越好的氛围反而变得更差。“现在不温不火的状态对艺术区来说反而是好事，大家该坚持的还是会坚持，” 林肇乐说。
 
而对持续在102艺术基地创作的艺术家来说，尽管房租在他们的日常开销中的比重不算太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就高枕无忧，完全能靠销售作品解决生存问题的人并不多。所以他们依然非常渴望获得外界的关注，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展览机会。郝朗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位，2007年本科一毕业就跟玉兰堂合作，职业道路走得相对顺利，几乎没遇到过太大的生存压力。但大多数人还需要靠其它的兼职来维持生计，在培训班代课，或者接一些商业项目。我们当天走访了近十个艺术家工作室，几乎都是以架上绘画为主。

外界的宽松环境，为艺术家们的生存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也无意中制造了优胜劣汰的困局，延缓了自然淘汰的过程。高瑀说前几年艺术家数量更多，现在留下来的，已经是萧条过的结果了。“抱团的坏处是不容易跳出来看自己和别人。有时候真的会让你坚持下去，但是坚持下去不见得就是好的。人都会给自己加戏，人凑在一起之后的戏更足，更容易产生误判。甚至会形成一种精神蛊惑，” 高瑀犀利地指出问题的核心。

对于102艺术基地的大部分艺术家来说，“聚落”效应能为他们带来信息资源上的互通。但对于同样生活在黄桷坪的童文敏来说，更需要的是独处。我们和童文敏的见面地点是在交通茶馆。就在前一天，“一条”刚刚推送了她的报道。这位在重庆艺术圈里本就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又因此“火”了一把。

 

1989年出生的童文敏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确切地说是黄桷坪人。她小学时就随父母搬来了黄桷坪，中学就读于这里的铁路中学，大学进入川美油画系。2012年毕业后又回到黄桷坪，租下了工作兼居住的房子。那也是她真正开始学习“行为艺术”的开始——返回学校蹭了现代舞课程和周斌开设的行为课，陆续参加了国内外的行为艺术节，同时也在重庆一家地产公司旗下的艺术机构兼职做些“打杂”的事，很好地平衡了她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三年的工作经历，恰恰呼应了她今年开始做的与未来城市想象有关的“废墟”项目，通过艺术的角度重新审视她与重庆这座城市的关系。

 

 

从事行为创作的童文敏并不觉得自己多另类，她说自己不过是把创作穿插在自己的生活里。她甚至不喜欢用“坚持”来形容，“这听起来很痛苦，其实我很开心”。但童文敏很少与当地的同龄艺术家朋友交流，时常还是觉得孤独。“但是你要习惯这一点，尤其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必须自己憋着，憋到最后自己做选择。” 
对于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来说，童文敏无疑是幸运的。2015年、2017年她分别获得了“明天当代雕塑奖”和第八届新星星艺术奖一等奖，紧接着又获得2018年华宇青年奖的评委会大奖。凭借奖金支撑了她那几年的创作。在杨述看来，童文敏跟重庆大部分有惰性、不愿意往外跑的艺术家不一样，她一直在积极主动地去参加活动。在重庆，除了自己主动走出去，没有人会推着你往外走。童文敏最近总被问到有没有去北京或上海的计划。她很肯定地说，从没想过要离开这个她最熟悉、有朋友可以随时帮忙、生活成本也很低的城市。“我是个脆弱的人，不能去压力太大的地方。”

 

黄桷坪街道周边的老旧小区在拆除或改建，新的配套休闲住宅正蓄势待发拔地而起。居民楼外墙的涂鸦又被川美艺术家们创造的著名图像覆盖，记忆的底片再次被翻了出来，反复告诉来到这里的人，黄桷坪辉煌的过往。
在不久后的城市规划里，这座荒废已久的九龙发电厂将要改造成一座艺术公园，而它所在的九龙坡区则要打造成以文化和艺术作为核心支柱产业的九龙半岛。黄桷坪，会再次迎来春天吗？ 

 

距离黄桷坪约40公里的虎溪校区，仿佛是另一座城市。经过十多年的磨合，1000亩的校园与周边生态重构了一种新的人文面貌。

 

这里有坦克库的升级版——占地5万多平米的红砖建筑“虎溪公社”。它以超低的租金为教师提供创作的空间。从最初每年3万多元减到现在不到1万元一年，据说五年之内还要降到每月5元1平米。除了工作室外，坦克库的驻留计划、展览等功能也“复制”到了这里。
 
因为极具诱惑力的租金价格，所以即使有357个看起来数量可观的工作室，也仅能满足部分在编教师和驻留的需求，更多年轻人将工作室安置在了离虎溪校区约10公里远的虎峰山的农民房子里，一年大约一两万的租金。继“黄漂”之后，一群“虎漂” 又陆续出现。即便如此，他们同样也无法避免城市开发带来的拆迁问题。不过他们调侃说，跟北京比，哪里都是稳定的。

2015年，韦嘉的工作室从黄桷坪搬到了虎溪公社，两百平米左右的空间勉强够用。考虑到创作和工作的便捷，他没去校外找工作室。“教龄”已逾20年的韦嘉始终很享受教学，尤其是给那些处在思维转换重要阶段的低年级学生上课。随着2016年出任四川美院版画系系主任，他的课时相应地减少了些。但他仍然尽量将自己的课程安排到最多，也鼓励年轻老师多跟学生深入交流。最近几年，韦嘉又拾起了自己的专业——做了一些版画，尝试在多层板上直接画画。画画之余，他还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

谈及重庆的当代艺术，韦嘉无疑是绕不开的一位艺术家。他是根正苗红的川美附中生，在中央美院接受了最严苛的学院派训练后，1999年回到川美任教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即便2005年左右，许多人都“鼓动”他北上，并且身边的好友曹敬平、陈可夫妇也在那年选择前往北京奋斗。尽管经历了短暂的失落，他还是坚定地留了下来，重庆对韦嘉而言始终是工作、生活、创作的地方，是他热爱的城市，虽然他的机会都发生在重庆之外。但无论身处何处，韦嘉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户”，他很享受在边缘的状态。

不过，往往坦然享受边缘的人，其实并不边缘。虽不在中心城市，韦嘉的光芒并没有因此被掩盖。2007年左右的艺术市场井喷，韦嘉赶上了。那股热潮同样也波及到了校园。当时韦嘉教的一个班里就有4个大三的学生被签约，定期发工资交作品。“非常态时期给了许多人一种假象，让他们误以为从此走上了金光大道，觉得靠作品养活自己很简单。之后不少学生也就默默地淡出了。过早的商业会毁了年轻人，艺术不总是社会的刚需，你得自己忍着、扛着。”作为过来人，韦嘉更加清醒。2010年之后，他也明显感受到年轻人心态的变化。“有的为了维持生计，自己开奶茶店。做一份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的简单工作其实挺好，也能继续走下去”。

如果说江湖，可能没有哪里比得上重庆。但如果说自由，也没有能比肩重庆的地方。这也意味着对个体的考验尤其大。在四川美院版画系已经任教六年的刘海辰，对此深有感触。
 
2015年，刘海辰研究生毕业时，赶上四川美院来中央美院招人。对于此前一直待在北方的刘海辰来说，重庆充满了未知，但想到同样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系的前辈韦嘉，他决定试一试。“韦嘉是在艺术界持续发声的人，他无形中给了我一些鼓励，让我觉得迈出北京也依然有可能性”。在刘海辰看来，重庆有许多活跃在体制外的年轻艺术家，他们有着区别于北方艺术家的活力，一旦有想法就会很有热情地投入进去，敢想敢做。

在刘海辰进校之前，川美版画系已经很久没有吸纳来自外校的新鲜血液了。所以他的加入，反而备受重视，很快他就在虎溪公社分到了一间100多平方米的独立工作室。刘海辰同时也承担了许多系内教学工作，“我更倾向用展览的方式促进教学，无论未来学生们是否会走上艺术家道路，都希望他们能接触到真实的艺术生态。”
 
一个学期两个月课时，刘海辰有充裕的时间画画。川美为艺术家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创作环境，但舞台仍然在外面。2018年在星空间做了第一次个展之后，今年7月刘海辰又举办了第二次个展“16:9风云无尽”。
 

在四川美院，东北人李占洋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说：“四川美院在八大美院里是最自由的，包容度极高，百花齐放，而我自己就是那朵‘狗尾巴花’”。去年，在学校的劝说下李占洋申请了教授职称，意外获得了学生最高票数，他没想到自己在学生中竟然还挺受欢迎。
我们是在虎溪校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见到的李占洋。他买下了两套相邻的别墅，这样中间的院子正好可以利用起来。除了外观是别墅的模样之外，房子没有任何精致的痕迹。这里是李占洋的工作室，也是他作品的展示空间，同时也是他的研究生、本科生甚至来重庆考他研究生的外校生的学习实践空间，吃住也都在这里。学生们也会帮李占洋打理许多工作室的日常事务。确切地说，这里更像李占洋的工作坊。我们从一楼车库进入，几位学生正在半地下室做雕塑泥稿。

 

2013年春节，在北京奋斗了五年的李占洋彻底回到了重庆。“我当时想追逐，但没追上” 。李占洋聊起那些年说不尽道不完的奋斗史：他和艾未未的故事，他和麦勒画廊合作的经历……回想起始于2006年的那段疯狂岁月，“就是一种幻灭感”，李占洋如此形容。“艺术界发展太快，有点像农民中彩票。大家都以为可以中奖。实际上哪是那么回事？所以别说你厉害，就是你赶上好时代了。真正能成功的只有金字塔顶端的很少一点人。”

 

2017年，在高名潞的推荐下，李占洋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为他本就丰富的履历又增添了一行。如今的李占洋自称为“干活的人”，最近两年的作品开始从中国传统的器物上找寻灵感。他说自己更加“任性了”。
 
近三十年过去，李占洋的东北口音一点未变，虽然早就能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去年2月，他注册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外屋地下”，陆续发表了他自1993年开始写的日记，他的幽默和“俗”都在字里行间赤诚相见。公众号简介里写道：我只写给我自己，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我都会看到那些从青春到衰老的足迹，这漫长的路……采访临近结束时，李占洋收到非凡仕创办人郜笛斐给他发来的信息，郜说王朔看到他的文章了，夸他写得好。

在川美，像韦嘉、李占洋和刘海辰这样既有学院身份又同时保持着在外界活跃度的艺术家还有许多，罗中立、庞茂琨、焦兴涛、马文婷、张钊瀛等等，从院长级到年轻教师，学院体系和当代艺术系统本就不是两个对立的部分，那些名声在外的教师就像一面面旗帜，激励着更年轻的学子们。任何一座美术学院，都需要有“艺术家型”的老师。

但也有人从四川美院毕业后，就此脱离了学院体系。80后高瑀是单打独斗的一位典型。2014年年底，因为草场地附近的工作室被拆，不想再继续朝不保夕的日子，在北京奋斗了四年多的高瑀回到了重庆，还跟朋友合伙开了酒吧“醉先生”，每周去一次，他负责当“吉祥物”。比起北京紧张的节奏，他更喜欢重庆的安逸和舒服的自然环境。刚回来时，高瑀也因为熟人太多，被应酬不断所困扰。后来他逐渐减少了不必要的社交，现在跟重庆的艺术圈几乎没有什么往来。
 

 

3月底见到高瑀时，还是在他位于市区工作室——一栋民国时期建筑。300平米的两层小洋楼月租才1万元。我们坐在院子里，墙外是车水马龙的闹市，楼下就是一家网红防空洞火锅店。对于日常生活半径通常不超过周边500米，并且不开车的高瑀来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再合适不过。临近截稿时，他又搬到了一间新工作室，开启了第11个工作室的创作生涯。过去，工作室的变动会影响他的创作，但现在他的心态更加“佛系”，他理想中的状态甚至是每个季度都能换一个新的空间，进行游牧式的创作。

 

今年步入四十岁不惑之年的高瑀坦言，在大家将注意力转向90后甚至00后的时候，留给80后的日子不多了。出道早、危机来得也早。他的中年危机早在回重庆的时候就已经度过了。现在，高瑀说自己需要再重新努力。他也在控制喝酒，“因为后面的比赛是比谁活得长”。

如果说重庆艺术生态最大的特点是四川美院，那么它的问题也出在对美院的依赖。如今在谈及当代艺术机构时，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成立于2006年的器空间。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就指出：“跟经济、旅游带动的城市活力比起来，重庆的艺术和文化太土、太滞后。这里缺少更加宽泛的文化土壤，比如美术馆、画廊、艺术区等”。他迫切地希望重庆出现更多与它的GDP匹配的公共艺术平台，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有魅力。曾经担任过星汇美术馆馆长的杨述也感叹：“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并没有与之匹配的艺术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共资源不足。” 

如果说美院是磁场，那么美术馆则是它向外发声的舞台。最近两年来，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览成为我们来重庆最主要的理由。川美美术馆2015年落成开馆，但直到2019年何桂彦担任馆长后才逐渐活跃起来。

一座学院里的美术馆该有的样子是怎样的？川美美术馆用它的行动正进行着自我塑造——一边追溯川美的文脉，策划了如“与历史同行：四川美术学院建校80周年（1940—2020）”“从馆藏出发：时代质感”“南国社到从四川美术学院：刘艺斯的艺术轨迹”“1+X——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学术提名展”等；也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参与到当代艺术进程中，推出了持续了八年的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以及同样针对国内外艺术高校毕业生的罗中立奖学金，还有聚焦川美和校外艺术家的“系列双个展计划”等等。但这样就足够了吗？显然不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雄心也不止于此。何桂彦对美术馆的展览结构有着明确的“三三制”规划：四川美院内部1/3，当代艺术1/3，国际性的艺术1/3。这是他理想中的比例，既均衡也丰富。但他也坦言压力巨大，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60多位工作人员运营8000多平方米相比，这里却是3.2万平方米、20多人的人员配比。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尽管困难重重，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却几乎是重庆唯一活跃在当代艺术视野的公立美术馆。在它之外，我们所知的民营美术馆不足五座，它们大部分成立于2010年之后。尽管走得跌跌撞撞，但却是这几年重庆艺术生态地图上最有起色的部分。

 

如果按年限算，创建于2011年的重庆长江当代美术馆是重庆民营美术馆届里的“老资历”了。这座位于南滨路的美术馆总建筑面积为22000平方米，曾号称重庆乃至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当代美术馆。十年间历经起伏，它的高光时刻锁定在2015、2017连续举办的声势浩大的 “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 ，试图从影像找到树立美术馆品牌形象的突破口。但两届之后，没有了下文，美术馆在当代艺术圈的影响力也声势渐稀。

沿着重庆长江当代美术馆所在的南滨路继续往南约3公里的东原1891商区内，有一个被称作“重庆眼”的椭圆形球体建筑，2016年初开馆的原·美术馆即位于此。五年来，原·美术馆致力于为青年艺术家搭建平台，把受众锁定为更年轻、更先锋的观众。比如，步入第四届的“iArt青年艺术计划”就已成为原·美术馆的“品牌展”。除了挖掘有活力的年轻艺术家外，原·美术馆近年也在尝试借互动型沉浸式展览连接大众。作为后起之秀，原·美术馆在当地的表现有目共睹。韦嘉和高瑀就不约而同地表示：在现有条件下仍愿意有所投入并主动策划展览的美术馆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另一座成立于2015年、背靠国企的星汇当代美术馆坐落于北部新区EBD核心位置的星汇两江艺术商业中心。杨述曾在这里担任了四年艺术总监，期间与荷兰阿姆斯特丹FOAM博物馆、德国杜塞尔多夫城市文化局等国际机构合作推出了以影像为媒介的交流展，并邀请了多位杜塞尔多夫摄影流派的艺术家来到美术馆展开深入的学术探讨。此外，陆平原、陈秋林、李占洋、李一凡、陈卫闽等艺术家也都在这里举办过个展。杨述本想借助星汇当代美术馆这一平台将国外的艺术家、艺术机构有机对接起来。但最终因为企业提供的资金有限等种种原因，杨述没有继续担任艺术总监的工作。

2016年5月，著名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的龙美术馆在上海之外开设的首家分馆在重庆江北区国华金融中心亮相，给这座城市平淡已久的艺术圈带来了一丝振奋。但是五年过去，相距黄桷坪15公里、虎溪校区30余公里的距离，以及一年约两个左右从上海巡过来的低频率展览节奏，似乎并没有如预期那般刺激到重庆的艺术生态。迄今为止最轰动的是2017年展出两亿多的鸡缸杯（“朱见深的世界 ——一位中国皇帝的一生及其时代：成化斗彩鸡缸杯特展”），一般的展览则基本不具备号召力。因为深藏于写字楼里，它不像是一座日常面对大众的美术馆，更像是给小范围内受众看的艺术机构。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龙美术馆的到来给他们多了一个了解观看当代艺术的窗口，有总比没有强。

今年9月，在龙美术馆张恩利个展“有颜色的房子”开幕晚宴上，创始人刘益谦的一番肺腑之言再次击中了重庆的软肋。他说在过去几年中，曾数次想过要关掉龙美术馆重庆馆。因为艺术在这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直到当天在展厅里，一位退休的普通观众告诉刘益谦，自开馆以来他没有错过这里的每一个展览。他向刘益谦表达了谢意，感谢龙美术馆五年来让他得到了艺术的滋养。那一刻，刘益谦说才感觉到自己在重庆做美术馆的价值。

当一家企业用情怀为重庆带来一座美术馆时，它的诉求不外乎在市民中得到积极反馈，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肯定。当一腔热情和心血被无视的时候，日积月累的失望令人不得不打退堂鼓。一位忠实观众的偶然表白显然不足以支撑它走得足够远，裂痕可能依旧是常态。

 

距离市中心约20公里，离四川美院虎溪校区40多公里的悦来美术馆，是重庆的美术馆阵营里最新的一张面孔。它所在的两江新区，未来也将迎来四川美术学院的悦来校区。
悦来美术馆于2019年10月开馆，今年步入第三年。在并不理想的艺术生态环境里，执行馆长俞可积极调动各方资源，邀请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艺术家、策展人来“刺激”这里的生态。今年，俞可把馆内的展览交给了其他策展人，从4月份开始陆续由吕澎、冯博一和王晓松、鲁虹来策划。他的工作重心则放在悦来美术馆馆外的公共项目上。“我想看看是否可以借助政府的翅膀来做一个专业的美术馆？”俞可说。在他看来，地域对今天的重庆来说已经不再是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 

但对于艺术家来说，俞可确认为重庆的“局限性”始终会成为制约他们自身发展的因素。“局限性”，也是在谈及重庆当代艺术生态时，俞可屡次提到的关键词。“北京是一线，是战场，越接近前线的地方当然越好。学院里的艺术家有稳定的生活条件，反过来会削弱你的敏锐感和战斗力。虽然这不是绝对的，后方可能也有机会。”俞可坚信文化艺术肯定是产生于竞争中。

去年，俞可正式从四川美院退休。这位曾经活跃在重庆当代艺术界的推手，不仅是韦嘉的伯乐，也曾大力举荐过李占洋。当年他第一次参与《当代美术家》杂志编辑工作的时候，就把李占洋的作品推上了封面，也因此遭到学校老先生们的非议。俞可说自己对李占洋、韦嘉的推崇可能带有某种偏见，但这种偏见在论资排辈的学院里是需要的。

比起屈指可数的美术馆，重庆的画廊更是乏善可陈。历史最悠久的要数创建于1998年的锦瑟画廊，虽然他们并完全聚焦在当代艺术，却代表了当地画廊的一种典型面貌——主打经营“泛艺术”。更多不知名的本土画廊，基本都只做学院里的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有体制身份背书的人。
除了艺术家和非营利空间主理人身份外，还有另一个艺术品经纪人“隐藏”身份的杨述对重庆的艺术市场有着绝对的发言权。他对本地新兴资产阶级普遍低级的趣味直言不讳。“他们大多收藏传统字画，并且受艺术家社会身份和头衔的影响比较大”，杨述认为根本原因是学术的独立性没有建立起来。去年，他把位于滩子口附近的工作室隔出一半，开了家新的画廊。杨述开玩笑说：“艺术品生意其实不好做，还是卖自己的作品合算点。”
 

重庆人赵倩颖用“神奇”二字总结了当地几乎没有一家画廊的业态。她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家可以随时去四川美院消费一下，并不需要专业的机构来告诉他们怎么选择好作品。这也是赵倩颖很少会做不是他们独家代理的本地艺术家展览的原因，因为藏家大多会跳过画廊直接找艺术家购买。
在北京开了十年画廊的赵倩颖，一直以来都有在家乡“开分店”的愿望。在挑选物色了5个地方后，艺术仓库当代艺术中心于2018年10月落户金山意库。赵倩颖了解重庆人的性格，“他们比较难去信任一家新公司”。所以画廊的开幕展采取了高举高打的策略，请来了在西南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张晓刚、方力钧、庞茂琨、毛旭辉等，希望借艺术家的声望赢得潜在藏家的信任。
 

在画廊开业三四个月后，开始陆续有客人过来买些衍生品，半年之后就有过路游客来买雕塑、版画了。“很多人都知道这里开了家‘店’，但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画廊’。”赵倩颖说。所以艺术仓库会在画廊临街的落地窗前摆上书和画册，希望观众能先进来感受一下。
三年时间不到，艺术仓库在大众点评已经有80多条优质评论，并且登上了渝北区文化高地第一名。本地客户也累积了约十位左右，尽管他们大多还是入门阶段的业余藏家。但赵倩颖仍看好重庆的消费潜力，她相信画廊的持续运营迟早会吸引到更多的消费人群，尤其是70、80后。“这里的生活成本很低，消费完车和房子，还有很多闲钱。”令人意外的是，2020年疫情不但没有影响画廊的生意，反而成为他们开业以来成绩最好的一年。

艺术仓库所在的金山意库有点北京798艺术区的意思。园区是在出口工业园厂房基础上改建而成，因为招商蛇口在深圳成功打造了“南海意库”，所以希望在重庆复制这一模式，同样打造一个集文化艺术、创意设计以及观光休闲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重庆最顶尖的咖啡馆、最顶尖的设计公司都集中在该园区。当地最著名的设计师谢柯是金山意库的一块金字招牌，这里有他创办的生活家居买手店“壹集”，以及生活体验咖啡馆格外小馆·屋顶顶，据说最火的时候一个月可以卖出200万的咖啡。虽然客流量不算大，却有实打实的消费人群。谢柯跟赵倩颖说去他们店消费的一般都是二三十万起。但这个新兴的文艺青年胜地，除了艺术仓库当代艺术中心，似乎也数不出第二家像样的画廊。
现在的重庆需要更多的画廊吗？即便有足够的画廊，市场又有那么大的购买力吗？谁都不敢给出确切的答案。这里不缺艺术家，但艺术家在本地发展受限；也听说不缺有实力的藏家，但藏家却不在本地消费。没有市场、没有学术环境，川美培养的优秀人才纷纷离开……重庆的当代艺术生态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

重庆是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但仔细端详这块拼图，你就会发现它边缘于整个版图并不那么严密的和恰，于是我们才看到那些对艺术怀有理想的人们，躬身忘我地打磨这块拼图的轮廓，希望它不仅能严丝合缝地嵌入到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之中，也能自洽于地域文化的生成与建构。
“在重庆创作不是问题，但是展览一定要走出去。”我们不止一次听到类似的说法。因为众多环节的缺失，人才严重流失。这个现象从1990年开始，到今天也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重庆的艺术生态始终围着学院在走，从黄桷坪到虎溪校区。“学校吃肉，你能喝口汤”，高瑀总结道。无论是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还是现在的虎溪公社，这些诞生于学院内的机构客观上扮演了积极的推动者角色。四川美院持续推出的青年驻留计划，为年轻的毕业生扶上马送一程，让小生态变得更加丰富多元；通过科普基地、美育教学基地等加强了与周边高校、街道的区域联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川美有意无意调动了周边生态的活力。

也不断有人将重庆和成都相提并论，羡慕成都艺术机构的丰富、民众对艺术的热情、媒体的关注，最重要的是政府对文化艺术的重视，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刚开幕不久的成都双年展，是当地政府对艺术支持的又一力作。
相比成都自上而下一浪接一浪的发力，即便是像四川美院美术馆这样的公立机构都得不到应有的资源支持，更何况那些游离在体制外的民营机构。没有扶持，并不意味着自我驱动力的停滞。器空间还在，有限的资源从未限制它的实验精神，更无法遮蔽它的光芒；黄桷坪诞生了颇具开拓性意义的坦克库艺术中心，上一辈的理想主义情结延续到新校区时代的虎溪公社；民营美术馆从无到有，虽然走走停停，但从来没有停止尝试。它们是流淌在重庆文化躯壳里的血液，有更替，也会遇到症结。那些不成功或尚未成功的种种试验，可能会被遗忘，但不会消失，因为热血和激情，理想和情怀，如同散落在土壤中的种子，只需条件成熟，又将破土而出。那些曾经的遗憾，又将是重庆值得被期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