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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简介

研讨会主题： 位移——QHFJ青花汾酒当代艺术跨界发展研讨会

研讨会时间： 2016年 7月31日

学术主持：吴永强

主办单位：汾酒集团

特邀艺术家：艾旭东、安迪杨、苍鑫、顾小平、罗杰、李迪、李熙、刘骐鸣、刘智峰、吕华、任小颖、沈敬东、许仲敏、忻海洲、伍刚、王小双、王梦雪、曾浩、朱发东、朱雁光

前言

跨界：在汾酒老字号与当代艺术之间

吴永强（艺术评论家，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艺术是跨界的艺术。20世纪早期，达达主义挪用现成物品，反对传统艺术的“创作”与“作品”定义，开创了“选择即创造”的艺术理念。其中就包含了“跨界”的思想——艺术品与现成物品的跨界、艺术与非艺术的跨界——达达主义以跨界为策略，为的是表达其反传统和讽喻现实的立场，五、六十年代产生的波普艺术（亦称“新达达主义”），接过了达达主义的武器，却把跨界运用为艺术创作的建设性策略。波普艺术家挪用当代社会的消费物品、大众传媒图像构成作品，跨越了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并使其创作本身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当代艺术起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而后者在时间上的起点则要从波普艺术算起。因为到波普艺术这里，跨界的思想才被明确了：艺术媒介与非艺术媒介、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艺术与生活，统统消除了界限。从此，艺术开始与封闭自守的现代主义传统渐行渐远，直至背道而驰。与此同时，艺术与商业也不再把对方视为异端。当时，安迪•沃霍尔预言说：“在未来，百货商店就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又干脆直接宣称：“赚钱是一门艺术，好的生意就是最好的艺术。”所以，在当代艺术的跨界思想里，与身俱来地存在着非象牙塔、非精英化的艺术生存理念：艺术再也不耻于同自己之外的人类活动领域发生联系，不耻于与产业活动、时尚文化乃至商业运作结成互助的联盟。这次由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主办的 “QHFJ（青花汾酒）当代艺术跨界开启之旅”，便是为了在国内当代艺术与汾酒品牌之间打开一道门户，为当代艺术与老字号国酒品牌的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寻求动力。

汾酒是我国“老四大名酒”之一，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了内涵丰富的汾酒文化。作为晋商文化的一部分，汾酒文化首先分享了晋商文化“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品格。明代著名晋商王现曾对这种品格的内涵作了经典阐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可见，晋商文化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以德为先。由于这种品质的存在，晋商文化才得以世代传承，并在近世发扬光大。这种价值选择与中国传统艺术所奉行的“德艺双修”亦可谓异质而同构，后者在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主流的文人艺术中获得了化身。因此，在基础层面上，艺术与汾酒的跨界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反而可望释放出传统的正能量，助益于晋商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晋商文化又是充满进取精神的文化，其中蕴含着跨界开拓的勇气。在历史上，晋商走天下、通有无、创票号，其骄人绩效，无不有跨界的功劳，包括地域跨界、文化跨界和行业跨界。基于跨界思维，晋商中也形成了“以学保商”的观念，他们重视对算术、地理、交通等各领域知识的借鉴，令其商业活动如虎添翼，成效卓著。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晋商文化品格，就更是因观念跨界而收获的精神财富，表现为儒与贾的沟通、利与义的兼容。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儒与商是对立的两极，由于重儒轻商，人们形成了无商不奸的偏见。晋商所坚守的利义并重的道德观，则是对这种偏见的巨大冲击，体现出晋商文化挑战传统伦理的进取精神。

汾酒文化是晋商文化的一部分，在其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进中，也同样表现出晋商文化依跨界而进取的特点。单就产品开发而言，到目前为止，汾酒已形成了包括汾酒、竹叶青酒、玫瑰汾酒、白玉汾酒、葡萄酒、啤酒六大品牌系列的大家族，可见证出汾酒老字号在酿制工艺和市场需求上的种种跨界与超越。在这个大家族中，虽然作为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传统之魂得到了精心呵护与持存，但新的品种也不断诞生出来。其中的葡萄酒、啤酒两大系列，更是在国际化背景下，为适应当代生活需求而创造出的全新品牌。至于在“汾酒”品牌下的国藏汾酒、青花瓷汾酒、中华汾酒、老白汾酒等14个品种，在“竹叶青”品牌下的国酿竹叶青、特制竹叶青、保健竹叶青等6个品种，也无不是跨界研发的成果，反映出汾酒人出于传统、归于创新的开拓能力。

经过这一番检索，如此看来，汾酒可谓天然地具备与当代艺术一见钟情的基因，道理在于，汾酒在其品牌建树过程中从不拒绝跨界，而当代艺术又有着跨界的本能。

当代艺术的跨界是全方位的，可以说，人类活动的领域有多宽，当代艺术的跨界范围就有多广。除了传达媒介的跨界、艺术门类的跨界，在当代艺术体系中，艺术与非艺术、与人类生活有着无限广阔的交集空间。遥想在波普艺术诞生之初，第一位波普艺术家、英国的汉密尔顿就为波普艺术定下了这样一些目标——普及的（为大众设计）、短期的（消费完即完）、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小年青的（针对小青年）、机智的、俏皮的、性感的、生意经的等等——照传统观念看来，这些目标与其说是艺术活动的目标，不如说是产业经营与时尚活动的目标。这表明，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容纳工业流程、商业运作、时尚趣味和消费文化的准备，它企图通过艺术与产业活动的跨界融合，创造出新的时尚。其伴随品是新的艺术生产方式、新的产品营销手段和新的文化消费方式的产生，而且影响到艺术本体论和功能观的质地性改变，最终让艺术与生活融成一片。从安迪•沃霍尔到杰夫•昆斯，从草生弥间到村上隆，从蔡国强到丁乙，从曾梵志到王广义……无论中外，我们都可开列出一份当代艺术家介入时尚与商业活动的名单，而且会发现这份名单越来越长。可见，当代艺术与商业活动的跨界合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在村上隆与LV，草生弥间与奥迪汽车，杰夫•昆斯与BMW汽车、与Dom Pérignon香槟王，扎哈•哈迪德与Icon Hill年份酒，安尼什•卡普（Anish Kapoor）与Mouton红酒等品牌的合作实践及其成果中，我们见识到了当代艺术与消费品牌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图景，其中包括艺术衍生品的制造，也包括著名品牌对当代艺术的赞助与支持。其结果是，双方的资源价值因对方的衍生作用得到了放大——消费品牌因被注入艺术成分而提升了文化档次，因而从物质消费对象演变为精神消费对象；当代艺术也因借重消费品牌而扩大了传播范围，从而让艺术融入日常，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案例有普遍的价值，而且是成功的，那么其中就存在着若干启示，使我们在走向当代艺术与汾酒品牌的跨界之旅时能够有备而来。这时，汾酒之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之于汾酒的相互影响，其深度和广度，其可行途径和具体方法，都将得到严肃的讨论。

2016年7月24日，于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