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2010年，艺术家姚瑞中从台北到广东美术馆看展览“张大力：第二历史”，我问他观后感如何，他说：“原来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手法都一摸一样。”在同期深圳的展览上，我们选了姚瑞中的影像《历史幽魂》，片中艺术家魔怔了，在慈湖的雕塑园中踢正步。我们把这件影像放到一面墙的背面，可以让到场参观的重要嘉宾忽略，展览中常用这种草根策略掩耳盗铃。后来有机会到取景地一游，看到片中那个特别醒目的被匆匆缝起来但掉了屁股的坐像，所有过去被培养的好恶都被放下：漏气之后的历史原来是那么滑稽和悲凉。在同样的观看和使用方式下，图像是被双方心照不宣地共享的遗产，档案中还能发现错拿了对方的材料。

在机场书店买了一本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写的《档案：一部个人史》，吸引我的是梁文道写的导读，书中的内容远没有被拿来类比的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或谍战片的曲折情节——我丝毫没有轻视作者的意思，这是因为我对他谈到的“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开放档案这件事早有耳闻，而且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的那些细节对我这样土鳖生活几十年且有一定阅读经验的人来说有些不值一提。当然，这样的免疫力不是健康人应有的状态，它会降低身体的感知敏感。

那天在乌镇讨论传媒问题，现场提问的何小姐后来对我说，她不太认同主编们出于图像品质的要求而对抖音等新媒体而持怀疑态度，新技术是难以拒绝的，估计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也会认同何小姐。粗糙与否还不是最关键的，很多视觉文化研究理论也认同图像认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带来的是多义性，它也不可能羞答答地站在那里等着人们拉金蛋。我们不仅要判断图像编辑者所使用的手段、途径、动机，在图像的相互关联中作出判断；或者还要靠某种可辨识的实体交叉对比来弥补“真实性的匮乏”，比如人们对图像产生厌倦，因为发现最常见的广告中各种农产品滞销的都是那一位老大爷，同一位洋专家包治百病。

个体经验总是有局限的。比如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二次元问题，明显是我的经验所缺乏的，需要有一种超越个体经验之上的综合知识才能做出回应。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选择在展览时弱化作品物的呈现和视觉化效果，并且把影像作档案化处理，与草图、模型、读书笔记等综合使用以增强“文献感”；与此同时，艺术家也更加倾向于选择以影像（现在有电影化趋势）作为创新或创新作的媒介。我曾问过几个艺术家选择影像的动机，并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回答，或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或是因为后者在媒介表达的丰富性。能够确定的是，今天展览中越来越多的影像不断考验观众的意志力和忍耐力。

 

虽然单凭一张照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图像在大众认知中依然就有指认的作用。曾有某地要为做某个历史人物做纪念馆，从其他档案馆偷拍了一些照片，要我就此撰写陈列方案。对陈列对象的价值不予置评，但我喜欢这些不清不楚的资料，在一团迷雾中考证图片、编辑文献和看推理小说差不多，紧张刺激有趣。遗憾的是甲方指示太明确了，只是需要所谓的学术加持，给照片附上他们的文字脚本即可，对错不论，精神对即可。先是想起了档案造假，继而想到梁实秋和鲁迅的陈年旧账，唯有落水狗一条路可走。甲方的那位仁兄倒是当仁不让，后来他自己用虚构的场景居高临下拍摄了一套对几十年前一场改天换地的活动的片子，从现场到逻辑到图像到观念，虚构一条龙服务。

加顿艾什是幸运的，假如没有柏林墙的突然倒下、没有一个帝国的突然垮掉、没有世界的突变，没有后来这么多的突然和偶然，那些档案依然会沉默不语，当事人即使听说了也没有机会校订。所以，在我们把图像放入档案之前，需要更多的互证环节来了解它以便放入对应的文件夹。第一次听到“石屎森林”这个词是在“进念二十面体（Zuni Icosahedron）”的胡恩威的课上，那天阿威上课迟到了，一口港普听得我上下眼皮打架。前几天朋友圈里发各种胡恩威“石屎森林”里的新景观，其中一张环形的俯瞰视角名为全景照，刚开始真以为是某种新的摄影观念，再后来又更多不同角度的照片，通过石屎森林中的建筑特征和店招设计的后门才辨别出它的原始场景，在混合现实的低技术前提下实现现实混合。环形建筑本身就是个有趣的东西，古罗马竞技场用过、在边沁（Jeremy Bentham）的设想中被描绘过、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出现过……环形景观可能融合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思考，推动艺术媒介在自我表达和传播上作出突变，而且这种突变是需要不断迭代才能抵达特定读者，选择读者是它不得已的权力。现在似乎明白了，胡恩威为什么要用粤语在乌镇戏剧节上演《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