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古往今来对立碑立传的热情，不外乎是要在人类有限的记忆里铆一个永久点位，辅以各种信息关联不断地提醒你：记住！记住！这与购物网站根据浏览情况不断更新广告推送的情况很相似。

听起来没有一点儿技术含量和丝毫人文关怀的“挫骨扬灰”，在互联网时代仍旧受到很多明里暗里的追捧，估计是因为可见的“遗迹”比社交平台上的“蛛丝马迹”更可靠——据说写进区块链就可以恒久，我不了解。如果有人问起：3月10日夜发生了什么？或者“发哨人”事件是哪天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你能不假思索地答上来吗？日历上的日子之所以特殊，是有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机制在提醒你——街上暴增的鲜花告诉你情人节快到了、超市堆积的月饼提示人们该过中秋了、农历五月十三一下雨则让人想起关老爷磨刀斩小鬼……一提到武汉，你会想到黄鹤楼，是因为有崔颢、李白以及再后来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等小喇叭一遍遍地在脑袋里响——但恐怕没几个人会想到八十年前的抗战壁画。我丝毫不怀疑人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的笃信，可大脑每天要处理很多信息，还要和聚集在济南等地的人工与智能的怪手不断创造的海量“真相”抢地盘，恐怕很快连当事人都会记不清某天何以成为那天。
 
牺牲很容易被遗忘，而遗忘往往是下一次灾难的序曲。

信息传播有多快，消失得就能有多快。早上刚在朋友圈里看到严歌苓的一则短文，中午想再细看一下，已不见了踪影。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中说：“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重生代表着一个深远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也是对历史的回归。”在3月10日由《人物》杂志微信平台推出的对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大夫的普通采访引发的“哨声”里，集中了来自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的图文识别样本——据此来看，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仍可以使用最普通的版本考证技巧，通过对其中避讳信息的研究，来进行时间、观念和事实上的推断。有人说这次的次生灾害不幸地落在了汉语头上，这就无视很久以来汉语写作的现实了。在3月10日及次日的“哨声”中，语言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整合能力，躲闪、迂回以及反抗，据说一共出现了一百多个版本。既有基础的图文伪装，也有很多古老的文字和科技专业表述被引入，更有对在价值观念上一致的经典影视片段的改造。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一句台词：“文字的意义开始变质”。粗鄙、变形不是语言的问题，有时候是写作者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动作。
 

我们大可不必哀悼汉语的沦丧，语言是势力的，它会闻着味儿走。借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说法：“我们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思考的，所以语言也就必然地具有了盔甲的作用和性质”。我们更不能以艺术之名贪天之功，艺术（至少是暂时）无力处理这无边的黑暗和死亡，至多算是一种修辞。所以，很多人都不理解此前武汉某媒体祭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stuqrund Adorno）的名言用意何在？是要为现场定性还是为瘟疫/文艺预警？无人调查，至今无解。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背后是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几百万个无辜的生命同时也为“某种艺术”写下了死亡证明。这样的文艺腔调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小圈子中的黑话，但小圈子里的人也切不可忘记“体面”二字（《梁文道：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写诗吗？》，理想国，2月15日）。

奥斯维辛的罪魁祸首之一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同班同学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说：对于不能言说之物，我们需保持沉默。然而每次灾难来临之际，“某种艺术”都会跳出来做良知的“逆行者”，断章取义以扮经典和高雅，和着眼泪编造一个又一个的廉价故事——可以想见，疫情解禁之后还会有一波吹拉弹唱。“致良知”不易，但盐是咸是甜总该知道吧？把丧事当喜事办，说到底是先天性常识缺陷，谈不上专业不专业。但这次以艺术之名播撒莆田系种子的行为，连正统的学院理论家都受不了了（《中国美术报》微信公众号首发了原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的文章《“抗疫”美术创作的罪与罚》，作者坦言，这些“抗疫”创作不具备处理这场悲剧的能力，但不知何故后来又不见了，一时没能查到准确的信息）。它们不仅在生理层面令人极度不适，在技术上也一点儿都不真诚，仍是机械的老套路，大家一看就知道它们是光着屁股从某本《艺术概论》里跑出来的，临时偷件别人的衣服来遮羞，还被认了出来（照片是此类犯罪的主要受害者）。如果图画真如作者所宣扬的那样能抗毒，干嘛不找道士画个符？反正思路都差不多。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对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观点有过一个著名的补充：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但就歌颂包括疫情在内的苦难的“某种艺术”来看，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是此前悲剧的N次方。我们的历史从不缺乏苦难，有天灾，有“外人”祸也有“内人”祸，苦难史是官方认定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和现代国族认同的基础。单最近这二十年，洪灾、SARS、地震、奶粉……百年不遇的事转脸就碰到一个。今天在媒体面前说流泪画钟南山的人是不是连眼泪都要择时而流？在三聚氰胺这种断子绝孙的事面前怎么就忍住了？果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二十年的时间，病毒都该被闷死了！同样面对灾难，毕加索（Pablo Picasso）、保罗·策兰（Paul Celan）等人的反应不愧为一流人物的反应，他们在创作中对人类命运的剖析远胜于轻浮的描述，使人（包括灾难之外的人）对灾难的记忆更长久（前者有《格尔尼卡》，后者有《死亡赋格》）。俗话说：“手臭别赖袄袖”，村上春树在“沙林毒气事件”后写出了非虚构作品《地下》、劳伦斯·布洛克（Lawrence Block）在911之后写了《小城》……职业体面还是要由作品而不是廉价的眼泪来证明。
 
翻开美术史或主题作品集，有多少体面人多少是帮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