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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靳埭强先生者，上个月过港，提前找了个理由约老先生在太古城喝下午茶。

靳先生设计界人称“靳叔”，故事很励志，戴着红领巾从番禺随家人移居香港，从小裁缝学徒做成很多人心目中的第一位华人设计大师。但如果我们把“华人”改为“中国”，问题就复杂了，比如那天靳叔聊到的设计师石汉瑞就绕不过去。后者刚在深圳做过个展，等我赶过去看的时候已经撤了。石汉瑞不姓石，本名叫Herny Steiner，保罗·兰德（Paul Rand，编者按：美国平面设计师）在耶鲁的弟子，靳叔上课说到两个Paul（Paul Rand和Paul Klee）时总会顿挫一下。“石汉瑞”三个字在普通人中并不响亮，但如果你用过渣打银行的纸钞、见过汇丰银行的Logo，那一定是他的“客户”了。深圳展以“启蒙者”为标题，是第一个将东西方图形、文化结合到一起的设计师，其实是将东方图形语言通过现代设计的系统翻译成一种世界语。没有后者，很难进入“世界”之中。石汉瑞的问题不复杂了，但光是说清楚民族主义、现代国家、世界公民、殖民地……就能把人绕晕，而且人民的“敌人”和“老朋友”变化太快，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更有智慧的人讨论。

靳叔带了一本石汉瑞的书，边翻边和我们聊香港设计。靳叔以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为人所熟知，很多设计从业者从中国银行的VI手册上懵懂地知道了现代设计的系统化语言。“水墨+设计”的海报则传播更广，还派生出了所谓的“设计水墨”。水墨的历史很长，中国画的历史很短，水墨没可能自动生出现代萌芽，别乱点鸳鸯谱。与艺术创作中视觉语言的多义性不同，设计师在使用图像时要把握它们在翻译、拼贴、融合后形成的结果，能将所有元素进行编码，构建一个表意清晰的结构——要说明白你到底想怎么说、说什么——而且，单靠嘴说没用，要交给系统的相关要素（客户、消费者）来判断。香港水墨画家王无邪的《平面设计原理》曾影响了两岸三地的设计（与设计教育），有次见到王先生说起他的设计工作，他再三强调他只是画家，不会做设计，写书并不是本职工作。设计和水墨，并没有天生的关系。相同之处还要从人身上找，王无邪、靳埭强都是香港现代水墨运动中的一员，香港现代水墨运动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背景是中文运动，华人争取“说话的权力”，而这些都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漂浮的城市。

选太古城是靳叔的意见，离他近，也方便我们，港铁太古站上来就是。港铁不新，这让很多从新新城市过去的游客很失望，觉得不高级。我是路盲，还迷信专业知识，日常出行高度依赖于城市公共导视系统。港铁的人流量不可谓不大，但是它的导视系统却让人很安心，地铁站的商业经营又为人提供了交流空间和出行交通的双重便利。对陌生人的态度以及公共场合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而几乎所有的人对现代城市来说都是陌生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空间尺度和参照物的变化远超出个人的肉体经验，更要放下设计师、规划者的心态从陌生人的角度出发，在生产、传播、使用上尽可能地考虑到每一个环节。这些年大陆城市兴起一股建地铁热，2019年6月份的数据显示共有33座城市开通了地铁，不过就肉身体验来看弯道超车的不多。像中部省会的地铁的设计师可能是从前清穿越来的，车站内需要的信息找不到，容易看到的都是辣眼睛的劣质广告。公共视觉设计是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智商欠费的设计师后面一定是有更大的缺口。珠三角在1980年代后的设计大潮中风头无两，除了语言（粤语）和地理（靠近港澳台）优势之外，一个最重要的是逐渐开放的市场和生产机制。直到今天，创意产业发达的地方总是与当地技术对接能力、市场开放程度和消费者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成正比的。

编写《靳埭强：身度心道：中国文化为本的设计·绘画·教育》（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时，看到一些香港现代水墨运动的资料，顺手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蒙杜曦云兄拿去发在他主编的《艺术时代》上。但与后来很多谈几十年来三地流行音乐、影视、设计的文章相比，写的有些狭窄和一厢情愿了，没有将它们纳入到1980年代现代视觉系统叙述中观看，缺乏自我审视的、流动的目光。我们这一代人即使不懂粤语，但对流行最初的记忆不少是与粤语捆绑在一起的。当年靳叔多次说我们面临着一次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机会，见面时没问他现在会怎么看，时间会模糊很多东西。写的这些也都是常识，没什么学术性，不是秘闻。

那天天气不错，聊得也开心，只是图节约时间从福田坐火车到西九龙一刻钟的地下之旅闷得难受，点心也不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