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海恩与艺术
陈志云在商台节目《在晴朗的一天出发》问候任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何以在选举论坛上总是答非所问，容海恩说：“好多前辈教我‘你不要直接回答他们’。”她的答案令香港人哗然，原来建制派世代相传，还有这一套玩法。
而这其实没有甚么好哗然的。权势以模稜两可的答案敷衍社会，敷衍民众，原是常有的事。他们会直接而坦诚地给你答覆才是奇闻。正因此，艺术界才得以找到与权势结盟的空间。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真知灼见，而是纯粹逻辑推论：因为当代艺术家（这里仅指主流艺术家，而非所有艺术家，下同）要回答一个问题，表达一个讯息，很多时候就是“不直接回答他们”的。开放性、多元意义、解读空间，向来是他们追求的元素。比如他们会讲：“你觉得这件作品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喜欢讲：“我正在画一条狗，你觉得像不像？”若你问艺术家，对于资本主义有甚么看法，他们也许会在一块镜子上涂抹颜料（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2，Michael Wilkinson，2014），也许会将一张 50 欧罗纸币抽象化（Money Painting（50 Euro） ，Reena Spaulings，2005），也许会把很多钱币黏在地上（LOST MONEY，SUPERFLEX，2009）……他们一定不会列出坚尼系数，不会列出贫穷人口数字，贫穷线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甚至会觉得，用绘画或摄影直接记录贫穷人士的生存状况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做法太过直白。
你再质问他们：“到底你对资本主义有什么看法？”他们说：“一切已经表达在作品里”。你问：“最少你告诉我，你是否支持资本主义，YES OR NO？”他们说：“一切已经表达在作品里。”
容海恩其实是个艺术家。我这样写，并不表示对上述作品有所批评。我也不是说艺术一定要直白，开放性不好，我只想指出一点，即权势爱艺术，不无原因。艺术的含糊性帮助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含混过关。只要把一件可能在权势又可能不是的作品挂在家里，那已经足以意味他对自己的权势有所反思，也可能没有。
艺术的开放性是权势的护身符。我们必须要求容海恩不再以“反问”或种种说了等于没说的答案来回避她的政治责任。所以，若不想要艺术成为权势的护身符，艺术的讨论也有必要引入更加实在的角度。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大地予我”的意义。“大地予我”是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会的项目。去年，这个项目在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中，邀请多个香港农夫前往当地，用大半年时间种菜种米，并带领一批香港学生体验农耕工作。主办人之所以这样做，只因为他们相信，香港需要农业──香港自开埠以来，为经济发展，已经将农业牺牲得太多。透过计划，他们寻求的是香港整个文化风气的改变。
这就是他们的艺术。不是含糊地画几个水果，不是把做一件大型稻米雕塑，而是用最实际的汗水换取最实际的粮食，没有丝毫含糊之处。这就是“大地予我”。
计划此刻正在湾仔集成大厦Our Gallery举行的“大地予我”回顾展（展期至11月6日止），亦恰如其份地反映了这种实际的态度。尽管有杨秀卓创作的艺术品，但它们在展览中却并未占重要位置，而是把主角让给一部关于计划的纪录片、一条详述计划始末的时间线。展览还附有一面民主墙，上面提问：“你认为香港需要农业吗？”下面有人答：“需要！要自给自足！农业是立身根本！”
利益申报：我和香港艺术作者查映岚亦有参与是次项目，并在近日发表《农人の野望：大地艺术祭与港日乡城连结》一书，藉此记录项目细节，并将讨论延伸至香港与日本的城乡问题比较。尽管这是一部“艺术计划”纪录，然而研究方法却更接近于社会学。我自以为，这也是消除项目含糊性的策略。
尽管头盔已戴，后现代主义者与艺术原教旨主义者读到这里，也许还是要发牢骚。他们会说：一旦排除了开放性，必然会导致对某些意识型态的压抑；又或一切不过是语言的游戏，永远有无限解读空间，所谓消除含糊性不过是有毒霸权的糖衣；又或者，艺术的价值就是开放性，失去开放性，艺术便不再是艺术，云云。
这些我都懂，因为我以前说的就是这些。好像已经讲过，不过请让我多分享一次这个小故事：我仍然记得某日，我跟一位老教授口沫横飞地发表了我的这些见解，还抛出许多理论证明佐证这些观点。老教授只是道：“你说的都不错，只是不是很有意义。”他说，现在你想像一个正在衰败的岛屿，它本来有一百个人，一年后，死的死，离开的离开，如今只剩三十人了。
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人，而不是形而上的人、符号的人、语言的人……老教授问我：“你到底打算用怎样的开放性，去拯救这个岛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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