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坏画”作为目标,你一开始就输了
“坏画”是学不来的。它违背了你的视觉训练、惯性表达、乃至审美趣味。所以,追求“坏画”需要勇气。有勇气还不行,还得有的放矢。于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或者设定一个语境。没有参照就没有对比,也就无所谓好坏;没有语境,也就没有艺术史生效的逻辑。倘若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勇气才有可能让你的作品显得另类而前卫。
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绘画中一直隐藏着两种前卫的逻辑。一种是社会学的前卫,一种是美学的前卫。“重要的不是艺术”、“艺术需要大灵魂”就属于前者,“纯化语言”、“追求艺术本体的独立”可以属于后者。两种前卫曾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攻克以体制、学院、意识形态等所形成的堡垒。问题是这两种前卫从一开始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始终在不断的砥砺,抑或是博弈。“新潮美术”时期,毫无疑问是“大灵魂”取胜。1990年代,“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所向披靡。不难发现,即使在当代艺术的内部,美学前卫,或者来源于语言学的变革仍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只到2000年以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扭转,换言之,“坏画”得以被讨论,实质是这一脉络的创作传统已经无法再被遮蔽。在另一个层面,则说明美术界对1990年代以来当代绘画那种表层的、符号化的社会学叙事方法的厌倦。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个人自身的理解问题。今天的艺术家太迷信“艺术家”这个词,或者说太相信自己。乐观地认为,只有艺术家个人才能赋予作品意义,成为趣味的主宰者。其实不然,绘画系统才是意义最大的生产者。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既重视个人的创作脉络,也会从绘画谱系和上下文中去发现问题。
王音就是这样的艺术家。1990年代以来,以王音、王兴伟、张恩利等艺术家为代表,致力于语言的建设,抵制庸俗社会学的渗透,并与波普的、图像的、符号化的绘画拉开了距离。在王音最新的个展上,让人敬佩的是他的执着与坚守,他对绘画的守护,在我看来,就是让绘画远离宏大叙事,拒绝被意识形态编码,相反,回到日常,回到生活,回到微观,回到形式,回到绘画本身。对于画画的人,做加法容易,减法反而难;为画画注入意义容易,让它变简单却并不轻松;追求结果容易,将过程作为目的就具有挑战性。就像佛教中所说的轮回,这是需要修炼的。从这个角度讲,“坏画”并不坏,而是说艺术家首先需要考虑到既有的绘画系统,立足于上下文,并以个人的方式推进,使作品在审美、修辞与叙事方式上与当下流行的、主导的、媚俗的绘画拉开距离。由于太多的人追求“好画”,王音自然就显得孤独且另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