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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家议论及批评“中国团队”盛况万般参与的威尼斯双年展，总是让我想起咱也在上海当过一回东道主请客的世博会。记得我在本杂志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认为世博开办至发达国家进入‘丰裕社会’时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期图通过世博完成早期那种推销本国产品、推广国家形象的狭隘目标，各国家馆已难担此责，几无可能，亦无必要。网络、电视、电影、报纸等媒体的观看经验，乃至民众越来越有条件亲游目睹的经历，与此相较，世博各馆都已难尽其精彩形象、产品之一斑。”世博会历史和威尼斯双年展历史同创始于19世纪，前后相差不过几十年，所面对的社会更递背景相仿，中国关注和参与的时间节点相似，“国家馆”形式相近，所以上述观点也可以转换为我对眼下威尼斯双年展的基本看法。甚至中国参加此“两会”也有相似或关联的细节，可供人琢磨，更或反映出咱们的“国家形态”或“国民心态”。比如，最早一届世博会，清府闭关锁国没有派队参加，主办国英国帮忙就地张罗了一个档位，展出的尽是丝绸、陶器、茶叶之类，因为当时的满清确实就是以此形象示人的，这比较于当时已开始工业革命有年且以坚枪利炮向外扩张的西方列强而言，实是“文武对比”；这边厢，据称中国早在80年代曾两次接触威尼斯双年展，分别送去的也是一些剪纸、刺绣等传统样式艺术，简直甘当年展的“装饰花边”。再如，“长官”潘公凯曾参与央美设计团队负责世博中国馆的展示设计，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基本就是复制了世博中国馆那个“灯箱”展现清明上河图的手法，仅算是空有“老而弥新”姿态的“老相横秋”。及至现在，中国队包下肯尼亚国家馆的做法，也让我想起上海世博会上因为有些非洲穷国缺席、东道主出钱硬是帮这些穷国张罗了个样馆的做法——这种制造“全世界都来了”和“全世界都走遍”的欢喜心态很符合咱们国民的“幸福观”！当新加坡以“花费大，受惠少”并省下费用“资助本国艺术家”的理由大大方方宣布退出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当它被舆论喻为“杂货店”、当它被行家预言“危机”已显将“走向衰落”……此之时，中国艺术家集体奔向威尼斯的“中国梦”才刚刚进入高潮，甚至这个集体为尝此高潮凌乱得连程序正义还来不及理清。上海世博会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国家馆已经不再注重推广“有形国家”——比如像意大利馆那样塞满本国“经典产品”；而是推广“观念国家”——比如像英国将整个馆做成“人性、绿色、可续”宣言，馆场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轻设计”。而中国馆馆型之笨重，馆内什么都塞、什么都想说之更笨重——此般凡事凡时都意欲诉说“集体梦想”的行动，真的像极上海世博会那黑压压无序排队的中国观众，让人倍生感慨和难于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