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家成为权力的工具才要命
今年两会期间，文学家冯骥才接受采访，以《权力介入导致文艺界腐败》为题，因为很符合形势，广被转载。说“符合形势”，是我们这里才与“文艺”有关的专用话语，而且时间上不只关乎现在——文艺界腐败此前早有此后必将继续有，因为既然“形势”是时间性的，权力易主或时势移易，文艺腐败必跟别的腐败没什么两样地反复发作，这是历史证明了的嘛，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市场年代更会以钱计算程度，“亿亿腐败”就比旧时代定义里的“思想腐败”更让人触目惊心罢了。比较而言，制度环境和文艺生态好的国家，几乎就没有这个话题，人家文艺家根本就不会吃“文艺被权力管”这一套，文艺跟路边的花花草草一树一木的生生萎萎一样自然而然，无所谓文艺紧不紧跟形势。替换到言说者，所谓文艺家“知形势”，好听的说法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实际点说就是上头怎么说咱就怎么说的“鹦鹉学舌”，这种言说，以前早有既然不说，以后还有就也不一定说，现在说就仅仅是审时度势、见机行事，文艺家在这样的言说环境中简直只会练就比“形势”更快的“易变性格”，人数一多又反过来制造“形势”，整个世界就这么折腾得不知道什么是“真话”。
既然文艺是一种自然生长，它就只是民众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政府权力范围里的一部分——或者说仅有那么一点点：如果涉及特定的公共管理事务。但是，同样，在文艺生态好的国家，因为人人爱护、珍惜好生态，担怕即使向权力委托出去那么一点点的公共管理事务权，也会成为“文艺被腐败”的缺口、借口，所以他们宁愿更决绝些，这些国家干脆连个“文化事务部”都没给设立，更别说更笼统、臃肿像是言论、思想一把管的“文化部”了。
如果依我最近了解一点经济学知识的觉悟，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冯骥才提出的中国“文艺生产腐败”的问题——当然包括他说的中国文艺界“出不了顶尖文艺作品”、“出不了顶尖艺术家”的文艺生产效率问题，我认为：将文化管理部门的投入视为一种“文艺基础设施资本”，除此之外的其他市场和社会领域的投入视为一种“生产性资本”，比较国外成功经验可知，我们存在十分明显的、应该可以计算而常常不被计算（比如我很少在议政领域听过文艺预算和文艺审计这回事）的“资本误配”和“资本浪费”。
这等于说，冯骥才的话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则其一，在市场社会它就可以有“经济目的”，可以“被当做工具输送利益”，能设想文艺作品不能被买卖吗？埋怨艺术品太能“变成钱”那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反动思想”嘛；诚然，说中国存在“市场化导致文艺作品的价值与价格发生了偏差”，多少是一个事实，但同样道理，如果真有一个好的“市场生态”，那么真是市场问题，一定还主要是靠市场本身来解决，更大范围讲，如果更有同一个本真的社会，还靠社会各部分互动来调节，就算像金融危机那样，政府权力有一定的主动权，但也一定把艺术市场当成是市场的一部分，而不会把“经济”因素之外的思想、内容等因素也管起来。其二，恰恰也跟其一相关地，官员也是人，他们当然可以买卖艺术品，可以消费文艺，可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品位”，在发达国家，政治人物会跳跳舞唱唱歌，也许还能拉选票、为执政加分呢。总之，任何东西，特别是值钱的东西——比如房子，都可能成为“腐败工具”，但埋怨房子太值钱甚至关掉房市都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正规身份是小说家的冯骥才，却本身就是一个他自己要批判的“画商品画”的文艺家——依我专业的眼光看还行得要命，正规画册都出过的，至于有没有“买商品画”，是不是“很变成钱”，甚至其画作有没有成为“腐败工具”，我自己不是书画市场研究爱好者，更不是专职反腐纪委成员，当然没有发言权。但有一些材料和现象是能有所启发的。比如同样热衷写“商品书法”的贾平凹，自己就亲自爆料作品定价和收益都高过写小说，甚至一度供不应求，为此炮制出“订货约法”防凡人登门。据说有一位矛盾文学奖获得者，昨夜还是小说家，隔夜已然“文人画代表画家”，至于身家，当然必是夜夜见涨啦。
这说明，冯骥才也许一直在回避什么要命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是市场，他们如果真靠文艺才能卖画卖书，那是他们的福，也是市场的福，高兴才是。不妨来看看冯骥才怎么回答问题。记者问：不让官员在文艺协会兼职，能杜绝文艺领域的腐败吗？冯答：把权力请出去，文艺协会才能做到真正的专业性，只有这样，才能像我以前说的，文艺工作者要面对艺术，背对市场。记者再问：反腐除了监督，对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约束？冯答：文艺工作者远离腐败，重要的是要从内心不想腐，这要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和艺术上的追求，任何约束都是外在的，关键是要实现主观上的不想。
看，果然是文艺家，什么都往“心”里去呢，用“心”防腐，高，深，这话太有市场被说得太熟悉太形势了！
可是，冯骥才先生的身份就是文联主席级别的，其他能卖“商品书法”、“商品画”或甚而能当“画派代表”的，要不身份曾就是行政官员，要不就是协会领导，官级都相当不低，比较起有些作品被当成“腐败工具”的专业画家、书法家，可能人家还只是人民群众呢。那么，如果文联、作协、书协、美协等等还是现在“准行政部门”这样，则“把权力请出去”了，该是你们这些人“最大官”了不是？好啊，这么一来，到底是更“专业性”，还是更“扭曲文艺价值”，反正都是权力本身或权力的工具，有的都是满血满血的“任性”！
既然文艺是一种自然生长，它就只是民众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政府权力范围里的一部分——或者说仅有那么一点点：如果涉及特定的公共管理事务。但是，同样，在文艺生态好的国家，因为人人爱护、珍惜好生态，担怕即使向权力委托出去那么一点点的公共管理事务权，也会成为“文艺被腐败”的缺口、借口，所以他们宁愿更决绝些，这些国家干脆连个“文化事务部”都没给设立，更别说更笼统、臃肿像是言论、思想一把管的“文化部”了。
如果依我最近了解一点经济学知识的觉悟，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冯骥才提出的中国“文艺生产腐败”的问题——当然包括他说的中国文艺界“出不了顶尖文艺作品”、“出不了顶尖艺术家”的文艺生产效率问题，我认为：将文化管理部门的投入视为一种“文艺基础设施资本”，除此之外的其他市场和社会领域的投入视为一种“生产性资本”，比较国外成功经验可知，我们存在十分明显的、应该可以计算而常常不被计算（比如我很少在议政领域听过文艺预算和文艺审计这回事）的“资本误配”和“资本浪费”。
这等于说，冯骥才的话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则其一，在市场社会它就可以有“经济目的”，可以“被当做工具输送利益”，能设想文艺作品不能被买卖吗？埋怨艺术品太能“变成钱”那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反动思想”嘛；诚然，说中国存在“市场化导致文艺作品的价值与价格发生了偏差”，多少是一个事实，但同样道理，如果真有一个好的“市场生态”，那么真是市场问题，一定还主要是靠市场本身来解决，更大范围讲，如果更有同一个本真的社会，还靠社会各部分互动来调节，就算像金融危机那样，政府权力有一定的主动权，但也一定把艺术市场当成是市场的一部分，而不会把“经济”因素之外的思想、内容等因素也管起来。其二，恰恰也跟其一相关地，官员也是人，他们当然可以买卖艺术品，可以消费文艺，可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品位”，在发达国家，政治人物会跳跳舞唱唱歌，也许还能拉选票、为执政加分呢。总之，任何东西，特别是值钱的东西——比如房子，都可能成为“腐败工具”，但埋怨房子太值钱甚至关掉房市都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正规身份是小说家的冯骥才，却本身就是一个他自己要批判的“画商品画”的文艺家——依我专业的眼光看还行得要命，正规画册都出过的，至于有没有“买商品画”，是不是“很变成钱”，甚至其画作有没有成为“腐败工具”，我自己不是书画市场研究爱好者，更不是专职反腐纪委成员，当然没有发言权。但有一些材料和现象是能有所启发的。比如同样热衷写“商品书法”的贾平凹，自己就亲自爆料作品定价和收益都高过写小说，甚至一度供不应求，为此炮制出“订货约法”防凡人登门。据说有一位矛盾文学奖获得者，昨夜还是小说家，隔夜已然“文人画代表画家”，至于身家，当然必是夜夜见涨啦。
这说明，冯骥才也许一直在回避什么要命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是市场，他们如果真靠文艺才能卖画卖书，那是他们的福，也是市场的福，高兴才是。不妨来看看冯骥才怎么回答问题。记者问：不让官员在文艺协会兼职，能杜绝文艺领域的腐败吗？冯答：把权力请出去，文艺协会才能做到真正的专业性，只有这样，才能像我以前说的，文艺工作者要面对艺术，背对市场。记者再问：反腐除了监督，对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约束？冯答：文艺工作者远离腐败，重要的是要从内心不想腐，这要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和艺术上的追求，任何约束都是外在的，关键是要实现主观上的不想。
看，果然是文艺家，什么都往“心”里去呢，用“心”防腐，高，深，这话太有市场被说得太熟悉太形势了！
可是，冯骥才先生的身份就是文联主席级别的，其他能卖“商品书法”、“商品画”或甚而能当“画派代表”的，要不身份曾就是行政官员，要不就是协会领导，官级都相当不低，比较起有些作品被当成“腐败工具”的专业画家、书法家，可能人家还只是人民群众呢。那么，如果文联、作协、书协、美协等等还是现在“准行政部门”这样，则“把权力请出去”了，该是你们这些人“最大官”了不是？好啊，这么一来，到底是更“专业性”，还是更“扭曲文艺价值”，反正都是权力本身或权力的工具，有的都是满血满血的“任性”！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