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在⻓达两个多⽉的全国瘫痪之下，每个人都经历了少有的精神起伏和情绪跌宕。⽆力、⽆助、未知、愤怒、恐惧、感激、悲壮和悲情交织在⼀起，⼀⾔难尽。作为艺术从业者的我，不⽌⼀次地问自⼰：灾难前，艺术有什么用？艺术能做什么？就像抗⽇时傅斯年“书生何以报国”的懊叹，第一次，我开始怀疑艺术存在的意义。

 

隔离在法国诺曼底，已经80多岁的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似乎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我想得明白，⽤十张新创作的iPad绘画作为回答，并通过BBC向全国宣读了⼀封信：“我买了⼀部新iPad，正准备画诺曼底冬⽇下的树，病毒来了。我没有停下，从冬天画到现在。瘟疫肆虐，有些⼈批评我的画是对焦灼现实的逃避。”作为英国最著名的在世艺术家，霍克尼选择通过电视新闻，⽽不是画廊或美术馆，向人们展现他在隔离中的新作。⼗幅作品中，有⼀张英国⽔仙。不列颠岛春天的草地上，到处开着这种黄澄澄的花朵。霍克尼将它命名为Do remember they can’t cancel the spring（《请记住春天不会因此取消》）。很多⼈感动，不单是因为英国⽔仙象征着霍克尼⼼中春日的故乡，更因为霍克尼用艺术疏解人们焦虑的努⼒。他相信此刻，艺术有能⼒，也有责任站到芸芸众⽣中；他相信，艺术可以抚慰低落的精神，为禁⾜的⼈们带来春天的希望。“为什么我的画不表现新闻时事？因为在我眼前，就是这些花、这些树，春意盎然。我不愿再现或回应现实，我要表现自己的感受。”“坚持创作，这是最重要的。”霍克尼相信，通过绘画，他的感受能像春风⼀样传递。是他的相信，感动了⼈们，也启发了我。

 

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们陷⼊同样的困境：医疗资源挤兑，前线医护装备短缺；买不到蔬菜，买不到口罩；瞬息万变的政策；亲友分离；对疾病的恐惧；经济的压⼒，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隔离。⾯对种种变故，中西⽅艺术家却选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

 

西⽅的艺术家，⼤多选择⽤自己的专业去回应。纽约西区百⽼汇的音乐剧演员隔空唱起《悲惨世界》；⻢友友在自己的书房直播独奏巴赫；阳台上的小提琴⼿每天伴着夕阳为邻居们演奏。盖蒂美术馆（Getty）引领的“换装经典名画”⾏动吸引了数万脑洞大开的素人参与；英国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在Instagram上直播自己在工作室创作新系列作品“春樱”的过程，并开设访谈“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分四天回答观众100个问题，包括“骷髅上的钻石都是真的么”等等。以⽂字海报著称的英国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创作了Thank God for Immigrant（《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移民》），向在疫情中做着保洁、司机、护⼯等最基本工作的移民群体致敬。法国⽇光装置艺术家皮埃尔·布劳特（Pierre Brault）在巴黎的建筑上完成了Stay Home Safe(《别出门，祝平安》)的装置作品，呼吁人们待在家中。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等20个当代艺术家联合推出Art is Where Home is（“艺术在家中”)的互动创作项⽬：⼈们可以免费下载创作包，按照上⾯的提示，或“为厕纸写⼀首诗”，或跟着葛姆雷的教程，⽤纸剪出⼀个⼩小的雕塑。伦敦蛇形画廊策展⼈奥布里斯特-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 Obrist）在社交平台放出多个⾏为艺术视频和⾏动指导，包括大野洋⼦1996年的《Wish Piece》和1974年布鲁斯·纽曼（Bruce Newman）的《身体压⼒》，号召“⼤家一起照着做”。尽管他选的这些作品有点⼉艰涩，且就⽬的来说，过于高冷小众；但无论定调⾼低，这些行动都在⽤艺术独有的⽅式，缓解人们的孤独和压⼒。

 

与西⽅艺术家强烈的表达欲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艺术家，在精神最为困乏的封锁时期，⼤部分选择放弃创作，隐身噤声。在本应彰显艺术力量的时刻，创作主体们哑然无声地汇入了调门一致的众志成城和束⼿⽆策，任由口号代替了歌唱。我们的艺术⾏为，似乎只能伴随着商业⾏为存在。当灾难降临，脆弱的小生态迅速休眠，交易停⽌，艺术也随之暂停。钱，成了我们应对这场劫难唯⼀的方式。我们不相信艺术在此时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认为艺术不合时宜。

 

也有艺术家试图⽤专业做些事，赵赵一语双关的作品《蝠到了》，隐隐带出民俗和瘟疫的吊诡关系，还捎带手验证了红⼗字会的腐败无能。这个创作⾏为虽未在社会上掀起多大的共鸣或反响，但却是我们硕果仅存的艺术尝试。⾄于艺术机构，我只能想到⽊木美术馆的“艺术还在”在线展览。遗憾的是，在看似共情的名称之下，这个展览⽆论从内容还是⽅式，都局限在⼩圈⼦的⾃娱⾃乐和自说自话中。虽向公共开放，但它的出发点并非出于对公共精神的关切，⽽更接近如何填补空⽩档期，巩固自⼰在业内的存在。

 

原来到了生死时刻，我们这些艺术从业者，并不相信艺术有处理和帮助他⼈的责任和能力。我们只相信钱。于是，艺术家纷纷用作品去换钱。义拍成了唯⼀活跃的途径。可义拍的参与者又多是圈内人，那些拍卖的作品来自于谁，比表达了什么更重要。我没有任何否定或贬低捐款捐作品的艺术家的意思，更不怀疑他们想出一份⼒的真诚和急切。就像武汉⼈集体开窗唱国歌⼀样，绝不是做作，是真没辙，真悲愤。但我又⽆法不因此感到可惜，精神表达的匮乏证明了艺术行业的畸形和失败。钱，本不该是艺术第⼀诉诸的对象。艺术家应通过艺术手法，触发感官，参与分担，为大脑松绑，促动个体情感的表达。艺术机构应努力让艺术家的成果最大范围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为灾情下的公共精神重塑出一分力。我们本该坚持创作和传播的本职，却最终⽢于物质捐赠的无可奈何。在疫情中，我们放弃了自⼰的本职，也无视了自己的价值。

 

也许，是我们有太多的不相信：不相信艺术除了换钱这⼀条路，还能有别的贡献⽅式；不相信体制允许，不相信自⼰能执⾏，也不相信困境中的⼈们除了钱，还需要其他的东西，比如艺术。鬼见多了，不敢相信面前站的是人。我们都快变成了丧失信仰的艺术寄⽣者：靠它庇护，靠它挣钱，享受它光环下的特权，却既不真正拥有它，也不相信它，更不相信有人相信它。

 

写到这⾥，我想起⼀部纪录片《六号房里的女人》，是一个关于犹太⼥孩爱丽丝·赫茨索默（Alice Herz-Sommer）的故事。在纳粹集中营里，为了粉饰种族灭绝的真相，德国人筛选出一批会乐器的囚犯组成乐队，专为应付国际红十字会的查访。爱丽丝凭借弹得一手萧邦入选，“每次演奏，底下都坐满了饥寒交迫，病息恹恹的⼈。⾳乐是⽀撑我们活下去的粮。”在关押爱丽丝的这座集中营里，遇难人数达33000余人，其中也包括她的母亲。在如影随形的死亡和残酷的虐待下，爱丽丝将音乐、将艺术当作自己还活着，以及自己能活下去的证明。一个纳粹军官看了爱丽丝的演出说：“谢谢你的演奏，让我感触良多。我会保证你和你的儿子，不会被送⾄灭绝营，直到战争结束。”是艺术本身，在绝境下完成了救赎，救了濒死者，也救了施暴者。我想，我们应该学着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