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字之“损益”
近日，人类世界有位当红艺术家撤展引发争议，炒作论、策划论、阴谋论或反过来的各种“挺他论”，我都不置可否，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艺术家个人意愿行为，而且发生在一个民间性的展览活动中。但据当事人说辞和众所周知的“文化现象”，这个撤展行为的起因是“敏感字”。所以，我认为与其微观议论这个事件，不如审视一下“敏感字文化”这种现象。人类世界往往因此才“制造”无数伟人、事件、内容及其文化的。
这位艺术家是红人，而且红出艺术界。社会上的红人不少，但红得自己的名字一度成为“敏感字”的倒不多。“敏感字”是某文字圈的特殊文化景观。有趣的是，“敏感字文化”竟然又是一种特权文化，即某些“敏感字”只能特权者可以看写说，或者特权者可以看写说了后一般民众——无论对“敏感字”厌恶或喜欢的民众——才能看写说。这个情形，跟特别的言论文化有关。一般来讲，言论自由这个人类神圣权利，其跟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一样，是上帝赋予民众的、而且处于优先位置的权利，对应过来说，言论自由正好是保障民众言权不被行政官员权力侵犯的，更别说那种公权力还没办法被有效限制的社会了。某国恰好就处在这个尴尬点上，即：起码在某些事情上，其言论自由，好像首先就是“官言自由”。事实上，作为言论载体的媒体，在某国是“官媒”独大，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官媒天下”，其媒体版图还处在像前苏联《真理报》、前台湾《中央日报》那样的时期。
所以，曾经读到有“官媒”连着发文评论那位当红艺术家，说其是“某国崛起的受益者”、 预言其必“被淘汰”，很让人疑虑这类言论之“代表谁”、“批评谁”、“支持谁”的真实性是什么。既然定性是“厌恶”，为什么反而是“敏感字”？为什么不让民众爱憎分明地公开讨论那几个字目甚至“千刀万剐”消灭它们？
作为人名的“敏感字”，一般还有一个特别指称，叫“异见人士”，对应着，当然必有“同见人士”，处在这两者之间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三部分人合起来叫“人民群众”，民众对面是“政府”、“官员”。政府天生喜欢后两种民众，他们是官员的“朋友”，第一种民众则是官员眼里的“刁民”、“损友”。“刁民”、“损友”会招致“国外势力”声援，衍生繁盛的自我折磨的“阴谋论”。
谁能想象能将“异见人士”、“抗议人士”视作“时代人物”吗？不可能，因为，既然是“损友”，你就是“损”了政府利益的人，而政府之上，又常常套着“国家”、“祖国”的马甲，于是官员、动员起来的民众都认为“异见人士”就是忘恩负义的“不爱国者”，这样的人应该“受损”而不应该成为“崛起的受益者”。
这样“分类”乃至由此“分化”民众，然后以依样而设的“损益观”分别对待，正是某种标准的“官本位”社会的根本特征和超级能耐。更奇特的还在于，站在官本位上的人——当然包括替官背书、以“政府替身”自喻的“官媒人”，又将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或自认自己就是“一大撮人”中的一员，处在“人民正面”，是“正确民众”，自己站在“淘汰”“一小撮”民众的潮流当头，有着不需、不许商榷的优越感。
当然，这样的优越感是有因由的。一直以来，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都会觉得自己的饭碗是政府给的，事实上也是，社会空间里的多少地盘，不确实是政府占着吗？比如说地皮，所谓国有就是政府有，官员是地主就是当然的“主人”。在“官媒”干活，本来就基本是“我的地盘”，当然“我做主”。于是，这些人的口气就是，如果谁谁谁是“一小撮”、“刁民”、“损友”，谁谁谁就不是“某国崛起”的添益者，你不能是“主人”只能是“副产品”，你不能“反体制”、你不能“政治不合作”、你不能“艺术与政治结合”——好像他们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合法的、法治的“政治国家”似的，你更不能因此“大放异彩”，我拘押你一天只能你利益、荣誉受损一天而不能反过来越拘押越值钱、受益。
可是，若论“受益”，作为事实上的“主人”，官员、紧跟官员屁股后面的聪明人——是“绝对太少数”，才是最大的“崛起的受益者”，这个不用去做贪腐、外逃的数字统计，凡人仅凭直觉就可判断的，但谁能正确地回答过这种“受益”到底是损了谁这个问题吗？说实话，那位当红艺术家果真还只是个标准“个体户”的，经济上，他既不是国企老板、员工，也不是整天跟“地主”做买卖的地产商，甚至据说他还专能“外贸”，是艺术界能“创汇”的——难怪“偷税漏税”这招最容易制服他，所谓“某国崛起”正是得益于这样千千万万的“个体劳动者”的卖力奉献呢！
的确，政治上，这样的艺术家既不是这个那个国级院的“院士”、“院长”，说的那些跟政治瓜葛的话，也不是中听的“政治正确”。艺术上，他有时候很“纯艺术”，有时候也很“政治”，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抄袭狂”……这些确实可以争论，他本人就一直“争议”不断，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不正说明要相信“个体”的意愿，更应该给他们权利，让他们自主发出“淘汰谁”、“淘汰什么”的声音吗？
到底该依着上面哪个逻辑做出“损益”计算、讨论？
但是，千万，别想着只允许官言说得兴高采烈、口沫横飞，然后抛给“个体”无声的“敏感字”，使他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我希望这样的时代既往矣！
这位艺术家是红人，而且红出艺术界。社会上的红人不少，但红得自己的名字一度成为“敏感字”的倒不多。“敏感字”是某文字圈的特殊文化景观。有趣的是，“敏感字文化”竟然又是一种特权文化，即某些“敏感字”只能特权者可以看写说，或者特权者可以看写说了后一般民众——无论对“敏感字”厌恶或喜欢的民众——才能看写说。这个情形，跟特别的言论文化有关。一般来讲，言论自由这个人类神圣权利，其跟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一样，是上帝赋予民众的、而且处于优先位置的权利，对应过来说，言论自由正好是保障民众言权不被行政官员权力侵犯的，更别说那种公权力还没办法被有效限制的社会了。某国恰好就处在这个尴尬点上，即：起码在某些事情上，其言论自由，好像首先就是“官言自由”。事实上，作为言论载体的媒体，在某国是“官媒”独大，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官媒天下”，其媒体版图还处在像前苏联《真理报》、前台湾《中央日报》那样的时期。
所以，曾经读到有“官媒”连着发文评论那位当红艺术家，说其是“某国崛起的受益者”、 预言其必“被淘汰”，很让人疑虑这类言论之“代表谁”、“批评谁”、“支持谁”的真实性是什么。既然定性是“厌恶”，为什么反而是“敏感字”？为什么不让民众爱憎分明地公开讨论那几个字目甚至“千刀万剐”消灭它们？
作为人名的“敏感字”，一般还有一个特别指称，叫“异见人士”，对应着，当然必有“同见人士”，处在这两者之间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三部分人合起来叫“人民群众”，民众对面是“政府”、“官员”。政府天生喜欢后两种民众，他们是官员的“朋友”，第一种民众则是官员眼里的“刁民”、“损友”。“刁民”、“损友”会招致“国外势力”声援，衍生繁盛的自我折磨的“阴谋论”。
谁能想象能将“异见人士”、“抗议人士”视作“时代人物”吗？不可能，因为，既然是“损友”，你就是“损”了政府利益的人，而政府之上，又常常套着“国家”、“祖国”的马甲，于是官员、动员起来的民众都认为“异见人士”就是忘恩负义的“不爱国者”，这样的人应该“受损”而不应该成为“崛起的受益者”。
这样“分类”乃至由此“分化”民众，然后以依样而设的“损益观”分别对待，正是某种标准的“官本位”社会的根本特征和超级能耐。更奇特的还在于，站在官本位上的人——当然包括替官背书、以“政府替身”自喻的“官媒人”，又将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或自认自己就是“一大撮人”中的一员，处在“人民正面”，是“正确民众”，自己站在“淘汰”“一小撮”民众的潮流当头，有着不需、不许商榷的优越感。
当然，这样的优越感是有因由的。一直以来，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都会觉得自己的饭碗是政府给的，事实上也是，社会空间里的多少地盘，不确实是政府占着吗？比如说地皮，所谓国有就是政府有，官员是地主就是当然的“主人”。在“官媒”干活，本来就基本是“我的地盘”，当然“我做主”。于是，这些人的口气就是，如果谁谁谁是“一小撮”、“刁民”、“损友”，谁谁谁就不是“某国崛起”的添益者，你不能是“主人”只能是“副产品”，你不能“反体制”、你不能“政治不合作”、你不能“艺术与政治结合”——好像他们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合法的、法治的“政治国家”似的，你更不能因此“大放异彩”，我拘押你一天只能你利益、荣誉受损一天而不能反过来越拘押越值钱、受益。
可是，若论“受益”，作为事实上的“主人”，官员、紧跟官员屁股后面的聪明人——是“绝对太少数”，才是最大的“崛起的受益者”，这个不用去做贪腐、外逃的数字统计，凡人仅凭直觉就可判断的，但谁能正确地回答过这种“受益”到底是损了谁这个问题吗？说实话，那位当红艺术家果真还只是个标准“个体户”的，经济上，他既不是国企老板、员工，也不是整天跟“地主”做买卖的地产商，甚至据说他还专能“外贸”，是艺术界能“创汇”的——难怪“偷税漏税”这招最容易制服他，所谓“某国崛起”正是得益于这样千千万万的“个体劳动者”的卖力奉献呢！
的确，政治上，这样的艺术家既不是这个那个国级院的“院士”、“院长”，说的那些跟政治瓜葛的话，也不是中听的“政治正确”。艺术上，他有时候很“纯艺术”，有时候也很“政治”，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抄袭狂”……这些确实可以争论，他本人就一直“争议”不断，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不正说明要相信“个体”的意愿，更应该给他们权利，让他们自主发出“淘汰谁”、“淘汰什么”的声音吗？
到底该依着上面哪个逻辑做出“损益”计算、讨论？
但是，千万，别想着只允许官言说得兴高采烈、口沫横飞，然后抛给“个体”无声的“敏感字”，使他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我希望这样的时代既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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