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与他乡,时差与视差
下了飞机,在时差中一恍惚,总有几秒你想不起来身在何处。特别是在戴高乐机场的指示牌系统中已经赫然出现中文和混杂的国语聊天的场景中。在他乡特探寻中国本土的文化现场无疑是一种更为具备视差之见的体验。
我的旅行团友包括一位巴黎艺术史学者、一位《三联生活周刊》的社会记者,和一位年轻的时尚博主。他们会用何种透镜看待在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的“本土”展览,构成了我的想象和提问兴趣。更多的想象则来自于当地观众对于展览的回应。近年来,西方公众和业内人士对中国充满好奇:遥远的东方,那些遍布在城乡结合部的巨大工作室、密集型工人劳动、发展迅猛的内需市场,打造了一条空前的生产—展示—消费的链条。同时以巴黎为代表的欧洲领域,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城市的边界。前往路易·威登创始人祖宅的行程中,司机提醒我“过了这座桥就离开巴黎”,然而在视觉上前后并无违和,城镇化进程已经是这个本土在上世纪的事情了。
在UCCA工作五年以来,我们为北京的观众陆续带来呈现特定地域文化状态的“印度公路”、“洛杉矶计划”、“纽约客”等展览。当然还有更早的,譬如UCCA开馆前举办的“北京—巴黎”(2002,巴黎)、“里里外外”(2004,里昂)等在他乡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项目。今天的艺术家,视野和信息来源已经在一个后网络时代中与世界各地的同行时刻同步。交流机制和技术带来的便利使得“本土”这一概念既模糊,又时刻提醒着我们必须意识到身在何处。一方面,拟像世界所营造的生活体验让我们距离真实界愈发遥远;另一方面,交流机制的发展,使得艺术家作为创作个体,却对整个产业链条有着清晰的理解。艺术家除了适应工厂式的艺术品生产方式,也将关注点投射在空间策展规划、目标观众锁定、对应展览空间的文化地缘属性等领域。换句话说,艺术家已经不再安分于只出现在产业链的某一端点,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更多产业节点中,模糊自己身份。在精心的考量下,我们看到耳熟能详的本土作品在他乡营造的别样张力。比如徐震作品中的视觉形象直接溯本到20公里外卢浮宫的两件馆藏文物;邱志杰的社会关系地图让我联想起福柯对16—19世纪西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郝量的林弇山园,与本地著名公园同样有着多折的命运(卢森堡公园在历史上曾经被作为关押旧时代贵族的监狱使用);当然还有馆藏展中黄永砯作品对杜尚的拿来主义;我甚至还在刘诗园的作品面前去联想这些地毯的来源——可能正出自今天的穆斯林阵地。
离开观众的立场回到艺术系统内部,今天艺术家多层面的实践与收藏家的表现也凝练成一个奇怪的平衡。收藏家同样正在更多的功能上展现着自身价值。在这股力量下,超级艺术博览会、拍卖市场、私人美术馆的迅猛发展,大肆吸收整合着社会资源,将行业发展领航至未曾有过的方向。“本土”展览所在地缘更为复杂,集合了老牌艺术阵地、时尚视觉大本营、针对中国市场的箱包零售、旅游业振兴等意识形态。托同期时装周的福,我们身在巴黎的塞纳河畔观望接踵而至的、花枝招展的人群。在不断的人口迁移、文化重组的进程中,谁又是今天的巴黎本土人呢?作为来自他乡的展览,不仅仅是文化资本的输出,如何有效对接全球艺术产业系统、洞悉市场化进程中的各式需求,才是景观背后真正的问题。我们也只有7个24小时的在场,才有契机打破先入为主的偏见,去解决莫须有的文化乡愁和视差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