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栗“病”了吗？
我主张并尽量坚持真刀真枪的批评作为，为的是让批评产生实效，促进被批评的人、事以及人、事联动生成的“现状”有所改变。为此，我要尽量做到两点：一是真名实姓、真人实事批评；二是说到“点子”上。此就要求自己不务虚踏空、客观理性。如果说某些原因（比如真名实姓会因为特定敏感环境所限或承载媒体自身设限等原因有一定程度影响、客观理性会因为个人感情甚或语言技术等原因有一定标准弹性）可以得到适当理解和原谅的话，做到以上两点就有助于判断一个批评、一次舆论的得当程度、生效逻辑和最终实效，因为任何人、事的“点子”总是真实存在并可以被看到且应该拿出来评议、论断的，也是“感情好恶”作用有限、“道德褒贬”强制不得、“废话连篇”模糊不了的。
我跟老栗不熟，因为一个同台活动，仅有见过一面的“认识”。但在其他层面上，我对老栗的认识当然多于“面识”：比如我专门撰文评议过老栗这个“符号”、议论过他有份的一些事；另外，经其他途径也了解部分其人其事，比如常管宋庄村里闲事而自嘲为“乡绅”的他，生活方式上也果真颇匹配，心态平和，遇事不慌，平易近人，凡人可亲，粗茶淡饭，布衣随行，还有，听说还坚持打太极……我说这些是啥意思呢，就是依我判断，就如老栗的那副白发雪胡形象，他应该还处在健身寿相的良好生活状态之中，我也真心——先让“神不神父不父”的见鬼去吧——祝他“万寿无疆”。
为什么要先申明我“认识”的这个老栗呢？
最近老栗遇事（这个事据说就属于违背我批评原则但又不得不“遵守”的不能真人实事评论的事）生议，我发现几乎大部分、一片倒的舆论中，老栗几乎就是“病”了，还“病”得不轻，两种舆论“情调”竞相争悦：要不“悲哀”连连，同情、惋惜乃至动用“道义”，有点悲壮，这以也住在宋庄跟老栗相邻应该也比我更认识老栗的批评家杨卫为代表；要不挖苦声声，嘲讽、责怪、说风凉话……有点幸灾乐祸。这两种情感之外，当然也有“不着调”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批评家黄专：一是，他好像并不理解（了解？）、也不像是要说老栗的真实“点子”；二是，同老栗一样也曾从85过来，自己跟“老相亲”（老栗此时的社交策略或原则是“成功的艺术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而且我当面听着他质疑过个别明星“怎么思维还停留在备战备荒的年代呢”王广义整辆过时旧车造型就是宏大的“国家遗产”政治艺术做题，加上他为王广义撰写的“视觉政治学”研究，我几乎都有为何他如此“专义主义”的疑惑了，为什么却反过来用另一套说辞埋怨老栗？三是，一直以来的社会形势及至当下，政治人物除了擅长避“实体事务”而玩“虚拟政治”之外，反而更会“虚拟艺术”，你看满街的“梦画”，硬是让你要梦回田园的农耕社会似的，于是为什么他们也喜欢艺术家，要收编他们，如此，政治家可以“搞”艺术，难道艺术家偏偏不可以涉政治？其实，考察艺术家王广义，也很能说明问题，他靠政治波普上位，尔后正是以政治意识为主要暴露的简单（作品所现）、退步（言论所述）、滑头（事件所示）等使之陷入乏味和贬值阶段，这让黄专的言论和其与王广义的捆绑之间存有一种奇怪的悖论。
远的不说，继续说回“点子”。当然，杨卫也好、别的网友也好，他们毕竟对于老栗的人、事无责任——既非老栗其人的发言人、事的工作人员亦非公职人员，他们要持什么“情调”，是有这个自由的，特别是声援、同情，一般被认为有总比没有好。所以，比如相较而言，以当代艺术界为例，像当代艺术院院士、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委员、当代艺术中心方力钧主任等人在这件事中哑口无言，这个现象才是显得奇怪的、应该担忧的、必须指责的；公职、半公职或有对应身份的人，就算有财物支持，言论甚至表态也很重要，你看苏格兰独立公投，公职人物的表态、口号有多重要啊。故要强调，我考察各种“情调”只是为了讨论如何在议人论事中产生实效。有某种论调认为：此事中老栗其人是“被挟持”的。事实呢，如果真有这个状况，以上各种“情调”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帮凶”。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点子”，看看“真实”的老栗，是如何不需要诸位把他当成“病夫”同情、哀叹的，我相信也不是任何挖苦、嘲讽动摇得了他的；如此一个好好的、“健康”的老栗，如何可能“挟持”他、“挟持”他干什么？比较起来，公民自由发个言、看场电影也慌得屁颠屁颠忙乎的人，不是更值得诸位去同情、哀叹么？
关于事，老栗曾明白无误地说过这样的话：“必须让自己平和，不生气，你要是天天生气，那受不了，反而他们不生气”、“……争取的只是言论自由，及其……宽松，这只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是需要永远争取的。不管政府和政治事态如何发展，都不去奢望，也不要影响自己的情绪。更不以政治成败来讨论其得失”、“因为压制，很容易把一个影展变成一个事件，我现在特别反对大家为了制造事件在制造事件，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件’，我们只是日常”、“我不赞成极端的方式，我特别反对政治来绑架艺术，包括独立电影，它不是为了政府。就像你看赵亮和徐辛的片子，是在通过一个极端的政治事件在观察人，不是事件，一定是人”、“所以我说不能用政治来绑架艺术，包括正确的政治都不能绑架艺术，艺术一定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是人的感觉，包括你观察的人”、“我觉得每个行业，根本问题、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常识问题，不停地回到常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大的悲哀，常识问题不解决产生的全是浪费。人先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艺术家首先是个人”。
我认为，这样的话，表明了处在——首先的——“事中”的老栗是理智的，应该也证明处在——广而及之的——“人生中”的老栗是明智的，理智是因为人活着必须做事且必须这样做事，明智是因为人生至此的境界。这样的老栗，也许是任何以简单的道义、同情或无理指责、嘲讽的“情调”出现（往往具有即时的感召力或杀伤力）的人无法理解的，我认为那样的“情调”、心态去看人议事更像是“病态”的，也是更难理解社会之“病态”状况的。因为，这类“情调”，结果上都像所谓“无边的关怀”，始终无法靠近其所面对的人之精神、事之事理、实务之“真实”，反而只是制造产生心理和道德压力的舆论氛围，从而绑架人、事而让“器质性”问题被障眼；具体而言，让我们更大范围地错过“真实”做事的“老栗这个人”。我觉得，在这个人生的份上，以老栗的经事和磨砺，可能对某类反复的事已经有点心如止水，他曾说“这是我的悲哀”，或为谦逊之言，实是悲哀那些屁颠屁颠忙乎的人吧——其实悲哀那些人也没用因为他们或觉得屁颠屁颠是人生至高荣耀和意义。于是，这更显出这个事的冷酷而让任何“情调”都变得廉价。
老栗的话里，我认为有一个他一直在办具体事和人生旅程中坚持的“点子”：把捏“真实”的事和人。记得同台那次，我亲耳听过他用《我真实的活过》为题说过这样的话：“我最想说的两个词，第一个是‘真实’，‘真实’包括两方面：向内是真诚，向外是对现实的关注，并且通过作品和行为表达一个个体生命，真实地在一段现实里活过。这是我经历这三十年最想说的话。”同时，在说到第二个想说的词“当代艺术”时，他接着继续强调：“我的直觉让我不断地回到‘真实’，而‘真实’属于常识范围，我知道这是我的悲哀，但三十年的艺术乃至社会就是一个迫使人们不断回到常识的现实，真的也是时代的悲哀。”与人和事具体联结的“真实”、“日常”、“常识”这几个关键词，看来不但是老栗“经历这三十年”的“点子”，我相信也会是老栗毕生的“点子”，这几乎将是越老越化为最平凡的一句话：真实做人，踏实做事。这应该是老栗比起有些盛名之后、之下拥抱虚伪、假装糊涂的人更能善始善终故而备受尊敬的根本原因。
依此“点子”，若务虚回检大家讨论不休的“重要的不是艺术”这句话（或者说“理论”）：办事、搞艺术要勇敢面对中国社会“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这个“重要的是……”乃至应该“非常重要的是……”，其程序、内涵及其可与时俱进的扩充、充实，何须动用“情调”去讨论和理解？
依此“点子”，当然最主要地应该回到具体的事来。不论从私人与公共的两个不同领域和层面，个人“真实”地、冷静和理智地生活和做事，或者协助、召集有同样“真实”需求的人做事，一个人和一个自愿组织，有这样天然的意愿和权利；这些事到底是做给自己看还是什么部分的人看，最后实现了多少，实现和不实现各是对应着的哪个级别的领域和层面的问题，可解还是不可解，怎么解，如何形成可解体系……于此，做事的人和论者，都需要尽量依“真实”摸到“点子”，知道自己将要追问、质疑、追求的是什么，将之显形出来。老栗一直这样平实地做着“好事”，依他的生活和人生态度，我相信、也希望他继续这样——即使最后变成仅是一次次“真实的行为艺术”、一次次面对“你观察的人”。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坚持做“一件真实的好事”，人生和社会也许真有机会——几乎是人生最低限度要求地——“回到常识”！
我跟老栗不熟，因为一个同台活动，仅有见过一面的“认识”。但在其他层面上，我对老栗的认识当然多于“面识”：比如我专门撰文评议过老栗这个“符号”、议论过他有份的一些事；另外，经其他途径也了解部分其人其事，比如常管宋庄村里闲事而自嘲为“乡绅”的他，生活方式上也果真颇匹配，心态平和，遇事不慌，平易近人，凡人可亲，粗茶淡饭，布衣随行，还有，听说还坚持打太极……我说这些是啥意思呢，就是依我判断，就如老栗的那副白发雪胡形象，他应该还处在健身寿相的良好生活状态之中，我也真心——先让“神不神父不父”的见鬼去吧——祝他“万寿无疆”。
为什么要先申明我“认识”的这个老栗呢？
最近老栗遇事（这个事据说就属于违背我批评原则但又不得不“遵守”的不能真人实事评论的事）生议，我发现几乎大部分、一片倒的舆论中，老栗几乎就是“病”了，还“病”得不轻，两种舆论“情调”竞相争悦：要不“悲哀”连连，同情、惋惜乃至动用“道义”，有点悲壮，这以也住在宋庄跟老栗相邻应该也比我更认识老栗的批评家杨卫为代表；要不挖苦声声，嘲讽、责怪、说风凉话……有点幸灾乐祸。这两种情感之外，当然也有“不着调”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批评家黄专：一是，他好像并不理解（了解？）、也不像是要说老栗的真实“点子”；二是，同老栗一样也曾从85过来，自己跟“老相亲”（老栗此时的社交策略或原则是“成功的艺术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而且我当面听着他质疑过个别明星“怎么思维还停留在备战备荒的年代呢”王广义整辆过时旧车造型就是宏大的“国家遗产”政治艺术做题，加上他为王广义撰写的“视觉政治学”研究，我几乎都有为何他如此“专义主义”的疑惑了，为什么却反过来用另一套说辞埋怨老栗？三是，一直以来的社会形势及至当下，政治人物除了擅长避“实体事务”而玩“虚拟政治”之外，反而更会“虚拟艺术”，你看满街的“梦画”，硬是让你要梦回田园的农耕社会似的，于是为什么他们也喜欢艺术家，要收编他们，如此，政治家可以“搞”艺术，难道艺术家偏偏不可以涉政治？其实，考察艺术家王广义，也很能说明问题，他靠政治波普上位，尔后正是以政治意识为主要暴露的简单（作品所现）、退步（言论所述）、滑头（事件所示）等使之陷入乏味和贬值阶段，这让黄专的言论和其与王广义的捆绑之间存有一种奇怪的悖论。
远的不说，继续说回“点子”。当然，杨卫也好、别的网友也好，他们毕竟对于老栗的人、事无责任——既非老栗其人的发言人、事的工作人员亦非公职人员，他们要持什么“情调”，是有这个自由的，特别是声援、同情，一般被认为有总比没有好。所以，比如相较而言，以当代艺术界为例，像当代艺术院院士、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委员、当代艺术中心方力钧主任等人在这件事中哑口无言，这个现象才是显得奇怪的、应该担忧的、必须指责的；公职、半公职或有对应身份的人，就算有财物支持，言论甚至表态也很重要，你看苏格兰独立公投，公职人物的表态、口号有多重要啊。故要强调，我考察各种“情调”只是为了讨论如何在议人论事中产生实效。有某种论调认为：此事中老栗其人是“被挟持”的。事实呢，如果真有这个状况，以上各种“情调”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帮凶”。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点子”，看看“真实”的老栗，是如何不需要诸位把他当成“病夫”同情、哀叹的，我相信也不是任何挖苦、嘲讽动摇得了他的；如此一个好好的、“健康”的老栗，如何可能“挟持”他、“挟持”他干什么？比较起来，公民自由发个言、看场电影也慌得屁颠屁颠忙乎的人，不是更值得诸位去同情、哀叹么？
关于事，老栗曾明白无误地说过这样的话：“必须让自己平和，不生气，你要是天天生气，那受不了，反而他们不生气”、“……争取的只是言论自由，及其……宽松，这只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是需要永远争取的。不管政府和政治事态如何发展，都不去奢望，也不要影响自己的情绪。更不以政治成败来讨论其得失”、“因为压制，很容易把一个影展变成一个事件，我现在特别反对大家为了制造事件在制造事件，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件’，我们只是日常”、“我不赞成极端的方式，我特别反对政治来绑架艺术，包括独立电影，它不是为了政府。就像你看赵亮和徐辛的片子，是在通过一个极端的政治事件在观察人，不是事件，一定是人”、“所以我说不能用政治来绑架艺术，包括正确的政治都不能绑架艺术，艺术一定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是人的感觉，包括你观察的人”、“我觉得每个行业，根本问题、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常识问题，不停地回到常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大的悲哀，常识问题不解决产生的全是浪费。人先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艺术家首先是个人”。
我认为，这样的话，表明了处在——首先的——“事中”的老栗是理智的，应该也证明处在——广而及之的——“人生中”的老栗是明智的，理智是因为人活着必须做事且必须这样做事，明智是因为人生至此的境界。这样的老栗，也许是任何以简单的道义、同情或无理指责、嘲讽的“情调”出现（往往具有即时的感召力或杀伤力）的人无法理解的，我认为那样的“情调”、心态去看人议事更像是“病态”的，也是更难理解社会之“病态”状况的。因为，这类“情调”，结果上都像所谓“无边的关怀”，始终无法靠近其所面对的人之精神、事之事理、实务之“真实”，反而只是制造产生心理和道德压力的舆论氛围，从而绑架人、事而让“器质性”问题被障眼；具体而言，让我们更大范围地错过“真实”做事的“老栗这个人”。我觉得，在这个人生的份上，以老栗的经事和磨砺，可能对某类反复的事已经有点心如止水，他曾说“这是我的悲哀”，或为谦逊之言，实是悲哀那些屁颠屁颠忙乎的人吧——其实悲哀那些人也没用因为他们或觉得屁颠屁颠是人生至高荣耀和意义。于是，这更显出这个事的冷酷而让任何“情调”都变得廉价。
老栗的话里，我认为有一个他一直在办具体事和人生旅程中坚持的“点子”：把捏“真实”的事和人。记得同台那次，我亲耳听过他用《我真实的活过》为题说过这样的话：“我最想说的两个词，第一个是‘真实’，‘真实’包括两方面：向内是真诚，向外是对现实的关注，并且通过作品和行为表达一个个体生命，真实地在一段现实里活过。这是我经历这三十年最想说的话。”同时，在说到第二个想说的词“当代艺术”时，他接着继续强调：“我的直觉让我不断地回到‘真实’，而‘真实’属于常识范围，我知道这是我的悲哀，但三十年的艺术乃至社会就是一个迫使人们不断回到常识的现实，真的也是时代的悲哀。”与人和事具体联结的“真实”、“日常”、“常识”这几个关键词，看来不但是老栗“经历这三十年”的“点子”，我相信也会是老栗毕生的“点子”，这几乎将是越老越化为最平凡的一句话：真实做人，踏实做事。这应该是老栗比起有些盛名之后、之下拥抱虚伪、假装糊涂的人更能善始善终故而备受尊敬的根本原因。
依此“点子”，若务虚回检大家讨论不休的“重要的不是艺术”这句话（或者说“理论”）：办事、搞艺术要勇敢面对中国社会“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这个“重要的是……”乃至应该“非常重要的是……”，其程序、内涵及其可与时俱进的扩充、充实，何须动用“情调”去讨论和理解？
依此“点子”，当然最主要地应该回到具体的事来。不论从私人与公共的两个不同领域和层面，个人“真实”地、冷静和理智地生活和做事，或者协助、召集有同样“真实”需求的人做事，一个人和一个自愿组织，有这样天然的意愿和权利；这些事到底是做给自己看还是什么部分的人看，最后实现了多少，实现和不实现各是对应着的哪个级别的领域和层面的问题，可解还是不可解，怎么解，如何形成可解体系……于此，做事的人和论者，都需要尽量依“真实”摸到“点子”，知道自己将要追问、质疑、追求的是什么，将之显形出来。老栗一直这样平实地做着“好事”，依他的生活和人生态度，我相信、也希望他继续这样——即使最后变成仅是一次次“真实的行为艺术”、一次次面对“你观察的人”。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坚持做“一件真实的好事”，人生和社会也许真有机会——几乎是人生最低限度要求地——“回到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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