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同志
大画家毕加索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这让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兴奋不已。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庆祝画家皮卡索加入共产党》，还在延安举办了一个毕加索画展以示庆祝。
这个展览的具体情况后来很少有人提及，可能因为对毕加索的政治判断有了变化，不过在以当时延安的条件而言，还能举办这样的展览，的确表现了中国同志极大的诚意。有人估计，这个展览可能是图片展，而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只能是图片展。无论如何，这个展览都应该算是毕加索和中国的一次亲切相遇。
直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分裂之前，毕加索一直都是我们的同志，尽管他的私生活看起来过于浪漫，离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距离尚远；同时他在巴黎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让他远在黄土高原的中国同志无法想象的，但是他追求正义，思想左倾。西班牙内战时期，法西斯军队悍然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一分钟轰炸，炸死了150个平民，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对法西斯这次暴行的控诉，由于画家的影响力，这件作品成为反法西斯的重要武器。
毕加索在二战时一直受到法西斯的监控，二战之后，老毕动了入籍法国的心思，没想到的是，当法国移民部门正要准备批准毕加索的入籍请求，意外收到国家安全部门的密令，指出毕加索是“危险人物”，所以，因为政治原因，他终生都没有成为法国人。
毕加索一方面是个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又是个崇尚个性和自由的画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有些时候与党的要求不相符合，所以很难说他是个好党员。1953，斯大林去世，毕加索画了斯大林，但受到法共的批评，说没有画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应有风采，由此，毕加索和法共的关系开始疏远。即使如此，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也是坚定的。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很多人退党，毕加索却说；“我是共产党员，法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们永远属于他。”
毕加索一方面是个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又是个崇尚个性和自由的画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有些时候与党的要求不相符合，所以很难说他是个好党员。1953，斯大林去世，毕加索画了斯大林，但受到法共的批评，说没有画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应有风采，由此，毕加索和法共的关系开始疏远。即使如此，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也是坚定的。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很多人退党，毕加索却说；“我是共产党员，法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们永远属于他。”
1956年，中国文艺代表团访问法国，拜见了毕加索，就是毕加索对张仃说，你们有了齐白石，还学西方干什么的那一次。顺便插一句，目前正在成都巡展的毕加索画展上，前来出席开幕式的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说，毕加索其实一点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齐白石。那次随团访法的三十年代的左联作家李霁野回国后发表了一首诗歌，题目就叫《致毕加索同志》。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毕加索同志离我们渐行渐远，再后来，毕加索的形象越来越负面，到了文革时期，毕加索和所有被统称为“现代派”的西方画家统统成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家，遭到了口诛笔伐。
应该说，曾经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的西方现代派画家，按照政治谱系来说，其立场一般都是左翼的，或者偏左翼的，他们大多数都持批判立场，他们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是高度的现代化以后带给人的异化和奴役。
改革开放之后，毕加索的形象在中国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83年，法国总统访问中国，带来了三十多张毕加索的原作，这次终于让中国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毕加索的原作。
毕加索第二次来到中国，尽管他多姿多彩的私生活仍然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首要话题，毕竟，他的艺术天才也开始被渲染，以至于毕加索成为一个不断突破自我，不断创新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处在思想启蒙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
意味深长的是，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相比，八十年的中国，更愿意在艺术范畴接纳毕加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们看重的是他的艺术，而基本忽略他的政治倾向；在八十年代，毕加索只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天才的画家，而回避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
毕加索第二次与中国相遇，为当代艺术提供了动力，这就是关于艺术家自身的启蒙，强调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性；鼓励艺术家不断挑战视觉传统、不断突破思维惯性的现代主义精神，这些对于新时期中国的艺术革命，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只是这一次我们没有称他为毕加索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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