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京:像极了“疑似病例”的2020纽约军械库艺博会
上周一,我收到在《纽约时报》杂志任职的朋友发来的邮件,她问我有没有兴趣跟她一起看今年的军械库艺术展(The Armory Show)。我算了一下日期。我应该在上周二刚好完成“自我隔离14天”的要求,可以出门,可以重返布朗校园,甚至可以去纽约跟她喝一杯咖啡。14天前,我的回程之旅也并不顺利。我先是从北京辗转香港,在香港家中隔离了14天后,再从香港搭乘国泰航空(其他航线全部停飞)返回美国。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就被纽约肯尼迪机场的美国海关(CBP)抽查。在小黑屋里,一男一女两个海关官员反复盘问我的行程,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是我多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前面那个跟我搭同一班飞机的德国人没被抽查?”
冒险也要来卖货的意大利画廊
数日之后,我在展会上问了朋友另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意大利本土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意大利画廊却无一缺席?”话音未落,我们正巧路过几家意大利画廊的展位,分别是来自米兰和那不勒斯的Lia Rumma画廊、米兰的A arte Invernizzi画廊以及布雷西亚的Apalazzo画廊。在我起笔写这篇文章时,它们所在的城市都已对外宣布全面封锁的消息。朋友说,欧洲艺术市场这几年不太景气,意大利人就算冒着回不了家的风险,也要来纽约“卖货”。毕竟,全球艺术品市场在2019年总体缩水5%,但美国市场依旧以44%的绝对份额稳健领跑。i
军械库艺术展常年跻身于纽约人的“To-See list”(必看榜单)之上。纽约的文化也凝聚在这个展览会上,无论是LGBTQ、地下音乐、女性主义、非洲裔和拉美裔移民,都仍然在作品中占了很大比例。虽然我认为但凡是艺博会其本质都是趋同的,但我的朋友坚持认为,军械库还是跟2月才在加州举办的首届Frieze LA有着鲜明对比。她认为,纽约的富人不是住在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的那种富人——纽约的富人大多是“工作的富人”,而不是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讽刺的那种“有闲阶级”。另外,纽约人几乎不会以WASP(白种/White,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新教徒/Protestant的缩写)的立场看人。纽约的富人害怕露富如同害怕被超额征税,在填写自己的通讯住址时会特别要求邮局将他们的楼层改写成普通楼层,而非顶层公寓的缩写,“PH”(Penthouse)。
几经调整 屡遭波折
自2017年起,军械库艺术展就改变了以往92号码头展现代艺术、94号码头展当代艺术的设置,旨在融合现代与当代艺术。姑且不看这个目标是否能实现,今年的军械库艺术展共有来自32个国家及地区的180家画廊,分处于90号码头和94号码头两个展场,从属于“画廊”(Galleries)、“展现”(Presents)、“聚焦”(Focus)、“视角”(Perspectives)及“平台”(Platform)五个单元。现场超过八成的作品是当代艺术,只有在一些主要出售二级市场回流作品、知名艺术家版画的画廊才能看到一些熟悉的现代艺术家名字。
例如,杜瑟尔多夫的Ludorff画廊带来的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88年的《蜡烛》、伦敦的ARCHEUS/POST-MODERN画廊带来的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1957年的《Eau-forte V》,以及同样来自伦敦的State画廊带来的霍华德·唐杰(Howard Tangye)在上世纪90年代的水彩组画。上述作品的价格区间,在3万美金到10多万美金不等。然而与展场上宣言式的当代艺术相比,这些现代艺术总是被藏在拐角或者展位内部的VIP室里。也因此,现代艺术在军械库会场上看上去像是为了调和当代艺术激进立场的一个存在,又或许是为了向1913年那个美国现代主义萌发的标志性事件——1913年军械库展览会(1913 Armory Show)致敬。
意大利人喜欢的贴面礼,几乎绝迹于展场之上。大多数人选择用肘部相触、拳头相碰、点头问候的方式代替了亲吻与拥抱。Galleria d’Arte Maggiore画廊(同时在博洛尼亚、米兰和巴黎设有分部)的总监阿莱西亚·卡拉罗塔(Alessia Calarota)说,她事先为自己和团队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她担心因为画廊来自意大利而没有人敢上前询价。结果,美国人比她想得勇敢得多,很多人跟她打招呼。更重要的是,她在开场10分钟内就卖出了一张价值20万欧元的莫兰迪(Giogio Morandi)水彩画作。
“没有人感到安全”
今年的“危机”,不容分说,就是波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亚洲画廊,只有10号赞善里画廊(10 Chancery Lane Gallery)、布朗画廊(Ben Brown Fine Arts)、前波画廊、白石画廊(White Stone Gallery)、当代唐人艺术中心、Denny Dimin Gallery、肖恩·凯利画廊(Sean Kelly Gallery)、Simon Lee Gallery、Axel Vervoordt Gallery、Yavuz Gallery这十家。其中部分本就是欧美画廊,总部开始在伦敦、纽约等地。另外两家原本计划参展的是艺术门画廊(Pearl Lam Gallery)和香格纳画廊,据军械库官方的回复,这两家画廊并未说明是否因为疫情而退出本届博览会,但它们都未能在2月中旬给到主办方确定参展的回复。
在军械库开展的前不久,纽约市才确诊了首例感染者,并且确诊病例在艺博会闭幕日3月8日(纽约时间)已经上升至12例,整个纽约州共计136例。来自柏林的Kornfeld画廊总监沙哈娜(Shahane Hakobyan)告诉我,他们的画廊团队犹豫再三才决定来美国参展,“没有人感到安全,但是又没有人会主动去触发焦虑。你能感到,空气中都弥漫着那种紧张感。”
有趣的是,他们带来的格鲁吉亚艺术家加布尼亚(Tezi Gabunia)的作品《突发新闻:卢浮宫洪灾》恰好照应着他们的心情。作品由一件卢浮宫梅迪西斯画廊的模型和投影视频组成。前景是一个装有水的实体白盒子模型,内部按照梅迪西斯画廊的设置还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并将这些画浸泡在水中;后景是一件影像作品,记录的是展厅内水位不断上涨,最后将整个展厅淹没。现场有不少观众驻足停留,讨论起2019年10月威尼斯水位暴涨的事件。灾难总是无声无息地降临,潜在的危险正如这不断上涨的水位。颇为讽刺的是,65000名藏家与观众聚集在军械库艺术展这个打了无数隔断的“白盒子”里,根本无法预估自己的风险。洛杉矶的藏家斯塔夫罗斯·梅尔霍斯(Stavros Merjos)向彭博社(Bloomberg)的记者开玩笑说,“我们就像是被关在一个细菌培养皿里,还在看艺术。”
疫情之下的两种展演
虽然听上去讽刺,但这实际上却是美国的现状。由于各州的教育、医疗资源都跟地区政府的税收直接挂钩,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了自己孩子的发展,用房价建起阶级的樊篱,将穷人(许多人并无意识)隔离起来。小孩出生在何处、拥有怎样的家庭背景直接决定了这个孩子将来有怎样的医疗保险、有怎样的教育、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还决定着要跟谁做朋友、跟谁谈恋爱、与谁共度一生。疫情之下的这届军械库艺术展,像极了一个“疑似病例”,它让一些平日里不可见的东西忽然浮上水面——“美国梦”打造的不过还是“资本至上”的游戏规则,与其说它拥有某种文化向心力,不如说它最懂富人的心——能够提供给权力结构顶层的人以“高流动性”(upper mobility),保证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收到最稳定的资本回报。
如果我们将这些举措看作是富人针对疫情的一次身份性极强的展演,那么艺博会上那些看似激进实则“新瓶装旧酒”的作品不亦如此?展场上看不到什么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大部分跟政治议题有关的创作都在表现被剥削的黑人手工业者、无法为自身发声的黑人女性以及作为女性主义者在身份形成中不得不做的妥协。
即便是在中产欣欣向荣的纽约,这些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依旧因为可以在华尔街工作而感觉良好,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用剩下来的并不多的钱去追求一种每天都能逛Wholefoods Market的“有机生活”。这确实印证了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评——“今天组成了人类的绝大多数部分的受压迫者已经无法将他们自身体验为一个阶级。”iii尽管阶级分层依然存在,但阶级的构成已经变化,就像变体的病毒一样,令归属于一个阶级的主观意识差不多已经丧失殆尽。
洛杉矶Baik+Khneysser画廊带来的作品便是解释“艺术展演”的最佳案例。该画廊成立于2019年,创始人之一是印度尼西亚出生的艺术品交易商朱迪思·肯尼瑟(Judith Khneysser),他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他们从加州带来的旅居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艺术家梅拉·贾尔斯玛(Mella Jaarsma)。展位上,她安排了一对来自纽约本地的表演者穿上贾尔斯玛的作品,一男一女,穿着同一套模拟女性身体构造的手绘布裙,在胸部左右各拼装了一个银色的水龙头,腰部装了一个可以承载液体的铝盘。这件作品让人立刻联想到美国第一代女性主义艺术家卡罗琳·施尼曼(Carolee Schneemann),她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做过类似的与身体相关的表演。
参考文献
i/参见巴塞尔(The Art Basel)与瑞银(UBS)共同发布的“2019全球艺术市场报告”
https://www.artbasel.com/news/art-market-report
ii/参见《纽约时报》发布于2020年3月5日(更新于3月9日)的文章“富人抗疫举措不同”,Alex Williams与Jonah Engel Bromwich报道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5/style/the-rich-are-preparing-for-coronavirus-differently.html
iii/Adorno T W. “Reflection on Class Theory”, 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A Philosophical Read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7
iv/参见《纽约时报中文网》发布于2017年6月13日的文章“美国把我变成一名女性主义者”,Paulina Porizcova撰写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70613/paulina-porizkova-america-femi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