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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伟的展览常给人看不懂的感觉，更多人倾向称为哲学味道很重的当代艺术家，其实真不必苛求作品本身，尤其当作品仅成为一种材料为其观念服务时，没有作品标签也不必头疼，这或许恰恰是走进一位观念艺术家的正确方式。“时间性”是了解其创作的一个切入点，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汪建伟的工作逻辑。

继今年2月古根海姆博物馆个展“时间寺”之后，汪建伟最新个展在长征空间开幕，这是其近年来工作状态的一次综合梳理，展览名为“脏物”，包括几件绘画及装置。脏物中的“脏”可以简单的对应着“干净”，却也不止于此。汪建伟的工作、如何展示排演，这均是它质疑既有规则、秩序、统治的方式。人们习惯以新作与旧作对艺术家的工作做出粗略区分，但什么才是“新”？“新”又将被如何界定与展示？他以打扫干净物上的灰尘举例，“打扫”意味着不认可这一秩序，同时它被主导性的“干净”标准所要求甚至被改造，此时它就是“脏”的，或许它并不需要被这种秩序所裹挟。而这就是汪建伟所讲的“脏物”，一种旨在尊重“物”本身存在的主体性与合理性，一种以排演的方式挑战既有秩序的工作方法，这也是汪建伟对当代艺术秉承的理解。

有时，艺术家难免会为了一档具体的展览或项目去工作、创作作品，这涉及到潜在生产景观的要求，汪建伟认为展示与景观有一定关联，但艺术家展示的景观包括劳动方式、时间的形式等，他也一直在尝试这个不断持续的、充满犹豫与错误的、但又必须面对困难的工作和形式。作品是否存在特殊生产？他给予否定性回答。艺术家的工作保证了他们每天真实的工作状态，其中包含着艺术家思考的过程。汪建伟的工作是基于一种反向思维展开，从《黄灯》以后他就开始思考：艺术家在没有展览的情况下是否依然可以工作。在他的理解中，他工作室的状况特别像传统的作坊和化学实验室，传统的作坊所作的工作不是根据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存在市场需求或订单来完成，有些工作必须持续去做，时间中断它便没有意义，也不再成立。而化学实验室，需要面对众多的材料或元素，创作者不清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就像此次展厅中所有的作品，他表示每一件、作品的每一个步骤未来的样貌也无从知晓，创作过程中充满着失败，这就是艺术家每天必须持续要面对的真实的困难。他以知识进行类比，知识可以被另一种知识来缝合，这是在中国的一种误解，但他认为知识之间存在着监督，没有单一的知识可以独裁或者将其他知识覆盖。任何的系统、事物，都不可能为某一种具体的知识所支持或服务。对汪建伟而言，材料之间的工作方式也如此，他的工作和时间都是具体的和肯定的，此情况下的“物”是被现有正常的逻辑与秩序所无法命名的，而这就是汪建伟所理解的“艺术”。

此次展出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与他2013年在长征空间的个展存在着潜在的连续性，他对只有空间与作品发生关联的这种关系产生警惕。艺术家在工作室工作，不为某一个具体空间去生成景观，但他在空间展示的与在工作室生产的态度是一致的。展示的不仅是劳动成果，也包含艺术家在工作时遭遇困难状态下的时间形式，如何展示这一部分也涉及到呈现方式，是否还以常规的展览展示方式来对待。汪建伟的创作始终强调“排演”的概念，排演不是方法，而是排演本身的展示，是艺术家如何展示在排演的状态下产生的“物”。这是汪建伟解决问题的逻辑，也在质疑传统的展示方式。

汪建伟2014年个展中，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同样存在，但如果只强调空间的话语权地位，作品在展览中的重要性就会遭到削弱。就像记者们的镜头在面对作品的时候，“物”本身是主体，离开这一语境，“物”的逻辑可能便会发生逆转。此次作品的展示也是“物”的独立展示，而不由空间裁定。艺术往往肩负多种功能，社会的、思想的、政治的等，它是一种途径，汪建伟将它比作工具箱，“人们用艺术来解决各种问题，但艺术真的不存在吗？”他对此怀疑，尊重“物”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它不需被缝合在社会学等范畴内讨论，此次的物不与空间发生关联仅仅去展示“物”本身。

绘画与装置作品并置，在汪建伟看来，它们在一起唯一合理的理由就是他工作室工作的逻辑。绘画、装置作品本身即是作为材料出现，它们有的尚未完成、仍在被创作的过程当中，艺术家思考、工作的痕迹依稀可见，它们在一个时间内进行排演，没有完成式或结束状态，材料的属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反复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一种更完美的解决方案，反复的初衷是缘于对它现有状态的不信任，反复会生成“新”或者“创新”。因此作品作为材料，是为汪建伟的工作逻辑在服务，所以重要的是排演本身。

次日在长征空间后院的行为“排演”令汪建伟的“排演”得到更加立体的呈现，他创立的“结晶体小组”也在现场首次亮相，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剧场实践，小组成员不固定，工作开展方式包括讨论、朗诵、对谈及表演、与现场观众交流等。同时，由鲁明军编辑撰写的新书《软弱的时间》（中英双语）也于同期发布，除鲁明军撰文之外，书前文为汪建伟近年来工作的思考《关于我工作的若干笔记》及后面的《汪建伟文选》。

展览将持续到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