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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在纽约的“传统的复活”，美博文化马不停蹄的开启了在国内的新展览。与将更多的中国艺术带到国外相呼应，这次美博在自己的空间内展出了在中国的外国艺术家的群展。八位（组）外国艺术家，以与我们的日常所见不同的新视角，表现着若干个各有侧重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当我们习惯了关注“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体系”，“西方艺术家”与我们的当下关系，却往往被不自觉的忽略。美博文化奉献的新展览“反转视角”，正在试图将这种“新关系”置入被关照的对象。

有着不同背景的八位艺术家——来自加拿大的米歇尔·马多（Michel Madore）、来自法国的玛丽·朱莉·彼德斯（Marie Julie Peters）和尼克·德·拉法耶（Niko de La Faye）、来自荷兰的谭思考（Laurens Tan）、来自意大利的李山（Alessandro Rolandi）与马吃辣和思凡诺（Marcella Campa and Stefano Avesani）、来自美国的康妮可（Nicole Condon Shih)和集合多国、多行业成员的国际艺术组织六岛（Island6）。他们在华生活多年，在其间生活并创作，关照中国文化及社会发展，他们住在胡同里，或者取了奇怪的中国名字，在当下，“外国人”已经不再新鲜，而当我们淡漠了对“外国人”的好奇，“外国人”同样在揭开对中华文化的陌生，从艺术家的视角观察当下的中国。

 

我们今天生活的北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所在。从我们这个展览来看，很多艺术家背景都非常有意思，可能一个人集很多文化背景于一身，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同时我们又知道，北京的生活成本又非常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还坚持生活在北京的海外艺术家，而且又愿意住在胡同里，应该说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那么，当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个人风格被世界所关注的时候，这些被中国文化所吸引的外国艺术家又如何表现中国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反观”，非常有意思，在当下，我们应该把视线拉远，放大我们的视野。我们始终致力于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和多元的情怀去关注更广大的艺术，相对来说，并不像是传统画廊一样只盯着我们自己要“做”的艺术家。包括我们近期推出的“美的历程APP”，也是在努力向大众普及艺术，同时我们希望能给观众们呈现更为多元的关照艺术的视角。回到这个展览，我们也是希望这样一个更“公益”的展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人、更多机构可以关注到这个群体，文化的交流总要有人去做，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次展览也是对我们海外项目的呼应。与之前的展览相比，这次展览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展览布置完毕之后就感觉有一些不一样的气息，有点像在海外吃中餐——或许这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差异，被另一种文化“咀嚼”之后的再呈现总是有所不同的。

这个展览其实计划很久了。2011年在一个国际艺术家驻地项目里我认识了很多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国际艺术家，在此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发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群体的存在，我们的展览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二环内，在草场地、费家村乃至宋庄，在华国际艺术家的群体其实十分庞大，同时，他们的创作与我们的社会关联紧密。如果我们仅仅是从国际或者生物学的种族角度来考虑中国当代艺术的话，其实是比较狭隘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大家可以去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边界在哪里。之前讨论比较多的是中国或者非西方艺术家进入西方社会时的情况，对他们的文化想象、他们的反应、采取的策略等等，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反转的状况，西方艺术家第一次试图进入中国社会，这中间所蕴含的区隔与交流，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是我们希望引发的讨论。

我在北京七年多，这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关照在中国很长时间的外国艺术家的展览。对于我来说，来到中国之后，我的作品确实发生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比如我与中国艺术家合作，创作了很多作品，因为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作品会在沟通阶段出现很多冲突，然后通过不停的交流，最后完成作品。比如在这次展览上我拿来的作品，就是我与一位中医交流后得到的想法。“硼砂”在中国是清理身体的一种药材，而在美国是用来杀蟑螂的药物，如果不是在中国，我是不可能想到“硼砂”可以用于人类，甚至也许我都不会对中医感兴趣。对于我来说，中国意味着特别深的文化和历史，而在中国与不在中国，对这种文化、历史的理解与感觉是全然不同的。

我理解这个展览是要表达对中国、外国辩证关系的探讨，对于我来说，在展览中呈现的这个作品项目，是我与中国艺术家一起在中国的一个工厂完成的，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多元重合的项目，所以我认为这个作品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关注这个社会，而是身处其中直接的参与。我觉得“外国艺术家”的身份对于我在中国的生活创作既有利又有局限性，有利的地方在于，大家对外国人有一种“好奇”，而这种“好奇”是可以被我“利用”的。但是同时这也带来局限性，就是很难与人建立长期、深入的联系。我认为当下的中国处在“巨变”之中，充满可能性，而艺术恰恰是需要这种“巨变”的外部环境的。来到中国，我的创作从原来比较个人的绘画与雕塑转向了对社会的直接介入，通过在中国的生活，我感到艺术家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不是在画室创作就可以的，而是应当更深入的与身处的社会发生关联。

虽然工作生活在北京，但是这十年来，每一年我都会到贵州，并在那里有一个与当地苗族妇女合作的蜡染工坊。在这十年间，我与当地文化、当地人都有了很深的感情。从最初充满理想化的、试图寻找一个相对偏远、原始的地方的文化，到如今感同身受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变异。从一个充满历史感与文化差异的自我环境，到一个城市文化中为满足猎奇心理而做的表演装束，对于文化来说是可怜的——从一种自然的、珍贵的，到因为“没有钱”而所有被珍视的东西都可能变得“一文不值”的。

“艺术家想讲的和作品最后呈现的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这个展览的想法，就是想把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做一次集体呈现。作为建筑师，我们选择了两组既与我们的身份背景又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的代表作品。 一组是我们在即将被拆迁的区域对一些“废墟”做的临时改造，给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大家可以休息、聚会的临时性的公共空间。另外一组是对“胡同”的再创作。作为建筑师，同时作为意大利人，古建筑和古老的城市格局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我们在胡同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胡同就是一个舞台，每天都会在这里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充满了惊奇与惊喜。与我们所关注的项目——平衡拆迁与发展——相关，我们在胡同里做了很多实地的测量，我们发现很多时候现有的“地图”不足以帮助我们完成对“胡同”的深入考察，所以我们只做了比例尺相当大的“地图”，而我们同时发现，作为工作辅助的“地图”在很多时候成为我们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沟通的“敲门砖”，人们很喜欢在地图上寻找自己的轨迹。以此为媒介，很多人向我们讲述他们与胡同的故事，这也成为我们搜集研究项目素材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