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亚洲案例”探讨“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
本次展览学术主持潘公凯为到场嘉宾做展前导览
11月19日,由中国中央美术学院与德国ZKM媒体与艺术合作的研究项目“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在亚洲巡展的第一站“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三个亚洲案例”于今日美术馆二号馆二层开幕,展览由潘公凯出任学术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徐佳策展。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院长余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策展人彭锋、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出席展览开幕。
现场展出的潘天寿原作
展览选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这一西方文化东进的关键时代,以大量史实资料以及文化研究,通过更像文献展的梳理方式,试图呈现西方现代性在传入亚洲继发现代性国家后的多元变异。借助于个案研究以及相关史料分析,在解决现代性的亚洲嬗变过程中,为当下“全球当代”的艺术形态寻找并解析源头。
展览现场,东山魁夷部分
以在亚洲艺术现代性进程中三位标杆性的文化人物——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潘天寿与日本的东山魁夷作为个案,展览尝试考察其最初的民族文化启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思考以及对民族传统现代化之路的不同判断。其中,泰戈尔代表着“比他的同辈人对于印度文化有着更深刻热烈的感情,也对西方的传统与现代文化更深入广泛的了解”的印度文化精英在面对“印度艺术对于西方的僵化因袭与对传统皮毛的矫饰呈现”时的不满,而潘天寿则在经历行杭州艺专取消“中国画科”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画系改彩墨系”事件后体会到中西“混交”在当时给中国画带来的“自我取消”压力,东山魁夷则亲口说出“我一生下来就成长在‘东’和‘西’的连接点中”。而三位标杆性文化人物也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在各自的国家推进着现代性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进步。泰戈尔试图以“大破坏”来激活印度艺术,潘天寿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主张,东山魁夷则以西画技巧和表现方式改进着“日本画”。
展览现场,泰戈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