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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这种没有依靠、没有故事情节的关系，然而所有生命的朴实都进入其中，这种友谊以通过对共同未知的承认的方式进行，因此它不允许我们谈论我们的朋友，我们只能与他们对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谈话（文章）的话题，即使在理解活动之中，他们对我们言说也始终维持一种无限的距离，哪怕关系再为要好，这种距离是一种根本的分离，在这个基础上，那分离才成为一种联系。”布朗肖在《论友谊》中说。

作为今年的夏季展览，博而励画廊推出了群展“朋友之间”，展览由画廊长期合作的七位艺术家各自邀请一位艺术家朋友参与，每组艺术家的作品均以一对一的并置方式呈现。七组参展艺术家为：龚剑 &杨心广，马可鲁 &冯良鸿，欧劲 & 张汲，王海洋 & 徐红明，王卫 & 李景湖，薛峰 & 张辽源，张伟 & 王鲁炎。

展览与友谊有关，在友谊的领域，布朗肖对于情谊的解释和实践是最为纯粹的，他极少与朋友见面，维系友谊的方式建立在相同认知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关乎友谊的纯净距离，始终衡量着朋友之间的关系，这种阻隔让一个人永远不会有权力去利用对方，或者是利用彼此之间的认识与赞美，但这都不会阻止交流，正是在这种差异之中，甚至是在语言的沉默中朋友走到了一起。

这种范例也体现在福柯与布朗肖友谊的范例中，福柯和布朗肖之间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二人从未谋面却互相引为知己。在汪民安的文章中记述过这样一段：“福柯和布朗肖见过一次吗？对于福柯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布朗肖来说，答案则是肯定的。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福柯和布朗肖在索邦大学的校园内相遇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日子里，陌生人之间的讨论并不突兀。布朗肖认出了已经大名鼎鼎的福柯，并和他讲过几句话。但是，福柯并不知道同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偶像布朗肖。尽管布朗肖名声显赫，但二战以后几乎从未抛头露面。他只通过写作的方式在场。除了他的著作，人们对他一无所知。只是在五月风暴期间，他才唯一一次以匿名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开场合。福柯当然不会认出他来。布朗肖不接受记者采访，不暴露自己的照片，也不参加学术会议，甚至也极少同自己的朋友（包括最好的朋友列维纳斯）见面，他和朋友的交往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写信。他过着隐居而隔绝的生活，就像他一再在他的书中所表达的那样，他赋予了沉默、孤独和距离以独特的价值。”

而布朗肖自己又是这样定义友谊的：“一种纯净的距离，衡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阻隔让我永远不会有权利去利用他，或者是利用我对他的认识（即便是去赞扬他），然而，这并不会阻止交流，而是在这种差异之中，有时是在语言的沉默中我们走到了一起。”

本次展览邀请的每对艺术家友人而言，连结着他们彼此友情的纽带各不相同。一些艺术家因对某一艺术形式、特别是抽象主义的一致探索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彼此技艺认可的基础之上，这几对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也印证了布朗肖所说的“纯粹”，他们之间的情谊并非一情感为主，更多的是尊重、竞技以及“无声的沉默”。张伟&王鲁炎、马可鲁&冯良鸿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这一特定艺术形式的早期探索，锻造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即使后来一些艺术家摒弃了这一艺术语言，并投身于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这也丝毫未能削减他们之间对彼此创作实践的支持和尊重。

对王海洋&徐红明这样的新生代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作品都在具象与抽象间流动，调和着这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内在张力；另一组艺术家欧劲&张汲，皆对画布上挑动视觉感官体验的绘画质感有着强烈的探索热情；而王卫&李景湖的艺术实践，则都从“考古学的”促发因素出发，他们皆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着所处环境中的视觉现象，将个人的观察转化成为具有历时性的表征；龚剑&杨心广这对艺术家友人，以自然的材料／题材作为撬动既定美学范式的杠杆，深入挖掘着隐藏于视觉表象之下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后，薛峰对张辽源的邀请折射出了艺术家近年来个人艺术实践的观察与转变，张辽源逐渐从以观念化、概念化为主导的艺术作品，转向了对艺术媒介本质的探索。

在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独处和社会互动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前者为艺术家提供了常人难以达到的专注力，而后者则通过交流为艺术家带来了不可或缺的灵感和来自他者的回馈。正如布朗肖所言：“毫无疑问我们将能够志同道合地走下去，我们可以召唤意象到来，我们可以诉诸一个我们将想象出来的缺场，以一种虚假的慰藉，把这一切想象为属于我们。总之，我们能够记住。但是思想知道人们不会记住：没有记忆，没有思想，它已经在不可见里挣扎了，在那里，一切都跌入漠然。这是思想深深的悲哀。它必须伴随友谊一起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