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与机械复制，白盒子呈出史金淞个展“第三种复制”
11月10日，由廖廖策划的“史金淞个展：第三种复制”在白盒子艺术馆开幕，展览上呈现由史金淞“松系列”的原作与山寨版构建的装置作品，并且邀请生产厂商到现场展开对话。
艺术论坛现场
复制是西方哲学中被不断讨论的主题之一，本雅明惊世之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对于复制的重新定义基于他对于时代、社会、生产之间的变化，而提出了机械时代复制的政治性目的，这也是最早的对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理论性探讨。但从历史上来看，艺术作品向来都能复制，而以机械手法来复制艺术品却是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新现象。
西方哲学史的诸多讨论，均来源于柏拉图，而也正是在柏拉图最早讨论了复制的概念， 柏拉图的复制论，基于 “模仿说”，主要集中在《理想国》第十卷。 “模仿”(mimesis)一词大概源于古希腊时期宗教祭祀、典礼的礼仪活动。公元前五世纪，这一术语应用到哲学和艺术领域。柏拉图认为这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神创造的，是真实世界。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而来，是理念世界的 “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 “影子的影子”。因此认为模仿的艺术是不真实的，而且还会 “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继承并批判柏拉图的 “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 “模仿说”集中体现在著作《诗学》中，他认为艺术是对于实物的模仿，但因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种类的艺术。这位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认为模仿是人的本性，模仿的艺术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快感，还可以帮助人们“求知”。讨论复制，必然讨论复制品的来源、性质、原件与复制品，而对于复制的本质性讨论正是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展开。
在希腊哲学周，到本雅明之前，休谟与维特根斯坦也集中论述过复制主题，事实上没有休谟也就不会有后期认识论的转向，休谟的复制论正是基于知觉而言的，人的心智“确实被限定在非常小的范围内”，里面别无他物，只有来自感官和经验的知觉，因此所有的复制也源自认知。当史金淞原创松树与山寨版同场，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松树，在传统文人精英的文化语境中，在当代艺术家的视角下，以及在大众文化的消费角度下，所具有的不同的审美意义。也可以看到复制厂商在于认知体系中的被限定特征，所有的山寨作品均是对于原作的理念性追求，但他们并不复制原作对于艺术的认知，只是在审美的需求中，山寨作品完成了模仿与复制。而换一种角度来说，史金淞的作品也来源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认知，创造基于认知，这是必然的。
在维特根斯坦对于复制理论的矫正中，他从逻辑角度讨论复制，他认为没有逻辑形式，语言、思维和外部世界就无法产生联系，因此复制是一个关于整体逻辑的复制，“复制针对事实，而非事物或对象”，在这种角度而言史金淞的作品也不存在被模仿，而是其作品所代表的整个东方审美逻辑被复制。但艺术家可以扩展创造，可以扩充逻辑，维特根斯坦考虑到这样的特征，他认为复制存在不可言说的部分，艺术正是基于这种不可言说，而产生新的含义与创造。而被艺术讨论更多的复制来自本雅明和安迪·沃霍尔，本雅明提出的“机械复制”，技术进步与工业化生产使大规模的艺术品复制成为可能，“机械复制”是大众文化兴起而精英文化陨落的标志。而安迪·沃霍尔在作品中不断重复的商业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图像，丝网印刷的复制符号反映了商业化与消费主义对现代价值观的巨大影响。
当史金淞原创的“松系列”作品在全国各地遭遇普遍的山寨盗版，他没有采取简单的维权，而是购买与租借了数十棵山寨松树，布置了一个“个展”。他用山寨品来打造“个展”，表现了对知识产权的多元化思考。今日中国的诸多困境源自于与其它经济体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这不仅是政经，更是文化冲突。按现代观念，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原创者利益，但在互联网语境中，分享精神又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三种复制的展览试图呈现出“知识产权”在当代语境中的复杂而真实的面貌。
展览现场
展览将持续至12月3号。
微信号：hiartm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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