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上和形下在《易经》中似乎是割裂而不可调和的,而朱熹在《近思录》中做出了惊人的论断,他说:道亦器,器亦道。由朱子而衍伸,向上与向下的道路是一条道路。 李津专注于食色,行之所至亦是食色之所至。食色,通常被认为是世俗的情趣,只是满足口腹之欲,而与精神性无关。这种论断似乎是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从绘画角度来考察,与食色有关的绘画题材少之又少。《宣和画谱》列果蔬科,本已是偏门画种,其描绘对象也多为具体事物,和西方古典油画中的静物类似,都只是与人无关的客观事物。而与色相关的人物仕女画,仕女穿戴整齐更像是仙子,不像是有生命力的活人。 而李津的作品则于此处用力,艺术家的自身形象也成为作品描绘的一部分,在本我的主观参与中,将自我直观的投射于事物之上。艺术家时时介入形象与事件发展中,有时甚至参与叙述,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我”的意志存在。 孔子在《礼记》中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将“欲”提升到形而上与形而下并置的观念中,孟子说:食色性也,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