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20世纪80年代时中国的文艺青年只愿意谈论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国外大师,但到了90年代在民国文学又在中国重新卷土而来一样,王音对于民国油画的重新面对属于异曲同工。《小说月报、坟》中“土油画”的色调和新表现主义风格的画面是王音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经验的结合。而耿建翌的《永放光芒》则是挪用当时五元人民币上的人物群像,精心设计配以红光亮的背景,群像仿佛在作品中逐格移动,形成五帧的视觉游戏,回归视觉效果本源。王兴伟的《济公》和段建宇的《艺术女神刚刚醒来No.3》用油画表现中国本土的喜剧性。无论是巴洛克风格构图下的济公或乡村环境中颜色俗气的敦煌飞天,无不传递着一种急速发展中难以回避的“矫饰主义”。马秋莎和陶辉的影像作品则将艺术回归人生和自我的母题。仇晓飞从物的角度出发,使用外部因素影响内部艺术,引用了真实的环境色,校准了形象、色彩和灯管的关系。汪建伟的影像作品《生产》好似对整场展览的总结,是20世纪90年代对于西方设定下当代艺术统一标准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