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从漳州迁徙来的蚂蚁，占领了上海这个美术馆
在电影《让子弹飞》的结尾，姜文说道“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彼时的上海恰好就处于1923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来到中国上海的那个时代。这位来自日本静冈县的盛年作家是为了寻找新的写作素材才来到中国的，当年便创作了《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而后一年把自己在中国写作的文章结集出版，将这本书定名为《魔都》。
艺术家陈志光在“魔都”，上海宝龙美术馆现场
有的人对于电影最后这句台词的解释是姜文点破了一个现实，《让子弹飞》反映的故事其实是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回应，而多年以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为上海取的“魔都”一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时代在改变，“魔都”的称谓反倒浮出水面，而其中的意味有些在改变，有些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大时代的背景，未曾改变的是村松梢风所认为的魔幻城市。
而在艺术的层面，差不多十年前《Hi艺术》杂志封面还在讨论上海如何超越北京的问题，而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答，上海的艺术环境有了根本的进化，上海双年展成为国际最为重要的双年展之一，上海的两大艺术博览会成长为国际化的博览会，上海的私人美术馆成为一股浪潮，等等等等，上海的艺术生态从未如此多元和复杂。
今日的“魔都”因为她的多样和层次的丰富性，以及东西文化交汇处的风云际会，使得这里更具有艺术的复杂性。“魔都”每年11月的艺术月展览数量之多、面貌之完整让艺术圈为之振奋，上半年看北京，下半年看上海，北京和上海成为南北呼应的两大艺术中心地带。
“陈志光：魔都蚁行志”，上海宝龙美术馆展览现场
从漳州到上海，从回归到出走
在上海众多的私人美术馆中，宝龙美术馆以其庞大的体量而著称，作为近年来在魔都崛起的美术馆，宝龙美术馆在展览设置上很丰富，在5月的展览中，既有陈志光个展“魔都蚁行志”这样的当代艺术展览，也有宝龙的常设收藏展，还有极具大众亲和力的“我爱甜甜圈”以及从传统出发的“觉色敦煌”，同时还不得不提到“西方绘画500年”这样规模宏大的展览。
在这些多元的展览中，陈志光的个展“魔都蚁行志”尤其针对“魔都”上海本身进行点题，因其反映的当代问题而让观者倍感亲切。本次展览是陈志光继其在漳州大型个人回顾性展览之后第一个重要的展览，他延续了漳州博物馆“蚁王归巢”展览作品的呈现思路，继续以“迁徙”这一中国当代命题为线索来呈现作品。如果说漳州博物馆展览是回归，那么这次在上海宝龙美术馆便是出走，从两个相反的角度来回应“迁徙”这一主题。宝龙美术馆的展览在呈现上是对前者更进一步的升级，“魔都蚁行志”用装置、影像、互动影像将美术馆营造成为一个剧场空间，以影像启幕，又以影像收尾，这样的结构把展览打造成为一个宛如电影情节般的剧场。
陈志光《迁徙-2019》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 2019
集体时代记忆中的个体命运
本次展览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子康担纲策展人，张子康以其丰富的策展经验对于展览的作品从线索上做出了整理和分析，同时将“剧场”这一概念进行深化，最终形成”魔都蚁行志“的展览成果。在谈到陈志光本次个展的时候，张子康这样阐述道：
艺术家陈志光的艺术历程恰好就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社会40年的巨变，他以蚂蚁为创作对象的作品而为人熟知，在陈志光看来“蚂蚁”的形象在特定的意义上代表了群体或者大众，而他试图以此象征的大众是差异性个体的多样集合，而大众不能被简单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或者单一的身份。虽然陈志光重复制作了大量蚂蚁，每一个单体很容易消失在浩浩荡荡的数量里，但事实上每一个重复的蚂蚁都是独异的，就如同大众里的每一个个体，出于人文关怀，他们都应该被“看见”，这也就是说在集体主义的时代记忆中我们开始关注个体命运。
陈志光《迁徙-2019》作品细节
而本次展览的执行策划人段少锋同时也是陈志光在漳州博物馆“蚁王归巢”展览的策展人，他从魔都、蚁行、陈志光的创作三个角度对展览做出阐述，尤其是在谈及“迁徙”这一话题时他讲道：
“魔都蚁行志”更像是一个剧场的现场，从展览的开始作为大幅影像的播放更像是展览的预告和缘起，体量庞大的作品构成清晰的剧场的若干单元，将宝龙美术馆展厅转化为一个魔幻的现场，由此所产生的关于“迁徙”的讨论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也许是有价值，作为当代中国真实存在的人口流动，近些年来不断被提及的城市化和乡土问题，以及文学和电影中的乡愁意象，“魔都蚁行志”尽可能呈现出了陈志光对于“迁徙”这一命题思考的现状。
陈志光“魔都蚁行志”展览从漳州博物馆走来，而在上海这个与“迁徙”息息相关的城市中更具有话题性，同时上海作为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此展览引发了观众更多的心理共鸣。“蚂蚁”和“迁徙”的关系正是映射着当代人和上海的关系。基于对展览的主题和呈现，我们采访了艺术家陈志光。
陈志光《蚁行-对冲》互动影像 2019
蚂蚁社会，其实是人的迁徙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从“蚁王归巢”回顾性展览到“魔都蚁行志”中间短短一年，这样紧密的时间里举办两次个展会不会有压力？这两次的展览有什么变化吗？
陈志光（以下简写为陈）：一年一次大规模大个展对于艺术家而言确实是体力和脑力的战斗。但之前我已经习惯了这样有强度的工作，在漳州其实就是生活和创作这两个事情，相较于一线城市忙碌的生活，在漳州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想事情和做作品，所以展览相较而言是从容的。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宝龙美术馆邀请我做这个展览也是基于之前“蚁王归巢”的展览，所以人它算是对于“蚁王归巢”的延续，展览比上次丰富了两件大尺幅的影像作品，其中一件是互动影像。从展览空间上讲，宝龙美术馆和漳州博物馆的区别很大，它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展览空间，在构建上更封闭更确定，漳州博物馆的空间更复杂，所以这次展览更像是一个当代社会的现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设计的剧场空间。
陈志光《蚁行志》影像 2019
Hi：这次展览以“魔都蚁行志”为主题，你对此是如何进行阐述的？以及蚂蚁作为你一直以来的作品元素有什么变化？
陈：上海是一个摩登并且魔幻的城市，而我的作品中也有魔幻的色彩，这种“魔”是一种缘分，因为在“魔都”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自然要体现它的的特点。展览主题前半段“魔都”是一个当代词汇，而“蚁行志”是一个古籍的叫法，它们的结合就有一种魔幻色彩，用传统志怪小说的方式去描述一个当代事件，这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另外，对于蚂蚁这一元素，我以往关注的更多是蚂蚁的不同之处，因为渺小的蚂蚁的差异性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这种集体主义中的个体风格，特别像是我这一代人寻找的精神诉求，而后来我又在尽可能寻找集体的呈现，这可能和这些年来我对于这个时代的体会有关系，所谓的“乌合之众”是一个群体概念，而且中国人也是一个群体概念，所以我对于“集体’这个概念越来越感兴趣，这次展览的作品《迁徙-2019》和《单行道》都是有关这种集体感受的产物。
陈志光《单行道》317×300×400cm 综合材料 2019
Hi：这次除了以蚂蚁为符号的作品之外，还有树木为原型的系列作品，这两个系列基本上构成了这个展览，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陈：“树木”这系列作品主要包括架上绘画和雕塑两部分，算是两个方向的尝试。以往我从闽南文化中找到了一条关于迁徙的线索，而迁徙又是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人口流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状。我觉得迁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用蚂蚁社会来指代人的迁徙，尤其近些年来的主动迁徙；而树木的迁徙源于一次我看到树的移植，他们被修剪后运输，进入新的环境，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它们做出了牺牲，这是一种被动迁徙。所以说，这两者分别是从主动和被动的角度来呈现迁徙这个问题的。
陈志光《树非木》177×32×32cm-237×18×18cm 不锈钢 2017
Hi：宝龙美术馆这次展出了两件影像作品，体量很庞大，在展厅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你能否谈谈这两件作品？
陈：这两件作品其实是针对之前“蚂蚁”系列作品做的尝试，尝试新的表现形态和材料。其中正门入口的大尺幅影像有4米高、10米长，后面的互动影像也是类似尺幅。这次的影像作品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团队的支撑，它们一件是表现了电影中的场景，制作尽可能精良，体现出蚂蚁在当代城市的爬行；另外一件是人对于蚁行群的改变，当人进入蚁群时它们会被迫改变方向，我想这件作品未来还会越来越完善，达到更好的效果。
Hi：“魔都蚁行志”这个项目未来会有什么新的发展项目或者延伸吗？
陈：暂时没有多余的计划，展览做出来就是等待批评和反馈，这次展览设置了一个观众自己写展览评论的环节，我其实很想知道上海这个地方各个职业的朋友怎么看这个展览，他们有什么除了艺术之外新的理解角度，这些都是我好奇的。
“陈志光：魔都蚁行志”展览现场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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