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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康人寿大厦的顶层多功能厅，到798艺术区100多平米的狭小空间，再到落户草场地，以非营利空间形式存在的泰康空间，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系统中独特的存在。从2003年算起，泰康空间在过去10年中的表现，恰恰折射出中国当代艺术较少为人注意和了解的一面。

​在谈到泰康空间创办初衷时，陈东升这样说:“我的商业生命起源于艺术品拍卖，第一次拍卖就涉及到了当代艺术（油画），其实当年大多数人还完全不接受当代艺术的概念。提到最早为什么要做泰康空间，现在回头来看可能和我当初做拍卖有一定关系，就是对艺术是有感情的。我做事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先想，想好了再做；另一个就是边做边想，先把事情做起来，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去完善和调整，做泰康空间的方式属于后者。另外我不好大喜功，我这辈子的做事风格都是这样，也是我的一个做人准则，就是从来不跟风，也反感张扬。最初做泰康（顶层）空间时，就是利用总公司十一楼会议室平常空闲的时间来支持年轻艺术家，这是最初的一个信念，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有变”。1993年创立了嘉德拍卖的他，对艺术有着自己独立理想的判断和见解，这似乎也注定了泰康空间的与众不同。

当时的北京，可供当代艺术展览的地点少之又少，这是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策展人们面临的共同处境。在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原始释放期之后，为“游击战”式的东奔西走所累的策展人们，都开始想要找一个可以长期使用的固定空间。此时的唐昕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固定的场地和费用对一个策展人的限制；在与泰康合作了几次之后，她和陈东升商量，把泰康人寿大厦十一层的多功能厅变成一个长期展厅，泰康顶层空间从此诞生，隶属于泰康人寿公益事业部，“空间”的概念也首次成为国内艺术机构的一种命名方式。这个面积400平米的长方形展厅，铺着地毯，墙面上也裹着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展览的实施。

更突出的问题则是，当代艺术出现在泰康总部，与写字楼里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刚刚进入体制工作的唐昕也很不习惯：“我个人突然有了正式工作，公司内部行政流程繁琐又官僚，我完全不能适应，能否坚持下去成了最大的挑战。那时空间只有我一个人，就干脆把办公室搬到花家地家里。这样与艺术家、圈子里交往方便了许多，才咬牙坚持没有在第一个展览开幕前拔腿跑掉。”有了这个空间，她随意地释放策划展览的热情，并没有太顾及公司体制内人们的感受，反而有时有点刻意触碰试探一下人们接受的底线在哪里。终于2004年10月举办的“马六明十年回顾展”激怒了公司的一位高管，对空间的各种不满被直接摆了出来，还是陈董的态度平息了一切，但想离开写字楼环境的想法已经在唐昕心里萌发了。这个阶段她策划了第一个长期的系列项目——《一件作品系列》，做了两次：洪浩+颜磊，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麒。

尽管陈东升并不经常以泰康空间的领导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他在整个过程中的坚持、耐心、不计回报的投入以及对当代艺术理性的判断，显然成为泰康空间从中国当代艺术的草莽期到如今越来越成熟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活力的重要支柱。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早期也曾星光闪耀的众多民营艺术机构和美术馆如今早已泯然民间。

 

进入新世纪之后，商业的力量开始慢慢渗透进了中国当代艺术圈，北京城的东北角逐渐成为艺术家、画廊和艺术机构的聚集地，798更是成为大家的最佳选择。尽管泰康顶层空间此时已经在业内获得了一定的认可，400平米的面积也对艺术家有着足够的诱惑力，但在798新生的一批空间宽阔高大、硬件设施专业的空间的比照下，泰康顶层空间感受到了尴尬和窘迫。更重要的是，虽然泰康顶层空间位于北京城的核心区域，但比照当代艺术生态圈，它显得过于“偏僻”了。

 

2006年底，泰康顶层空间终于搬到了798。在2006至2008年那段“艺术大跃进”时期，兴奋的资本不计后果地闯进当代艺术圈，艺术机构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就遍布798，空气中似乎都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绪。资本催生了规模巨大的展览和体量惊人的作品，在众多空间开始凭借自身优势争夺艺术家资源时，泰康显然显得有点委屈。对唐昕来说，那是一段略显失落但相当重要的时期。泰康顶层空间在798的位置偏僻，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实体空间里，泰康空间日后的方向却确定了，“我确定了我们的空间理念——‘鼓舞与激励’。鼓舞艺术实验精神；激励年轻艺术家实验探索。这个定位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在艺术界的努力方向，隶属于金融企业的同时，自身也是独立的，是一个研究、支持实验艺术的专业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区别有二：其一，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服务对象，泰康人寿是我们的服务主体；其二，我们是以支持赞助而非交易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

 

现在我们再回头观望那段岁月，泰康空间实际上依然在进行着学术上的探索，只是在当时被更吸引眼球的事情盖过了。“新摄影·新绘画”系列之外，“一件作品”系列也是一个实验项目。这个计划每次会邀请一位成熟艺术家，再由他邀请另外一位艺术家，两个人共同合作完成一件作品。到2007年底这个系列已经完成了三次项目：洪浩+颜磊，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刘韡+陈浩语（秦思源）。秦思源倒是对泰康空间的低调颇为赞同，“因为从全球化的角度，艺术已经是全球经济链条中的一环，要发生作用的话也必须跟全球经济的常规做法相协调，当代艺术的悖论就是跟这种现实有关系。一方面总是在强调反对这种全球性的趋势，可事实上却是在不断确认新自由派全球资本的合理性，是在配合的。我认为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是知道这个悖论的，还有一些是在夸大，或者对抗，或者无奈。但是从机构的角度，大多数就是赤裸裸的配合。其实也是没办法，投资者在全球化的经济链条里边是必须这样要求利益化的，所以艺术家或策展人就必须听老板的，如果没有资金你什么也干不了。国际上都是要有一个明确而很快节奏的效应，国内更是这样。因为你今年是什么样，明年还不知道怎样，一切都是不稳定的；所以大家都拼命想快点见到效应，不管是商人、艺术家还是策展人，都是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整体的大环境里，泰康的态度我很欣赏。我相信唐昕的立场肯定也代表了投资者的一种姿态，他们是有一个长久的打算，而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图一时之利。这个立场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