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农历岁末，公历年初，《Hi艺术》年度榜如期而至。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是否看过了在全国掀起热潮的高科技展览？是否被北京的一条“葛宇路”刷爆了朋友圈？是否注意到UCCA已经悄然变换了主人？是否又在自己的城市里见证了民营美术馆的崛起？我们总结了2017年里包括它们在内的数十件影响到艺术圈内外的“关键事件”，由《Hi艺术》编辑部及特邀嘉宾进行投票，最终选出年度十大关键词（这也是我们去年所关注到的事件，点击事件回顾可以查看）。我们邀请了艺术圈的10位嘉宾对年度十大关键词进行点评。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王迈在思考之后，郑重地用十个字一一进行了回应：（非常认真的回答）哦…啊…啥？喵…嗲…嘿…咦？嘻…哇！啪！

● 达·芬奇《救世主》以4.5亿美元成交
● 一亿元，UCCA被新主人接手
● 古根海姆“世界剧场”撕裂中国艺术圈与撤展风波
● 葛宇路事件刷爆艺术圈内外
● ART021公布进军北京
● 尤伦斯、文少励等西方私人收藏在中国二级市场换手
● 国际大牌画廊落户中国
● 新一轮民营美术馆开馆热潮
● 深圳：当代艺术第三极的崛起
● 北京城市管理调整，波及艺术行业

尽管并非发生在国内，但《救世主》的成交仍然成为国内艺术圈最受关注的事件。达·芬奇的《救世主》在纽约佳士得秋拍夜场以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6亿元）的天价成交，创造了世界最贵艺术作品新记录，狠狠甩了前世界纪录毕加索的《阿尔热少女》（2015年1.79亿美金成交）2.7个亿。然而天价之外，它能映照出怎样的艺术市场状况？中国艺术品的天花板又在哪里？

李苏桥：一月初去了一趟阿布扎比卢浮宫，据说这是《救世主》未来的归宿，已经开张营业两个月的新美术馆，我去的那天虽然不是人山人海但也是排队两小时才能进去，参观者中阿拉伯人只占不到百分之十，其余都是欧洲人；唯一的感受就是阿布扎比酋长国真有钱，而且深谙艺术品市场是唯一既可以买来艺术品，同时也买来尊重和追随的神奇市场；没有美术馆和这些天价艺术品，阿布扎比也就至多让人羡慕一下石油财富，不值一提。
林书传：一个暂时独一无二的数字对应一件永远独一无二的作品。这不是值不值的问题，只是看我们的上层收藏今天需要把这个数字拨到几位数而已，它对整个艺术市场没有太直接的参照价值。
尹朝阳：以达·芬奇的知名度当得此价格，背后的故事也足够吸引眼球，但最重要得还是它修改了艺术品的天花板，至少从商业上显示了对艺术的某种肯定和尊重。
何桂彦：《救世主》创造了新的市场神话。说明欧美经济彻底走出了2009年金融危机的阴霾，对于全球艺术市场来说，产生了提振作用。

从2016年开始传出易主的消息之后，UCCA的风波便从未停歇。一年后，艺术圈终于等来了官宣：一组包括Future Edutainment公司 、江南春先生和其他相关集团在内的长期赞助者将接管UCCA的母公司即2007年成立的UCCA集团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尤伦斯的新时代将如何开启？

郑闻：UCCA被转手的时候，我很欣赏一篇叫做“你们还不如尤伦斯”的文章。相比较国内一些人批评尤伦斯夫妇不真的热爱中国当代艺术，只是用来转手获利的说法。我认为UCCA给中国的艺术市场或者说艺术投资者上了一节基础课——就算是做一单“生意”，你也得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价值体系、自己的运营方法，以及艺术市场所必须的耐心和坚持。相比较中国市场上太多的短期投机者，你做一单20年的生意我看看？现在被新东家接手的状况我没什么资格评论，这类收购往往和艺术本身没什么关系。只是觉得“李记”接了“张记”的店，但是没改名字，挺逗。
林书传：不能妖魔化一个机构，任何机构都不能长生不老，因为里面的人会老。所以花钱买青春这事情不太成立，现在的投资人买的是UCCA一张年轻时貌美如花的照片。
李苏桥：一直觉得UCCA这个品牌有今天这样的价值，完全是过去若干年团队的苦心经营与管理的结果，一个亿的价值，完全体现了对现在经营管理UCCA团队的褒奖；保持UCCA的品牌，前提是至少要保证经营团队的国际水准不降低，否则，在日益严重的国内美术馆竞赛中，尤其是面对来自上海的竞争，很容易沦为二流。
刘钢：UCCA易主的确在艺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都在观望：易主之后UCCA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方向是否会发生变化。
王春辰：UCCA更换新的投资人，我觉得对北京的艺术现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使尤伦斯这些年为北京当代艺术持续发展做出的持续努力得以延续。
何桂彦：尤伦斯夫妇为中国当代艺术曾做出过贡献，但本质上还是商人。希望“后尤伦斯时期”有更好的表现。
尹朝阳：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何梳理198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艺术？似乎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模糊而不同的答案，然而当古根海姆美术馆以此为主题的“世界剧场”公布被洗牌的名单，仍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骚动。加之国内三位艺术家作品，因当地动物保护协会的呼吁而被撤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尹朝阳：区区几个月，已经忘掉到底谁撕了谁，谁被撕，谁撤了啥和被谁撤。中国的艺术圈说白了还是水浅，来自第一世界的某展即能掀起些波浪。
李苏桥：没有一个展览能全面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甚至这种试图都是幼稚的，“世界剧场”展只是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历史文本，其中那些表面看上去丰富多样、更接近于西方语言的充满反抗精神的作品，也许仅仅是对早期“大脸人像”表述的89后中国当代艺术的修正。
林书传：好像大型公开的展览就从来没“战胜”过动物保护协会。有些人站在人的立场说话，有些人站在动物的立场说话，这仗没法打，也就不存在谁战胜谁了。
刘钢：大型主题性展览肯定会受到褒贬不一的评论。我觉得，这类展览的成功与否不应该以热闹不热闹为尺度，而应以是否对艺术发展产生了影响力为评判标准。而古根海姆“世界剧场”展览是否具有那样的影响力，十多年之后才能看清楚。
何桂彦：1989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原本就是双线作战，一个是国际，一个是国内。这个展览仍然是西方人的眼光和他们的价值立场，产生争论十分正常。“撤展”事情不宜过度炒作。关键是，中国国内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严肃地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线索的展览，现在缺乏的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声音。
郑闻：古根海姆的“世界剧场”展览本身，以及引发的所谓“撕裂”并没有什么意义。85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一方面面临着过度阐释和过度解读，一段短短30年左右的艺术发展历程，在极短的时间轴里被太多次的整理和回顾，很难具有历史学“事后构建”所必须的时间与历史维度。另一方面，85以来这批约定俗成的艺术家名单以及他们可以提供的创作方法论，对于未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当下中国艺术语境的建构，究竟还能起多大推动作用？——其实未必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了。

7月，网红艺术家葛宇路刷爆了艺术圈内外的朋友圈。在研究生毕业展中，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北京的一条无名道路，先后被地图软件、民政区划地名公共服务系统收录。这件介入社会的行为作品，遭遇了褒贬不一的评价，让他陷入火热的争议之中。

何桂彦：中央美院每隔两年都会出“网红”艺术家。我个人更喜欢他对视监视器的行为作品。
尹朝阳：终于有这类调皮捣蛋的人物出场，那些被调戏的机构无一例外地做出了可以预料的反应，这是权力的傲慢也是权力的愚蠢。就作品而言，如果事先就预知结果是这样，那这挑衅还会不会有力量？做出来仅仅是填补了某国的某项空白吗？
李苏桥：这事在网上热议的时候，正好与悉尼相熟的律师们在一起，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有路名，更改是违法的；如果没有路名，取决于所在土地所有权归属，可以用任意名字命名，前提是去市政府申请……我觉得这事与正常国家的人都没法说清，中国发展太快，城市建设步子迈太大扯着蛋了，和艺术的关系不大。
林书传：葛宇路事件而不是葛宇路艺术事件。我们在评价一件作品和事件的时候，最低级的是“做什么”，高一级是“怎么做”，再高一级是“为什么做”。谈做什么只是一条新闻，谈为什么做才是艺术。
王春辰：葛宇路事件，也确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艺术在当代转型的不理解，以及对这样一个具有一定社会介入的艺术事件的拒绝，这个事件反映的，最主要还是人们对艺术在当代表现的不理解。
尤洋：在今天艺术的发展和实践，已经要求它要从相对封闭的内部系统走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系统。从葛宇路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艺术出现在公共领域之中，所面临的权力机制更为复杂，不仅仅要解决美学观念问题，同时还要应对观众、政府对艺术想象和接受程度，还有环保、科技、公共资源、道德等更为复杂的因素。我觉得今天是个大时代，中国很多城市的文化正在重启、复兴，艺术家需要承担这个时代责任，让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发生关联，实际上对艺术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去审视这个事件。

北京地区的博览会气氛低迷，作为上海最活跃的博览会之一，ART021进军北京的消息无疑给不少人打了一针鸡血。然而这个决定究竟是否能够带领这个年轻的团队开疆辟土？北京地区的博览会又将摆出怎样的应对姿态，值得拭目以待。

李苏桥：ART021的入京就是一企业试图将产品或服务从上海推广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到底有多少胜算，今天都是瞎猜，不过我相信ART021的决策者们不是一时脑子热了或者心血来潮就要干一场，不会去贸然透支刚刚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品牌，也不会任性地来北京撒钱玩；至少，他们深信北京的市场一定很值得一博，另外，北京的竞争对手不堪一击。
林书传：这像面馆开分店既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价格公道，面条好吃。不一样的地方是吃面的人还是吃面，吃饭的人还是吃饭。
王春辰：ART021进军北京，如果能够实现（它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相对成熟的标志，它可以极大地促进北京当代艺术生态的发展，有竞争才有发展。
何桂彦：ART021选择北京，不太明智。
尹朝阳：中国太大，南下和北上是所有成功者的激情常态。

随着UCCA的易主，严培明那件超大尺幅的尤伦斯夫妇画像，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前厅的墙上被摘了下来。早在此之前，尤伦斯夫妇、文少励等西方藏家便开始在中国拍卖中将自己的藏品进行转手。随着西方资本的撤出，中国藏家接手重要藏品，当代艺术话语权悄然发生着转变。

郑闻：尤伦斯、文少励等西方私人收藏在中国二级市场换手，这同样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当下及未来中国所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何由自己的资本与艺术，形成更加有自信力和主导力的艺术价值体系。中国近30年的当代艺术发展，前一个阶段总体而言是由国际市场以及游戏规则限定和主导的，与国家的介入亦没有太大关系。那么，在不远的未来，中国本身的资本与艺术能否形成新的合力，发动下一个艺术的浪潮？是摆在我们所有人前面的一个紧迫问题。
李苏桥：这已经是自2006年以来的第N次换手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有冷有热，但市场一直在运行、换手也从没停过，这不算什么热点新闻吧，多说几句会让大家觉得是不是在新闻重播。
尹朝阳：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如同吃腻了就换家馆子，家有余粮可以拿出去变现。

2017年，国际化成为绕不过去的一个标签。国际艺术家来华展览日益频繁，中国藏家国际趣味在一二级市场初见端倪，豪瑟沃斯、卓纳画廊、大田秀则画廊等国际大牌画廊纷纷落户中国。香港、上海艺术市场在被国际瞄准的同时，北京则传来国际画廊退出的小道消息，谁又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徐文：近几年超级藏家在完成国内收藏体系的积累后将目标转向国外，另一些拥有国外学习生活背景的青年藏家也从国际视角开始他们的收藏之路，从而吸引更多画廊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画廊除了整体开拓中国市场外，来中国是否有其他的细节计划，比如挖掘更多优秀的中国青年艺术家，带来年轻新锐的国际艺术家，或是"倾销"著名艺术家的一般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王春辰：国际画廊落户中国也许是一个趋势，但还没有看出有大规模。可能上海的情况会好一点，而在北京主要还是在坚持的那几个。至于会不会继续做下去，这是个问号，据说佩斯要撤离北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还有待观察。
李苏桥：大牌画廊落户中国的数量与中国收藏家在全球的购买力相比，显得很不匹配，不是多，而是太少！这只能说明一点，不是艺术市场不行，而是艺术市场的经营环境让国际画廊主们肝颤！
林书传：同理“国际大牌XX入驻中国”，这不是艺术圈的事情，这是资本圈的事情。
何桂彦：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艺术市场也会有广阔的前景。但大部分国际画廊一定会“水土不服”。
尹朝阳：此地人多，钱多，待开发！是好事。

从北京的松美术馆、上海的宝龙美术馆、明珠美术馆，到武汉的K11、深圳的“设计互联”馆，2017年新开的美术馆足以形成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空间的落成，内容将如何填充，无疑会影响到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

林书传：这盘点明年还能再盘一次。我们抛开民营美术馆开馆的实际目的，民营美术馆会在数量和质量上持续对抗且超过公立美术馆，这是一个趋势。
王春辰：民营美术馆相继开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管民营美术馆的规模、诉求、藏品还是整体学术能力，都需要经过发展的检验，但至少它表明在中国艺术受到社会或者说社会资源的高度重视，总之是一件好事情吧。
徐文：新一轮民营美术馆肯定不是一拍脑门就开的，都是经历长期的筹备和计划，近几年非地产类民营美术馆的数量增加是一个十分好的现象，但是不能只看到新开多少美术馆，关闭或者停止做展览的美术馆数量也不少，民营美术馆不仅是依赖地产项目或者是作为配套的附属品。在国内现阶段并没有很好的税收和相关政策的支持起情况下，如何更好的获得资源去的运营美术馆？建馆的同时建构美术馆的收藏体系是民营美术馆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何桂彦：中国会进入一个“美术馆的时代”。民营美术馆是艺术走向多元化的重要力量。今天，缺乏的不是美术馆，而是美术馆管理的专业人才。
尹朝阳：热烈欢迎！总比一间房子就顶个美术馆的牌子强。毕竟场子先开起来，马上得去想怎样做下去？做什么？准备做多久？

事实上不止是在2017年，早在2016年我们便开始讨论深圳作为当代艺术第三极崛起的可能。有着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当地政府的支持、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对艺术美学的追求、艺术深圳获得参展画廊的点头认可，当代艺术在深圳的发展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尤洋：艺术的发展是要互相为参照物的，之前我们总是关注北京、上海，还有广州、成都、重庆等地方，一直做不到多极化，深圳这个城市特别，它象征着开放多元和包容，而且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一直做的比较好，我每次去深圳都感到这个城市中产群体特别大，他们对城市的发展、精神美学是有强烈的要求和自己的态度的，所以深圳的艺术崛起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还有地产行业、政府的引导，无疑会让它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为北京和上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
徐文：深圳当代艺术的崛起有两点惊喜：1、从艺术深圳上大家只是逛逛看热闹到大量的购买作品只用了一年的过渡，到大量艺术机构的创办和部分优秀画廊和艺术家的迁入，体现着深圳当代艺术的深圳速度。2、艺术高消费群体的诞生和扩大。2017年的香港巴塞尔和艺术深圳上出现了大量抱着购物心态的群体，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投资与学术，而且从最简单的喜不喜欢的角度去选择价格可以接受的作品。
郑闻：六七年前我在深圳就对雕塑家杨光说，深圳不可能是文化沙漠。这个现象太简单了——艺术的繁荣总是跟着经济走的，就好比明代的苏州、清代的扬州。简单粗暴点说，哪里有钱哪里就有最活力的艺术。相反一些所谓的“文化古都”，如果缺乏经济上的活力，就不会有崭新的艺术视野，也不会有真正与时代同行的艺术面貌，以及活跃的艺术市场。
林书传：艺术区域中心论的说法，很明显的趋势，深圳希望成为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极。我认为艺术资源有中心之说，艺术没有中心之说，深圳或者其他城市或区域如果要成为第三极，不是看你笼络了多少艺术资源，而是看你留住多少艺术家。谈一个城市的艺术高度不是看一年办了多少个体面的展览，而要看最普通的市民对艺术的基础看法。
王春辰：要说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三极，我倒不认为深圳具备这样的条件。虽然它有诸多美术馆，包括近年来的艺术事件，但我觉得相比于北京上海，深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吧。
何桂彦：深圳除了经济的优势，就是沾香港的“西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商业的力量在推动。
尹朝阳：希望是个真实的梦。

同样是自2016年便有的艺术家的大规模迁徙，随着2017年北京城市管理的加强，无数圈内外人成为被驱逐的对象。生存在城市边缘的暧昧地带、身份具有微妙的特殊性的艺术家被“误伤”，甚至伤及北京当代艺术生态。

林书传：这只能证明城市管理者把很多艺术家当作“低端人囗”看待，按照他们的意思就是你要先要有钱你才是非“低端人囗”，而不是精神的富有。相反，我认为艺术家没必要去依赖某一个城市去集中地做艺术。北京这个地方既生产成功的艺术家，也摧毁“成功”的艺术家。
何桂彦：1980年代北京就有“盲流“，1990年代有圆明园、东村、宋庄，2006年后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艺术区，没有这些源于民间的、野生的、边缘的艺术力量，中国当代艺术一定就会缺乏活力。这次事件，肯定会改变原有的艺术生态，尤其是艺术家的结构，因为大量年轻的艺术家会选择离开北京。
尤洋：因为我是在北京的长期居住者，所以对这条的内容十分关心。所谓的“低端人囗”风波，可能让我们有些艺术家觉得误伤了，我自己也感到很多的不便利。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从长期来说，城市的一些安全隐患肯定是需要整治的，但是不是有些原因是前任政府的不作为，把压力都放到了这一届身上。政府提出的愿景是好的，但到了中层管理执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变了味道？这是要求执政者对北京这样一个超大城市的管理，需要一个更高的治理的理论技巧和理论水平。艺术家居住地，往往在城市的边缘、城乡结合部，这种缓冲地带更加暧昧，更加充满不确定性，也更加利于对整个时代行程观察和思考的角度。这种不确定性也相对容易造成流离失所，艺术家这个行业里，其实很多人从消费上对城市做了贡献，但他本身又不是直接的纳税人，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很微妙的。
尹朝阳：现实永远比想象的冷酷、坚硬、实际。艺术从来不是被有些人描绘的那样风花雪月，那样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