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嘉 狂喜的另一个名字是痛苦
12月13日,韦嘉在松美术馆的个展“醉与梦”开幕,展览现场和晚宴汇聚了圈内多位久未露面的资深从业者、藏家,也包括市场人士和媒体,场面颇为壮观。
号召力的背后是某种共识,一股能量始终环绕在韦嘉周围,并未因为他在重庆或者北京而转移。
二十年来的不同时期,与韦嘉分享过他画中的痛楚、繁华、挣扎和孤寂的人,再次驻足于作品前,看到韦嘉的转变和成熟,也看到自己的。
“醉与梦”不仅是韦嘉艺术生涯的首场美术馆个展,也是艺术家与谷公馆自2008年起合作至今近十七年的一个里程碑。
展览开幕的前一天,我们在松美术馆的展厅里与韦嘉及策展人鲍栋聊了聊。
精神分析层面的探索
二十年的高低起伏,浓缩为展览中的80件作品,从版画到布面丙烯,从精细的塑造到自如的“书写”,从一个昏暗舞台上的少年独角戏到有光进入,一大群人,无数的躯体,形状,某些人的命运,韦嘉在画面中为其提供一个栖身之所。
无论曾经备受肯定抑或备受怀疑,无论具象抽象、晦暗绚烂、再现表现,韦嘉似乎都试图抓住自身赤裸的经验和感受,规避陈词滥调,而不是加入某种肯定或否定的合唱。
讨论韦嘉,讨论的是绘画在今天,是否仍然能够挑动观众的感官,使观看变得难以抗拒;是否能够沿着视觉结果的路标,抵达心理与精神深处的秘密,并为无可弥补的残酷找到一种沉着的诗意,留下一些令人铭记的东西。
用“卡通”去形容他,如今被证明既是偏颇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用代际去描述他,可能也不准确,因为他的绘画并未受制于明显的时间维度。而如果作品够穿越时间,那大概是耗尽心血的结果,因为绘画“需要把一切都押上去”才成为可能。
就像策展人鲍栋提到的:“外界对于韦嘉的印象,一方面停留在他早期作品中的‘卡通一代’或‘青春残酷’风格;另一方面,近年来他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逐渐增多,加上他在大陆的展览频率不高,这使得外界容易将他归入固定的艺术框架,实际上,韦嘉的创作有着独特的脉络。这次在松美术馆的展览‘醉与梦’便是一种倒叙,时间跨度从2024年回溯到最早的作品——2001年的版画与2004年的布面绘画,正好是20年。以2014年的《李白》为分界,楼上展示的是近十年的作品,楼下则是前十年的。”
在鲍栋看来,“韦嘉的作品带有一种精神分析层面的深度,这在70后艺术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人格、性别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多重维度,还涵盖了本能、生命力与利比多等更深层次的心理和情感层面,“这些元素与他的创作紧密交织,使其超越了视觉艺术的呈现,为作品增添了一种心理学的深度。”
70后,来时路
包括韦嘉在内那一代的很多艺术家,通过严格的筛选,经历过美院附中的黄金年代,而后在尚未扩招的美院接受了四年的专业教育,走过市场尚未成熟或者说没有市场的阶段,在艺术上仍保有某种“理想主义”。
“若以代际划分艺术家的话,韦嘉所在的70后中国艺术家群体确实会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他们大部分都接受过系统的学院训练,很少有留学背景,普遍掌握了传统的艺术技巧,如素描、油画塑造与光影处理等。这些基础训练是其创作的起点。韦嘉作为央美版画系和川美附中的学生,也深受这种教育背景的影响。”鲍栋说。
大学时代的版画教育,与其说是思维与技法的训练,倒不如说培养了韦嘉对限制和失败的忍耐,对缓慢和前功尽弃的适应,以及对自由和不拘的加倍渴望。
而韦嘉二十年的绘画实践提供的经验,恰恰是一步步克服限制获得自由的经验,哪怕只是方寸之间的自由。
正如鲍栋所说:“韦嘉的艺术创作并未完全脱离具象表达,但他在作品中加入了对当代生活、艺术史、绘画技巧及图像元素的复杂引用,这种融合使他的作品既具个人特色,又能与绘画的传统展开对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旋流中央的宁静
从曾经的学生到后来的教师,贯穿始终的学院生涯,象牙塔内的现实和体验,作为众多现实中的一种,已经被韦嘉所接受:一个画家应当把所有的东西,包括无奈和挫折,包括在集体生活中的得与失,视为对他的馈赠。
从最初与人群保持距离、独自在工作室内苦心经营,到后来走入人群,接受学院内的职务,生命状态的种种变化,并非预设或研究的结果,却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心境、视角和创作。
2018年左右,韦嘉开始了众多人物系列的作品,灵感来源于19世纪美国艺术家托马斯·艾金斯的摄影。在艾金斯来的照片中,裸露的人体成为自由、智力和解放的象征:它是大自然的奇迹,是经过数百年进化的杰出产物。
韦嘉着迷于照片中的氛围、动感与想象空间,他赋予了这个超级感官之梦以形式,并在画面中剥去躯体一切表面的东西,只剩下最基本的形状,以及个人和群体之间微妙的关系与羁绊。
韦嘉的最新系列“莫奈”,花园中的莫奈仿若置身于绚丽色彩与变换线条的暴风眼,但艺术家就是有本事让莫奈看起来很安静、落寞、若有所思。
同样创作于2024年的《天王》和《山高水长》则激流奔涌,笔触如同嘶吼和嚎叫,近乎不受控制的狂喜和惊骇,仿佛只有全速前进才能令人感受到旋流中央的宁静。
不管艺术家内心有什么,想必都非常精致,非常脆弱,他在颠簸的际遇中尽力呵护着它们,就像呵护一盏闪烁的烛光。
他在画布上寻求安慰,最终又通过所画之物给他人带来安慰。
永恒的矛盾
艺术相信天道酬勤吗?信也不信。在工作室中的苦思、尝试、打破和重建,当然必不可少,但又远远不够:经历、体悟、对自己的放过与不放过,以及对感觉的表达,作为人的感觉,而感觉不需要定义——要么有要么没有。
就像韦嘉的绘画,我们从中得到的不是一些修辞和图像,而是他作为画家给世界带来的一种想象力,一种沉潜至欲望和意识深处又浮上来的明净。
绘画关乎判断,每分每秒都是判断:每一条线,每一笔的位置,每一种色彩的选择,驱使画家作出每个判断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才是对的而那样不是?
也许所有的判断依据不仅储存在艺术家的脑海里,更储存在身体和本能里。
“音乐是你自身的体验,你的思想,你的智慧,”,美国黑人传奇爵士乐手查理·帕克曾说,“如果你不为它而活,它就不会从你的萨克斯里出来。”
绘画不是如此吗?或许绘画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并选择合适的人来延续和服务它。
韦嘉1999年从央美版画系毕业到今天,刚好二十五年,若再算上附中岁月,即将步入50岁的韦嘉的艺术生涯已经超过三十五年。
他在采访中反复提到“挣扎”“平衡”,或许生活只是规模上的差异,并非结构或本质上的不同,都稚拙过、敏感甚至自怜过,都在挣扎,并在挣扎中说服自己去接受,接受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接受一切都会消失,就像每一滴水,必将消融在浩瀚的海洋。
曾经的“埃及王子“,如今已有了华发。青春一边盛开一边枯萎,就像韦嘉绘画永远的主题——生命的矛盾,即残忍与慈悲、繁华与寂寞的不可分割。他被他自己追寻的东西所烦恼,所折磨,但同时又被它所拯救,所升华。
又一天下午,结束学院的会议,韦嘉回到工作室,关上门,拿起笔刷,调好颜料,准备通过绘画去触碰生命中的某种极乐和狂喜,而这种极乐和狂喜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痛苦。
“弯路”上的风景
Hi:你如何看待自己以前的作品?
韦:我其实不太喜欢回顾以前的作品,因为一回顾,就难免看到画面上的问题,总会想,如果是现在,我能做得更好。但现在看这些旧作,我觉得它们就是历史的存在,必须面对并接受它们的不完美。毕竟它们是在某个特定年龄、特定生命状态下的记录。不完美是正常的,它们就像“日记”,迅速将我拉回到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能立刻回忆起那时的困境、作画时的挑战,以及作品带给我的感动。
Hi:对于二十年来每个阶段的创作面貌,曾有过设想或计划吗?
韦: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我只是在设想我的下一张作品,以及我正在做的这张作品,怎么能够愉悦我自己,怎么能够把它调试得更加令自己满意,没有去设想更多的。
韦:在大学四年级之前,我一直很排斥版画,觉得它过于理性、繁复,严重阻碍了我的表达。所以大学的头三年里,我都不愿意好好地去触碰版画,我就是喜欢绘画,记得那时我大量的时间都是在画油画,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度非常想转系,转到油画系。
也就是说,我真正进入到版画制作的核心和拥有某种版画的意识,实际上是很慢热的。如果我能早一点去理解版画,或许能够更快地叩开我所认为的创作的那扇大门。但反过来讲,很多事情无法强求,也不会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己没有实实在在地蹚过一遍,别人说破天都是无济于事的。
也是这段经历让我觉得还是要顺势而为,即使这个“势”是一段弯路,一个歧途,或许它也能带我看到些不一样的风景。
Hi:你1999年从央美毕业后实际上可以留在北京,为什么选择回到重庆?
韦:我其实蛮喜欢北京的,但也必须承认,它给我带来的压力非常大。当年在央美上学,每次开学,当火车进西客站时,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我甚至不知道这种压力到底来自哪里。毕业后回到重庆,回到川美,是我主观上唯一的选择。可能因为曾经在附中的经历让我对川美怀有深厚的感情,那种自由、包容甚至边缘的状态让我感到更加自在。
Hi:2010年后,你经历过一段比较黑暗和备受质疑的阶段,推动你继续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韦:绘画的过程,是通过脑力和体力去触及到一个让你非常满足的点,虽然那个点很不容易触及到。所以每次触及到,你所得到的快感和满足超过了世间任何的事情,就像某种上瘾,促使你不断想去寻找和尝试。
身体的介入向“书写性”演变
Hi:你现在的创作方法中,有哪些工具和方式和之前相比明显不同?
韦:我觉得整体上更加果决,绘画的过程也成为一种重要的释放通道。与之前相比,现在我更多地介入身体,随之而来的是绘画方式和工具的变化。我记得早期的创作,我还用圆头笔、尖头笔,后来改用平头笔,再到刷子。现在几乎所有作品,我都用刷子,无论多小的尺幅,也不用笔。同时,我也会使用刮刀、喷枪,有时甚至用手臂来作画。
Hi:“用手臂绘画”这种身体的介入来源于什么?
韦:当年我们做石板画时有一个重要步骤,在板面上封阿拉伯胶——这个程序就是用手臂。手臂这个部位最宽阔,且皮肤的触感非常敏锐,可以直接感知胶的厚薄和水分的稠密。我把这种方法从版画延展到绘画,自己的身体肯定比刷子和刮刀等中介物更加灵敏,身体与颜料的直接接触带来一种微妙的触感,最终也成为绘画效果的一部分。
Hi:作品渐渐走向“书写性”,是因为表达上趋于松弛,还是某种东方性的外在体现?
韦:你说的这两点,既有也没有,达成今天的“书写性”,是多种因素交汇的结果。比如现在我因为承担校内的很多事务性工作,导致时间非常碎片化,需要找到一种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的方式,也许这种快速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恰恰就是某种书写性。我并没有刻意去将自己放入某种东方语境,也没有设想在什么阶段该如何表达,我从未这样思考过。我觉得一切的一切,它不是你选择来的,是自然而然达成的。
Hi:你如何面对创作时间上的碎片化?
韦:在绘画上,我一度失去了时间的主导性,也无法有计划地执行创作,这让我十分苦恼。直到2019年,我找到了一种方法,那时我画了很多小卡纸作品。经过一段练习后,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自如和放松。现在,即便有半天时间,我也能进入状态,画出大作品,而不再需要画小卡纸。对于绘画的时间与安排,我已经不再强求。没有时间画画就不画,有时间的时候,我可以一进入到工作室,一关上那扇门,就立刻进入到我想要的工作状态。
Hi:你2024年的新作《天王》描绘了两只狮子,书写性愈加凸显,显现出“狂暴”的力量。
韦:每个人都有多重面向。比如“莫奈”系列展现的是个体的孤独状态,而《山高水长》《幻霞生》则通过爬山和身体舞蹈,表达了群体的生命力量。狮子一直是我迷恋的动物,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时,总觉得狮王象征着威严、霸气和力量。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节目,讲述了流浪狮群通过一夜搏杀打败了狮王,最终,狮王的生命被一点点吞噬。影片的最后,清晨的阳光初照时,一只野狗叼着狮王的一缕黑鬃消失在草原上。那一刻,我内心感到十分压抑难过。
再后来,我又看到狮子的视频,又看到当年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撕咬的场面,仍然无法越过心里的一道坎,无法接受那种残酷的降临和命运的陨落。但是随着看得多了,我似乎渐渐平复了难受,了解了狮群的成长和经历,辉煌和没落,好像弥合了那一段心理的创伤。很多事情必须要接受,残酷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残酷的背后,是那股广博的力量,去容纳生命的演化。于是我就画了展览中那张《天王》,狮王和雌狮欢愉的场面,其实画了很多张,另外那些张都没有成功。狮子表达爱意的方式令人难以琢磨,像是互相撕咬,又或许是某种爱抚,那种复杂性和人类有些相似。
第二天,一切照旧
Hi:艺术家需要个性和自我;但学院内的工作又需要妥协和折衷,在这两种身份中你如何自洽?
韦:如果不自洽的话,这两种身份很难同时在一个身体里并行,需要找到某种平衡。我想任何状态的达成或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时候会有对立的情绪,需要做自我建设,疏导压力。就像画画一样,过程中充满了挣扎。你随时可能遇到矛盾和困境,时常会觉得自己面前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似乎只有放弃。但是睡一觉起来,第二天,一切照旧,我觉得自己又可以去面对了。
Hi:这种抗压的能力来自于什么?
韦:我觉得这也是早年研习版画的经历带给我的。早期版画的工作方式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可能某张版画我已经印了七、八版,花了一个半月,但是忽然有一版错误,这张画就毁掉了,而当时我的技术和能力还不足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种时候你真的感觉自己被打垮了,一两个月的付出和辛苦在一天之内付诸东流,我想立刻就逃走,但连走路的力气好像都没有,那种失望甚至无望,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当天是最难过的一天,但过了几天,我又能重新开始。随着这种情况发生得多了,“疗伤”的周期越来越短。
我觉得这是版画带给我的教育:一直沉浸在痛苦当中是于事无补的,最终还是要重新开始。相较之前的版画,后来的绘画给我带来的打击和限制其实少很多,今天哪怕再画得再糟糕,至少明天都可以尽力去改善它。
Hi:如果今天再让你重新处理当时的版画,会有什么不同?
韦:今天的话,绝对不会再出现“全废掉”的情况,我总能找到一个令它起死回生的办法,但是当年的我就是没有这个办法。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的,都在于你的认知、能力和意愿。创作和生活中的那些困顿、难过和绝望,最后真的都帮助了我。
Hi:你觉得绘画和你的日常生活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韦:我始终认为画画其实是画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试图达成某种平衡。世间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锤炼和塑造这种平衡的能力,本质上或许没什么不同。
Hi:你的艺术目标或者说艺术理想是什么?
韦:我没有明确的艺术目标,但有艺术的理想,那就是做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