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辉 “85”是一面镜子
毛:应该说很不容易。说夸张一点,那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张晓刚大学毕业回到昆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谈艺术,相依为命。我们几个人在这个城市里被看作走错路的人,后来潘德海也不远万里地来到这里,我们成为了朋友、战友,叶永青毕业以后也成了我们圈子里的人,这个圈子是非常小的。
毛:可能1985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我和张晓刚、潘德海,以及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画家张隆,上海画家侯文怡,雕塑家徐凯,一起在上海做了第一届“新具象画展”。这个实际的行动在我看来就是当时的高峰状态,因为在1985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作品了。
毛:都是只能在家里给朋友看的作品,这些作品没有一张可以参加官方的展览。当时的官方对你的题材有要求,对语言方式也有要求,与我们这些受国外现代主义影响的自由创作者的语言完全是格格不入。而且中国唯一的重要展览就是全国美展,官方有很大的权力决定一个画家的成败。所以我们特别想做不经过官方审查的展览,这样才能称作“艺术家”,艺术家有绝对的创作权力自由!
毛:选择了画画生活就会比较紧迫,不画画的话,过小日子还是可以的,每个月40多块钱工资可以养活一家人了,但是搞艺术就穷了。那时候没有市场,如果有谁想靠画画赚钱就会被我们看不起,年轻气盛的时候都想追求纯粹,不能太实际。
毛:为了能办这个展览,需要去打工,做些装修什么的。当时昆明一个大型超市要开业,我们每天晚上过去打工,一个月下来每人赚了80块,但这远远不够,只能跟朋友和家里借钱来做这个展览。运费很高,我们都是自己打箱子用三轮车送到火车站去托运。一切都要自己去做。
毛:反响还不错。但是展览过程中心里非常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做没有经过官方认可的展览,作品都没有经过审查,不时有传言要被封杀;另一方面,自己的画去了“上海滩”,那是个很厉害的地方,画得到底行不行?最后,一些上海的朋友说那个展览很刺激。
毛:那是后来的事情。办完展览回来,一是疲惫,还有失落。为什么失落,因为除了展览那几天的一般新闻性报道,就没有任何其他跟踪报道了,那些批评家在哪里?关心艺术的媒体在哪里?什么都没有。
毛:有一种很疲惫的失落感。那种感觉有点像《老人与海》,三天三夜和一条大鱼搏斗,征服了大鱼后拖着它回家,但是回家后发现只剩下了骨架,也就是说回家的途中,大鱼已经被其他的鱼吃掉了,是一种经过搏斗之后很空的感觉。到1986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侯文怡写信给我说,在这种巨大的失落和漠不关心之后,有人开始感兴趣了,高名潞到上海活动,看了我们的展览资料很感兴趣。也正是那时侯文怡说她对中国绝望了,要去美国了,让我们好自为之,然后把高名潞的联系方式给了我。之后通过写信的方式与高名潞建立了联系,这是第一次有人比较认真地来跟我提问和探讨。之后,王广义、舒群和高名潞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珠海会议”,到那时我才感觉到这个事情是全国性的。在昆明这种边疆小城,没找到“组织”。当时艺术家很容易识别,长发,穿的很随便,批评家就穿的比较正统。
毛:这是一些批评家的看法。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直推进的,我们从云南出发,到达上海,然后到了南京、珠海、黄山,最后到了北京进了中国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在这个过程里不断地壮大和膨胀,现代艺术在当时中国的那种影响力是逐渐变大的状态。
毛:其实我并没有经常以一个“老八五”自居。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很短,就是我的青春,是我年轻时代的一段历史,它有特殊性,也有影响力,不断地带给大家新的认识。在今天,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怀旧的对象,也是一面镜子,可以对照我们今天的态度。历史就是一面镜子,“85”就是一面镜子。今天我谈起“85”感觉还是很近的事情,我个人还是沿着“85”建立起来的态度来从事我的工作和创作,我没有背离它。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干净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