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时至今日，小酒馆在规模上仍然是个小酒吧。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人几乎都曾在这里驻足，尤其是对如今早已功成名就的四川艺术家来说，这里留存了他们大多数人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那是四川当代艺术的一段黄金时代。

一只骨节弯曲得有些夸张的手的速写，已经挂在四川省成都市玉林西路上整整十五年——这是小酒馆的LOGO，而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圈内人而言，小酒馆也是一个LOGO，它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过去以及正在发生的历史。

故事的缘起要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讲起。那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史正全面展开，1993年6月，中国艺术家参加了意大利威尼斯的“第45届国际威尼斯双年展”以及1994年10月参加巴西圣保罗的“第22届圣保罗国际双年展”。之后，中国前卫艺术家更加频繁地参加了国际上大大小小的展览，与此同时，市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旧有的艺术评判模式不断受到打击，在一个因为市场开放而导致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时期，艺术家狭小空间中挣脱出来，拥抱更多可能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刚刚从美国回到成都的何多苓想寻找一个自己的画室，但是那个时代全国几乎风格统一的、靠砖承重的房屋无法承受面积更大的开阔空间。恰好，玉林西路上的小区里，有三栋新建的住宅楼，居然采用了水泥浇筑的“前卫”的建筑方法，让房间的跨度可以达到七至八米，有一个大约五十平米的空间可以用来画画，这对何多苓来说再合适不过，已经与台湾的林明哲有了合作关系，并且在美国“赚了一笔钱”的他迅速买下了其中的一个，并且奔走相告。同样是靠林明哲买作品的钱买下这个小区房子的还有郭伟，以及已经与北庄艺术合作的周春芽。1995年，一直考虑在成都安营扎寨的张晓刚，也因为周春芽的热情邀请来到了成都。彼时已经获得了一定国际影响的他与香港的汉雅轩合作，买房的钱和何多苓、周春芽的来源相似：请代理人（也就是现在的经纪人）预先支付费用。从80年代开始的新潮美术打破了美协一统天下的格局后，迫切渴望独立的艺术家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

在玉林小区建起来之前，它的周围还是一片碧绿的菜地，冬天成片成片的麻雀在这里尖叫。但是这一场景最终在激昂的房地产高潮中，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崭新的街道和楼宇随后则开始大肆蔓延，直到菜地的尽头。尽管对艺术家来说，一个对立的创作空间是最急迫需要解决的，但是便利的都市生活对他们也同样充满了吸引力。1994年，玉林西路和玉林东路这两道街区初具雏形后，成都的单身女郎、宠物以及艺术家最早在这里过起了享乐生活。那时候，正是全城的财富候鸟群向南迁徙的季节——当时有一个酒吧就在玉林小区的楼下，因为种种原因正要转让。

同样具有四川美术学院的基因，同样被排斥于美协的潮流之外，同样敏感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又同时因为与港台画廊合作获得了经济上独立的何多苓、郭伟、周春芽、沈晓彤、张晓刚等，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那是他们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年轻人的自豪感高涨。大家经常约在一起，“好像有了美术学院之外的自己的队伍，”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新的阶层”。虽然之于成都这座城市，他们仍然是边缘人，但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一个乌托邦式的小王国初具雏形。他们最开始在各家轮流吃饭，但是为了互相之间交流的方便，以及更舒服地接待外来的客人，一个公共的地方成为迫切的需要。楼下正在转让的酒吧进入了张晓刚的视野。

虽然张晓刚想改变周围的氛围，“想尽一切办法把人约到四川来”，甚至直接把别人邀请自己去北京的要求直接改成“你到成都来”，但是对于租下小酒吧还是颇有疑虑，“这样会不会变成赚大家的钱？”后来是周春芽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张晓刚最终买下了正在转让的酒吧。
对于这个将成为公共客厅的地方，艺术家们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仿佛在为自己的家装修一样：沈晓彤为它取了“小酒馆”这个名字，邱黯雄绘制了沿用至今的那只手的LOGO，而刘家琨则设计了小酒馆的外观。1997年1月18日，小酒馆诞生。

当时的唐蕾正好“想有一个可以睡懒觉的自由工作，那怕收入少一点，一个月如果能挣200块钱我就很满足了”，她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个工作。在随后的日子里，何森、赵能智、张小涛、谢南星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聚集到成都。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的号召力，“晓刚喜欢和人一起吃晚饭，喜欢喝威士忌，喝完酒以后就会比较放松，笑咪咪的就很健谈”。另一方面，1999年陈家刚在成都成立了上河美术馆，直接带动了成都当代艺术的氛围，何森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展览看到了在成都创作的可能。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一种身份上的认同感。他们在上一代艺术家那里看到了成为独立艺术家的可能性，这相比于毕业之后一直围绕在黄桷坪的川美做一个“黄漂”感觉舒服得多。当时我们这帮漂在黄桷坪的人，每星期要吃顿火锅。这帮人开玩笑，我们是黄桷坪美协，那是一种在精神上相互支撑的感觉，但不是一个在城市概念下的独立个体。但是成都要开放很多，这些艺术家个体住得虽然相对集中，但是跟周边的环境，跟整个城市开始发生关系。”

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群体最终形成了，只有五十多平米的小酒馆进入了它在当代艺术领域的黄金时代。而唐蕾也因为操持的小酒馆的生意变成了“阿庆嫂”，“朋友们来了我都热情招呼，然后给大家安排好，一开始大家闲聊天，后来就开始谈学术，表示今天的酒就喝得比较到位了，我一听到开始谈深刻的了就走开。”

夜间的喝酒聊天对白天窝在家里创作的艺术家们即是一种放松，也是对自己思路的梳理，围坐在那个小小的吧台上，总有灵感的火花不时迸发，只不过那些闪亮的记忆碎片在大家的脑子里已经比较模糊，每个人的印象都停留在了一票人共同举杯和聊天的场景上。唐蕾至今都有些后悔没有把那些对话录下来，那正是小酒馆的精华所在。不过有些片段对唐蕾来说却很清晰，“周春芽其实一直不喝酒，但是他在小酒馆买了很多单。”喝酒的张晓刚则对郭伟当时的表现印象深刻，“郭伟当时是我们当中美术史记忆最好的，大家聊到哪个艺术家叫什么名字，郭伟马上就能答出来，他是我们的‘活字典’”。古典音乐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现在已经迁徙到北京的四川艺术家们，仍然有多人保持着这个爱好。

实际上，那也正是他们艺术生涯黄金时代的开始：周春芽的“雅安上里”石头风景系列、“黑根”系列诞生在这里，张晓刚创作“大家庭”系列的高峰期在这里，郭伟在这里创作了“飞蛾”系列，何森的“女孩”系列作品在这里日趋成熟，赵能智的灰色面孔系列从这里开始也在离开这里的时候结束。

除了玉林小区的常客们，小酒馆也招待着南来北往的艺术家，上个世纪到过成都的当代艺术从业者们几乎都来过这里。栗宪庭、叶永青、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毛旭辉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所有重要的名字。这里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客厅，现在还挂在墙上的巴奎斯特个展的海报，就是1999年郭伟和赵能智从威尼斯带回来的。“当时我们在威尼斯看到美术馆海报栏上贴着这张，就偷偷揭了回来。因为当时的海报是一张覆盖一张的，所以它的背后还贴着两三厘米的其它海报，我们没事就一张一张把其它的揭下来，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想据为己有，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把它放在小酒馆吧。”

实际上这个“客厅”里不仅是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诗人们、媒体记者、影视圈以及建筑师们也常常出现在这里。颜峻在《唐蕾家的客厅》里这样写道，“在那个叫做玉林小区的地方，集中着成都最有意思的酒吧和最渺小的落日。当落日和阴云一起被忘掉的时候，这个城市众所周知的安逸、闲散、敏感、傲慢在酒吧里奇妙地混合起来——在那个著名的‘小酒馆’，我翻读了罕见的艺术杂志，与面容沉静的美女或女诗人擦肩而过，我听到‘另外两位同志’尖锐、撕裂的现场演出，在被青岛啤酒搞晕之前，我们还进行了疯狂的诗歌朗诵。在‘小酒馆’，这只是无数个美好夜晚中的一个，几十个人、七八张小桌、层出不穷的想法、无尽的闲暇，你也可以进来坐下，赞美自由的生活，或者仅仅是假装路过。

这里也同样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淘金者”们，张晓刚印象中在迎接的第一个画商是法兰西画廊的老板，“没见过面，他们就说想和你见见面然后认识一下，我说我在成都，他说你能不能到北京，我说不行，走不开，你们来成都，就这样把他们骗过来了。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画商，从此之后我们就有了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后来张颂仁、路德维克也都来了，那时候感觉路德维克是来成都次数最多的人。”画廊或者评论家们来到成都之后的程序通常是，先到小酒馆，然后艺术家带着他们参观工作室，然后再回到小酒馆。这种时候，唐蕾都特别高兴，“画商们一般很大方，会请艺术家喝酒，这时候是不用周春芽掏钱的。聊天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一看画一买画生意谈成了，他们又会回到小酒馆庆祝，继续喝酒，我又是受益人。这是我最高兴的，我喜欢看到他们卖画。”

在小酒馆成立的第二年，小酒馆吸引了音乐圈的人们，唐蕾觉得那些长头发的年轻的摇滚人生存艰难，“没钱消费，都是喝着白开水，弹一些自己的音乐。这些东西没有地方演出，他们平时都是在别的酒吧卖唱，闲暇的时候才会找一个地方自娱自乐，我说你们就把原创的东西在小酒馆唱吧。”从这一句话开始以后，小酒馆与摇滚的缘分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唐蕾对办摇滚演出影响酒吧生意的不在乎态度，她的友善平和，坦诚和宽容不仅赢得了乐手们的尊敬，也赢得了顾客和朋友们的理解和信任，同时她也利用自己的人脉让成都的原创音乐争取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小酒馆这个小小的酒吧无形中又成为了地下成都的策划推广平台、微型DIY唱片公司和新青年文化的聚集地。小酒馆这个最初的“唐蕾家的客厅”也渐渐成了“地下成都”的代名词，唐蕾也成为成都摇滚乐的教母，当然，她更喜欢称自己是摇滚保姆。

而在2000年前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呈现风起云涌之势，跃跃欲试的艺术家们如同他们当年从黄桷坪出走一样，离开了见证他们的青春、友谊和爱情的小酒馆，去了北京这个更大的舞台。小酒馆，也成为他们渐行渐远却始终无法忘怀的心灵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