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拉蒂·苏若道默 她为什么对块玻璃说了5个小时“I Love You”
麦:《I Love You》是我自己最钟爱的作品之一。我的某些作品只适合表演一次,但有些作品随着表演次数的增加,其背后的含义也会得到发展升华,比如说《黄油舞》这个作品我就表演了近二十次,不同的空间、氛围和观众反应,都会让每一次演出成为全新的体验。《I Love You》这个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麦:玻璃就像是爱本身,抑或是语言本身,我想强调的是它们的脆弱性。爱和关系需要被细心照料,必须花时间去维护。这里说的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感情,还有对父母、孩子和朋友的。至于语言的脆弱性,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文化的差异发生变化,不同年代之间的语言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说我的女儿就和她爸爸的说话方式大不相同。我在表演中用到的玻璃很重,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文化的沉重。总的来说,我赋予了“玻璃”多层次的含义。
麦:首先我想通过它去探讨口头语言本身。一方面,语言习得不可能单靠个人就可以完成,人主要从父母身上学习到语言这个东西。比如说婴儿摔倒之后,他首先会感受到的是肉体上的痛楚,所以他会大哭,在这之后才学会“痛”这个词。然而用语言准确表达个人情感又是很难的,同样举婴儿的例子,如果妈妈告诉他这不是“痛”,而是“快乐”,那这个孩子的语言系统就会完全相反。另一方面,我想说每个国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例如美国人常把I Love You挂在嘴边,亚洲人就相对害羞,更愿意用行动去表达对他人的喜爱之情。
麦:其实在这个作品中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我认为作品中担任主要角色的不是肉体,而是它和场地空间、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如果你能连续15分钟看着我的表演,观察我和玻璃一同移动的身体,再加上我的声音、周边环境的声响、红色墙壁,现场所有东西融合到一起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很动人的气氛。近五年来,我在思考行为艺术表演过后留下的痕迹和能量,我希望表演结束后的空间不单单变成一个大型装置艺术品,它还应该保留着表演时的磁场。
麦:行为艺术不是演戏,它没有完全固定的情节和角色,它最精彩的地方是它无法预测,可能随时会发生变化,所以时间对于行为艺术来说至关重要。我很喜欢与时间有关的哲学,当下社会上的很多事情都变得太快了,比如在中国微信的扫码支付功能就让我很惊讶,但我不想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不想什么东西都只追求速度。
麦:这里的作品主要是根据年份进行挑选,《I Love You》是2007年创作的,其他很多作品创作于相对近一点的时间,2010或2011年。中国观众可以按时间顺序看到我早期和近期的作品,这样能更容易理解我的创作历程。
麦:想要解读一个地方的当代艺术创作实质,必须首先了解它的语境和社会文化。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很大程度上受到集体主义的影响,如果说极端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发生得比较频繁的话,很可能是某种隐藏在社会和文化深处的意识正以艺术之名获得释放。我对何云昌的作品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取出自己的肋骨做成一条项链,非常疯狂,但我认为这很深刻地表现了男性陷入爱情之后的痛苦,而且把对宗教的批判展现地淋漓尽致。我很尊敬他,因为他在用身体做有意义的东西。
麦:张洹、段英梅。我记得张洹曾把生牛肉铺满全身,然后去艰难地放生一些鸽子,这个作品很引人注目,不过对我来说这个作品的诗性不强。段英梅是我的密友,我们都在德国布伦瑞克艺术学院跟着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学习了好几年,严格来说她是我的师妹,不过当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想法。
麦:评判行为艺术的好坏是很难的。不过糟糕的行为艺术就像一场魔术秀,它以高风险、恐惧来吸引很多观众,但它使用了伎俩,它是骗人的。当然,做行为艺术注定有一定风险,但真正的行为艺术家懂得控制风险,因为他会珍惜自己的身体。
麦:我确实在德国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它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教育系统非常先进,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女儿是德印混血儿,她在那里出生长大。但作为一位外国艺术家,我觉得很难在德国继续往前推进我的艺术创作,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那里其实有很多限制,制度化的事情太多,我的一些作品甚至无法在德国顺利展出。相反,我在印度尼西亚能获得更多自由,我可以非常独立地进行艺术活动,我创办了很多独立的、地下的艺术节,也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为行为艺术、戏剧、舞蹈举办不同的课程和讲座。印尼政府对行为艺术的态度很开放,印尼人本身也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这些为行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麦:回到印尼之后我对自己的创作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因为隔着适当的距离我能更理性地看待自己过去在德国的创作脉络。我以前习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去评判我的祖国,这不是坏事,但有时这样做是不恰当的。我回来之后也花了几年去习惯印尼人的思维和工作模式,这里的工作压力比德国要大。
麦:如何为社会做一些贡献是我当下想得最多的事情,比方说为艺术家争取更多的权益,因为艺术家群体在印尼常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我们相应获得的报酬很低,因此艺术行业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目前在新总统的管理下情况总算有所改变,现在艺术家终于属于“专业人士”了。另一方面,我也正在思考如何在作品中体现传统的亚洲艺术,过去印尼曾遭殖民统治数百年,很多真正属于印尼的文化痕迹都已经消失,所以我希望未来可以通过艺术,一步步与印尼的历史重新建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