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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可画廊创始人Roberto Ceresia说，“作为在上海的意大利画廊主，可能我的咖啡机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不过我肯定不能泡出最好的普洱茶”。我猜这一定不是什么外国谚语，但是正如静竹所言，这句话用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简直是太赞了。

在之前的采访中，红门画廊创始人布朗对于自己即将在象征东方、象征中国的东便门角楼上庆祝自己的红门画廊二十周年庆典颇为自豪，而这种自豪显然具有某种传染性。或许外国人真的不习惯抱怨，也或许在中国的洋人画廊主们大都性格开朗，在我们新一轮的采访中，和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有着迥异的过往经历的外国人们，对于在中国的画廊事业抱有特别的信心与热情。这让我很意外，尽管画廊主们从不避谈对当代艺术未来的希望，只是这些来自西方的外国人，对信心的表达方式格外有感染力。并不是他们的方式毫不含蓄、斩钉截铁或者来势汹汹，而是，看上去他们更坦然、更镇定，显然他们对于我们所经历过的起伏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这或许是来自西方的成熟经验，或许是来自他们天生的豁达乐观，或许是他们对艺术有着特别的执着与感悟。

他们与我们，很多时候有着相同的境遇。他们同样面对着公司注册的种种麻烦，他们也同样遭遇着房租毫无规律的疯涨带来的经济压力，他们同样需要应对城市带给他们的环境，他们同样在寻找着优秀的艺术家与优质的藏家。

他们与我们，当然又有着种种不同。全球化让城市面貌间的差异缩小，而文化冲突则变得更为直接而复杂。对中国或者东方文化的热爱，是大部分洋人画廊主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只是很显然这种热爱往往沦为一厢情愿的臆想。现实与想象有着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日常生活与对现实社会的亲身介入间不可避免的被放大并被直接辐射。任何一个国家的“外国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阵痛与弥合，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又自然而然的伴随着一个开放式的过程。而对于中国的外国画廊主来说，他们既不是在体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刻意回避这种差异，一方面，事业需要他们尽快融入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做着文化交流上的个人化努力，这显然为他们与我们制造了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更为疏远的距离——他们并不能完全用一种逍遥事外的闲情逸致来享受文化差异带来的惊喜与刺激，他们也无法完全切断与这个社会最真实的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在种种不同形式的割裂与取舍中寻求着契合，他们，在无法抗拒的文化冲突中旗帜鲜明的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就如同我们的近代史一样，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如何或以何种姿态应对西方列强始终是关键课题。从被西方资本关注并掀起市场井喷的高潮，到如今幡然醒悟寻求自立自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外国人与他们的画廊所代表的外国资本与西方势力，也经历着由众星捧月到落入凡间的起落。

而对于在中国开办画廊的外国人而言，这样的起落看上去惊心动魄，却似乎与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事实上，就如同一百多年以前那些跟着战舰与商船登陆东方中国的传教士一样，他们既是开辟者，又是传教者，残酷的战争或者屈辱的条款，是一种浮于他们之外的权力游戏，这些对于他们而言，既无意关注，又无法介入。

Steven Harris坦言摄影艺术原本就是一种小众的艺术，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参与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这八年中间。无论结局如何，M97都在为摄影艺术的中国的推广做出着努力。这样的市场不可能出现井喷的状况，他们需要做的是在美国人的全球化思维下，将中西方艺术进行双向的推介与交流。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他说，当代艺术应当具有当地特色，受到当地文化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当代艺术应当超越当地的文化、观念和环境，而不仅仅是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问题与艺术家们关注的主题与世界上其它国家愈发相似，越来越国际化的现实决定了仅仅表现中国“独特性”的时期已经过去，中国当代艺术最初让人感觉“独特”的那些反映快速发展的现实的“艺术”急需改变，而作为艺术的另外一条线索，对传统的回溯也应当在满足符合当下的前提下进行，这意味着未来的当代艺术或许会有两种特点——越来越国际化与本土性的愈发发展成熟。

强调自己与中国画廊主们保持着私人化友谊的Roberto说，在中国开画廊的初衷就是进入一个欣欣向荣并附有活力的环境，在这个“更加年轻”的环境里，他做着他所最喜欢的——将各种不同的内容介绍给不同的人群。与Steven相同，Roberto也带有着强烈的国际化视野与全球化理念，他说，他最关注的并不是“中国当代艺术”，而是“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基于这种理念，在上海M50拥有两个空间的艾可画廊不间断的延续着艺术家交换计划的进行，“旋转的国界”彰显着不同文化背景、身份的艺术家在陌生的异国环境中完成的思考与创作成果。

而红门画廊也在近年来进行着艺术家驻地计划的推进。在距离798不远的工作室里，每年都有大量国际艺术家在此驻留，并展现着中国带给他们的灵感与创造力。有所不同的是，布朗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热爱与奉献更真挚也更大，从最初的为艺术家朋友帮忙介绍藏家到如今积极为中国艺术家联络海外展览，布朗看起来并没有用过分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来面对他在中国的画廊，而更像是一位忙于介绍推广的“国际主义战士”。

早期中国艺术市场的荒芜让外国人看到了商机与讶异。他们或怀有追逐利益之心，或奉文化交流为己任，又或者因为阴差阳错的交集，让他们开辟或延续了自己的“画廊”事业。从2002年，第一家境外一级艺术机构“BTAP（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落户798开始，境外画廊的中国分支或外国人在中国的画廊越来越多。这些境外画廊大多选择了北京与上海两座城市相对成熟的艺术区，他们在这里，传布着老牌画廊的经营理念或国际画廊的先进经验，他们改变了传统的中国画廊画店式的经营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当代画廊的现实格局——而显然，作为开辟者或传道者的他们，需要一个最合时宜的时间与地点。

被网络达人概括为“帝都”与“魔都”的北京与上海，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两大重镇。事实上，大部分重要的文化产业、创意公司都集中在这两座城市。不一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方式，让这两座城市有着带有差异的吸引力。

较早的对外交流让“东方巴黎”上海有着洋派的作风，而绵延数朝的都城北京则有着不寻常的端庄。东方文明吸引着外来人的兴趣，而对生存区域的“选择”从来就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Roberto Ceresia说，选择在上海开办艾可画廊再简单不过，因为这就是最吸引他的城市，这位打算“在中国直接介入当代艺术”的意大利画廊主眼中，中国是一个亟待发现的新社会，这让他兴趣盎然并乐在其中；而对于主营摄影的M97画廊创始人Steven Harris而言就没有那么简单，这位对当代摄影兴趣浓厚并对摄影艺术的发展线索了然于胸的美国人最初的计划是在798开办一家摄影画廊，只是当时的798以饱和的状态及租金快速上涨的姿态“拒绝”了这位老板的意向。出差的机会让Steven Harris开始接触并了解上海，在他看来，这座城市要更安静，而这种“安静”可以让他更踏实的去做他的“摄影”事业，同时他也感觉到讶异，在一座轻松就可以俘获他的妻子的现代化大都市里，居然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区，更不必说“摄影画廊”的专业存在。即便Steven从未因为这个决定后悔过，但是他也坦陈这是一种巧合，而这个巧合也让他错过了在北京风起云涌的当代艺术火爆的阶段，他的朋友们都在追问他到底是发了什么疯一定要跑到上海开一家做摄影的画廊。Steven Harris的美国精神在那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不认为艺术一定要在纽约，我也不认为一定要在北京才可以做艺术，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迈阿密都可以做艺术，那在上海开一个画廊又有什么问题”；而对于红门画廊的布朗而言，能够在中国极具代表意义的城门角楼上经营自己已经二十岁的画廊，几乎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布朗与北京的结缘或许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九十年代初当代艺术的萌芽期间，与艺术家之间良好的关系以及国际资源上的优势，让布朗在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而这也是红门画廊落地北京的重要原因。

而无论如何，即便精湛的咖啡壶使用技巧无法制作出美味正宗的普洱茶，西方人在中国的画廊往往延续着勤奋的风格。他们对未来充满自信，又对当下充满热爱，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或许这是我们最应当学到的，当然，这可能也是最难学到的。

（图片提供/M97、艾可画廊、红门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