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岸笛困难重重的1993柏林前卫艺术展

采访：胡婷婷 2014年7月21日专题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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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施岸笛

1983年，施岸笛初到中国。三年的中国之旅，他接触到的不仅仅只有中国书法，还有身处“85新潮”时期，新势力艺术运动的背景下，结识的一批年的轻艺术家们以及同处异乡的学者戴汉志与岳恒。借此机缘，三人共同萌生了“可以为中国当代艺术做点什么”的想法。1991年，一场非官方性质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在艰难的条件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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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同行艰难完成的中国前卫艺术展

Hi：起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戴汉志与岳恒准备策划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展览？

施：这跟我们各自的经历有关，我是从1983年至1986年间，以交换生的名义前往中国学习书法。在浙江美术学院学习艺术的同时，我结识了谷文达、张培力、杨诘苍等中国艺术家。戴汉志则是从1987年至1989年期间，游历中国各地，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察和收集现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资料。岳恒则更早，他从1979年至1986年都生活在中国。对于当时的欧洲的艺术界来说，也同样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来自东德的艺术家们，尤其是波兰的艺术家们逐渐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们所展示的作品视角是极其不同的，给当时的西方带来一股新鲜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中国的这段经历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了某种潜在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与戴汉志、岳恒在1989年达成了一项共识，开始思考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

Hi：在柏林首次举办中国当代艺术的群展，你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施：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大约在1990年，我与岳恒同在柏林开始试图寻找到对中国新文化展览感兴趣的投资方。找了很久，唯一只有柏林世界文化宫对此项目感兴趣。自1991年开始，一年多里的时间我们三人开始分工合作。但是当时由于受到中国大使馆的官方保护，规定我们不能做任何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展览的项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隐蔽的完成对整个展览作品的“进”与“出”的艰巨任务。在非官方保护的条件下，我们唯有更密集的往返中德。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必须保证有一名联系人留在世界文化宫掌控整个展览的进程。当时我们在没有手机、电子邮件和电脑的现实条件下，只有通过书信的方式进行沟通。你甚至无法想象，我们在展览前期所付出的工作量有多大。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下，将我们期望呈现的艺术家作品展示出来，这也使得我们的选择变得格外谨慎。

Hi：到最后展览方案定下来后，你们做了哪些协调工作？

施：一共有16位艺术家参展。对于我们来说，在整个展览过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空间的局限。许多我们想要展出的作品都无法完成。这也导致了我们不能邀请过多的艺术家参展。还有未参展的几十名艺术家，例如徐冰、艾未未的作品都只能呈现在画册之中。在展览的配合上，我想说基本上都很好。争议最多的就是参展艺术家的取舍。起初我建议增加另一名优秀的女性艺术家加入，并不是此次展览中只有喻红一位女性艺术家的原因，更多的是对她作品的肯定，但是最终我都没能说服戴汉志。在分工上，我更多是处理图像、与艺术家沟通等方面的工作。戴汉志则对文献整理产生着极大的兴趣，通常我们都称他为“书呆子”，他的严谨认真对这次展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舒可文与戴汉志、施岸笛图片提供：施岸笛

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当代艺术

Hi：首届中国前卫艺术展之后，参展艺术家获得哪些新的机遇？
施：通过此次展览，欧洲的藏家与画廊机构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兴趣。例如来自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的创始人Ludwig，则邀请我去科隆为他讲解“中国前卫艺术展”的整个过程。在结束那次对话后，他收藏了方力钧、余友涵等他感兴趣的艺术家作品。后来借由展览的成功，“中国前卫艺术展”得以在荷兰、英国和丹麦等地巡展。在巡展过程中，有的艺术作品也随着展览地点的变更而有了新的变化。如装置艺术可能会受展览空间的影响，需要有新的装置方式。同时，艺术家针对自己的艺术创作也会有不同的、新的想法出现，这些都使他们的艺术创作发生新的变化。倪海峰则在展览结束后，得到一笔来自柏林Heinrich Böll艺术基金会颁发的奖金，得以在德国生存下来，后来他前往荷兰定居生活。方力钧则受到一家阿姆斯特丹画廊的邀请，成功为他举办个展。

Hi：对于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施：是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张培力的视频作品、耿建翌的装置等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非常具有国际视野。当然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但是中国的艺术家就像是一股新势力的出现，使得他们一时很难做出评价。我并不能统一代表所有西方观众对这次展览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但是这次的展览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却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Hi：1993年，柏林的中国前卫大展与威尼斯双年展同时在西方国家呈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你是如何评价？
施：无疑这是一件非常正面而积极的。例如王广义、方力钧、余友涵等艺术家的作品都同时参加了这两次大展。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转变期，艺术家在国内还没有画廊与市场的前提下，他们通过个人去经历这些改变。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如果当时的市场已经有画廊机构等的存在，国内艺术家有可能就去不了其他地方举办展览。

中国前卫艺术大展张培力作品现场图片提供：施岸笛

中国前卫艺术大展黄永砯装置现场图片提供：施岸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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