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辰 困厄境遇下的“中国领队”
很难给王春辰贴上一个确切的标签,在成为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之前,他在学校当老师、写文章、翻译书,也策划过学术性的展览,但似乎不是热门人物。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副主任,多年在学院氛围中的浸泡令他身上学者的气质远盖过了所谓的江湖气。但是当2月22日公布了以“变位”为主题的中国馆由王春辰担任策展人后,对他率领出征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队”就已经议论声四起了。
王春辰担任这届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的时机多少有些尴尬,上届策展人彭锋曾说:“我帮文化部完成了一个任何人来做都会挨骂的任务。我相信找我来做是非议最少的,因为我本身就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有人说“五味”几乎与上世纪80年代送去的剪纸、刺绣类工艺品没什么区别,甚至还有传闻说他是“内定”的人选。时间再追溯到2009年由卢昊担纲策展人的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情况更是糟糕,朱其当时炮轰道:“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策展人的选择,可谓是某些文化部官僚拿国家公器和国家文化形象当儿戏的一场‘闹剧’,同时又是蔑视民主的专制主义表现。为何选一个二流艺术家当中国馆的策展人?”卢昊则委屈地指出内幕:“因为各方利益的牵涉,威胁、谩骂、过生日送现金来的都有,有时半夜还收到要挟的短信。有些合作的朋友和合作单位的老板都因为没选择他们的艺术家而翻脸,解除合同、撤销拍卖。”卢昊总结说,“艺术圈是个很大的名利场,甚至比娱乐圈还复杂。”经过前几届累积下来的诟病,策展人这份差事明显成了个“瓷器活儿”,做得好与坏,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外界对王春辰这位写作翻译多于策展、谦和低调的策展人的“吐槽”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些置身事外的人才不管你是不是满怀热情地在认真完成一件事情。“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针对作品或者主题,或者艺术家的相互关系都可以去讨论”,性格温和的王春辰坦言希望能听到批评的声音,“当然你要知道在目前中国社会舆论情况下,有时候很多讨论会跑题。”对于历届毁誉参半的威尼斯双年展,王春辰也曾担心过这件事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他后来还是给了自己一个继续下去的理由: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一件事情,而不能因为担心这个事情招来批评就不去做,那样等于什么都不要做了。现在王春辰除了争分夺秒地备战威尼斯双年展,美术馆的工作也容不得一丝松懈,或许是连日来高强度的工作,王春辰明显消瘦了许多。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同时又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参与策展工作的批评家和策展人,王春辰对这次的展览有着相对清晰的理念,他没有选择继续打中国符号这副牌,在对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马西米连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确定的“百科全书式宫殿”主题的历史、概念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与总主题产生呼应的“变位(Transfiguration)”,去呈现当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总的来说他的理念和阐释都很学术。
伴随展览主题一同出现的还有七位艺术家的名字,但外界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他们的作品是否能诠释“变位”,而是对这七个人能不能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提出了质疑。他们当中除了行为艺术家何云昌,缪晓春、王庆松和张小涛三位是以影像见长外,舒勇以往的作品则因其社会性问题存在巨大异议,而以非艺术家的身份参展的胡曜麟和名不见经传的画家童红生对艺术圈来说都是陌生人。这七个人在社会上的关注程度普遍不高,远不如那些市场化的明星艺术家。而王春辰的选择基于两点:一是场馆的原因决定了必须用新媒体来驾驭空间;二是利用这个平台去告诉大家中国的艺术是一个多元的、多样的生态,并非只有一种媒介或样式,也不是以艺术家的名气来决定,更不是以是否艺术家的身份来划分。这七位艺术家组合在一起,朝向的正是这个大方向。他们也许观念、表达方式都不一样,在社会记忆和经验处理上有差异,甚至缺少共振,但这不影响他们以更宽泛的理解去寻找共同的准则。所以至于生态是好还是不好?是否能被大家喜欢?王春辰认为并不是问题的要点。
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又将是一次筚路蓝缕的国际旅程:要在短时间内确定好布展方案,和艺术家敲定作品,而文化部一百来万的经费只够支付中国馆的场租费,策展人和艺术家还要自己想方设法拉赞助,解决作品制作、运输、画册印刷等费用。“这次比以往任何参与过的展览都要复杂,都要纠结”。除了打着国家的旗号出征威尼斯外,在没有资本运作的前提下,展览更像是一次民间的操作方式。王春辰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从他提交方案到被正式选为策展人这个过程中都是没有商业因素介入的,入选的七位艺术家也都没有固定合作的画廊。
曾经以“个体户”身份参加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20余位中国艺术家早已飞黄腾达,但今时已不同往昔,加之接连冒出的平行展,令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双年展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杂货铺。王春辰也对威尼斯双年展未来能走多远抱有疑问,但他关心的是它是否能具备更强的学术性。对他而言,如果能够在泰特美术馆、MoMA做展览反而具有更高的学术高度,而策划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将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历练,但绝不是终点。
所以外界对王春辰这位写作翻译多于策展、谦和低调的策展人的“吐槽”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些置身事外的人才不管你是不是满怀热情地在认真完成一件事情。“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针对作品或者主题,或者艺术家的相互关系都可以去讨论”,性格温和的王春辰坦言希望能听到批评的声音,“当然你要知道在目前中国社会舆论情况下,有时候很多讨论会跑题。”对于历届毁誉参半的威尼斯双年展,王春辰也曾担心过这件事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他后来还是给了自己一个继续下去的理由: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一件事情,而不能因为担心这个事情招来批评就不去做,那样等于什么都不要做了。现在王春辰除了争分夺秒地备战威尼斯双年展,美术馆的工作也容不得一丝松懈,或许是连日来高强度的工作,王春辰明显消瘦了许多。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艺术理论研究、同时又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参与策展工作的批评家和策展人,王春辰对这次的展览有着相对清晰的理念,他没有选择继续打中国符号这副牌,在对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马西米连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确定的“百科全书式宫殿”主题的历史、概念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与总主题产生呼应的“变位(Transfiguration)”,去呈现当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总的来说他的理念和阐释都很学术。
伴随展览主题一同出现的还有七位艺术家的名字,但外界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他们的作品是否能诠释“变位”,而是对这七个人能不能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提出了质疑。他们当中除了行为艺术家何云昌,缪晓春、王庆松和张小涛三位是以影像见长外,舒勇以往的作品则因其社会性问题存在巨大异议,而以非艺术家的身份参展的胡曜麟和名不见经传的画家童红生对艺术圈来说都是陌生人。这七个人在社会上的关注程度普遍不高,远不如那些市场化的明星艺术家。而王春辰的选择基于两点:一是场馆的原因决定了必须用新媒体来驾驭空间;二是利用这个平台去告诉大家中国的艺术是一个多元的、多样的生态,并非只有一种媒介或样式,也不是以艺术家的名气来决定,更不是以是否艺术家的身份来划分。这七位艺术家组合在一起,朝向的正是这个大方向。他们也许观念、表达方式都不一样,在社会记忆和经验处理上有差异,甚至缺少共振,但这不影响他们以更宽泛的理解去寻找共同的准则。所以至于生态是好还是不好?是否能被大家喜欢?王春辰认为并不是问题的要点。
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又将是一次筚路蓝缕的国际旅程:要在短时间内确定好布展方案,和艺术家敲定作品,而文化部一百来万的经费只够支付中国馆的场租费,策展人和艺术家还要自己想方设法拉赞助,解决作品制作、运输、画册印刷等费用。“这次比以往任何参与过的展览都要复杂,都要纠结”。除了打着国家的旗号出征威尼斯外,在没有资本运作的前提下,展览更像是一次民间的操作方式。王春辰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从他提交方案到被正式选为策展人这个过程中都是没有商业因素介入的,入选的七位艺术家也都没有固定合作的画廊。
曾经以“个体户”身份参加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20余位中国艺术家早已飞黄腾达,但今时已不同往昔,加之接连冒出的平行展,令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双年展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杂货铺。王春辰也对威尼斯双年展未来能走多远抱有疑问,但他关心的是它是否能具备更强的学术性。对他而言,如果能够在泰特美术馆、MoMA做展览反而具有更高的学术高度,而策划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将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历练,但绝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