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尬聊？当博伊斯的晦涩遇见白南准的幽默

作者：王礼军编译：刘霞 2018年2月4日专题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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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自愿加入德国武装部队的博伊斯、1950年因为朝鲜战争迁往日本的白南准，经历过分崩离析的动荡年代后，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博伊斯和纳粹的关系、笼罩在白南准身上的“黄祸”阴影，驱动着他们的剧痛与狂喜。萨满、巫师、灵媒、先知等身份，都指向神秘主义。“艺术”又是人类分工中给极少数被称为“艺术家”的人保留的一块自由的飞地。以“艺术”的名义和理由，以萨满、巫师、灵媒、先知等的姿态和方法，这两位狂人释放着过多的激情和意志，在闯入一块块无人涉足的艺术领地后，用痛苦撞击出狂喜的火花，发掘和激活人的原始本能力量。一个曾被视为疯子，另一个曾被看作闯入白人世界的“文化恐怖分子”。

——杜曦云

昊美术馆“见者的书信：约瑟夫·博伊斯与白南准”展览现场

约瑟夫·博伊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艺术家。盛名之下，对他的其它介绍似乎都显得多余。他提出了“社会雕塑”的概念，道出了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箴言。很多人以为这是博伊斯的一个精僻论断，其实这更像是他给人类下的一个“蛊”，蛊惑更多的人参与到他“社会雕塑”的实践中去。这就是博伊斯，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巫师，更是一个时代。

博伊斯的伟大是让人重拾创造的信心并充满无限潜能。而与他同处一个时代的另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白南准，却让现代技术在人文主义土壤上长出了新鲜的嫩芽，从而确立他“与技术抗衡的运用技术的艺术”的美学观念。他是新媒体录像艺术与影像装置艺术的先驱和奠基者，也是一位独闯西方世界的狂禅剑客，剑锋直指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与工具理性。

约瑟夫·博伊斯和白南准的合作

昊美术馆展出的约瑟夫·博伊斯和白南准1984年在日本合作作品《荒原狼III》视频，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合作

在“激浪派”浪潮中积攒的深情厚谊

博伊斯和白南准拥有那个时代共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鸦片，达达主义和激浪派思想是那个时代作为先锋艺术家的一层底色。而两位大师也曾于1984年合作完成了《早上好，奥威尔先生》的行为艺术以及《荒原狼III》等作品。也正是基于两位大师间的合作与密切关系及对未来的影响，昊美术馆历时两年的筹备，在2018年1月19日推出年度大展“见者的书信：约瑟夫·博伊斯×白南准”。

“见者的书信”源自于19 世纪法国著名诗人、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阿尔蒂尔·兰波（ArthurRimbaud）的著作“Lettres duVoyant” “见者”是指着眼现在又能预知未来的能士，他们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未知世界，也培育了比别人更为丰富的灵魂。“书信”则象征着两位艺术家作品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在“激浪派”艺术浪潮中积攒的深情厚谊。

昊美术馆展出的白南准作品《博伊斯之声》第16版 1961-1988

白南准在《博伊斯之声》中网罗了文献、作品，表演影像以及博伊斯去世后的资料，来重新审视自己与约瑟夫·博伊斯之间的友谊。这件作品传达的的不只是在西方艺术史的现代脉络中才能被解释的博伊斯的艺术生涯，还有隐藏在世界历史舞台内部逐渐成长的秘密。它象征着两人在欧亚大陆这块艺术的大地相遇后共同的艺术时间历程

遇见、预见

“见者”是遇见者也是预见者。博伊斯在二战中飞机失事，昏迷中遇到当地牧羊人，是他们用油脂和毛毡挽救了他的生命。油脂、雪橇、毛毡、油灯等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此后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成了一种具有生命意识的符号。而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和弗莱堡学习音乐史和作曲的白南准，则在塔穆斯塔特举办的新音乐讲习班上遇到了约翰·凯奇，受到了激浪派的洗礼，才真正找到艺术的方向。他以黄种人的身份闯入到白人世界，颠覆和解构资产阶级价值观，却在“破坏”之上，创造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1921-1986）《革命就是我们》191x100cm 印在聚酯板上的照片海报，手写文字，盖章 1972

约瑟夫·博伊斯《油脂椅子》 1964

约瑟夫·博伊斯《如何向死兔子讲解绘画》行为录像 6分22秒 1965

约瑟夫·博伊斯作品《群》

遇见或许只是一个偶然的开始，但两位艺术家对艺术的预见见诸于其一生的创作之中。博伊斯反思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以引领者的身份重建精神家园。“他以一种人类命运承担着的使命感来洞察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对于奴役、剥夺人性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的现代社会进行抨击鞭笞，并力图通过艺术创造去寻找人类未来的出路。”白南准则以敏锐的觉察力，发现了电视影像的无限潜力，并以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探讨人与科技的关系，身体、图像与观看方式及政治文化的关系。他揭示了现代技术变革之下人的精神异化与诉求。

白南准（Nam June Paik 1932-2006）

白南准《人类大提琴》 1965

白南准影像装置《电视佛》图片来源网络

精神教父和影像艺术之父

博伊斯像一个精神教父，破除生活与艺术的边界。不是像杜尚一样以“反艺术”的方式，抹平两者的差异，而是把艺术带入到更为无边的生活之中，像创造艺术一样创造生活。他的“社会雕塑”是带着温度的精神和物质的重建理想。在他充满萨满主义色彩“点石成金”的幻化下，油脂成为他艺术理想的象征。有机、温暖、流动、塑造，油脂的特点全然也是他“社会雕塑”的特点。

博伊斯把艺术的问题都看成是人的问题，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审美的外衣，甚至没有形式的依托，有的只是他思想裂变的痕迹。虽然白南准也把萨满的神秘色彩带入到创作之中，甚至他把媒介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巫术，但他并未过分彰显这样一种先知先觉的力量。相反，他有时把那种精神与肉体的炼狱狂欢隐藏在大众商业文化和传媒文化的形态之中，显得幽默而诙谐。他对媒介语言的探索和跨媒介艺术表达的开拓对新媒体艺术在新世纪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约瑟夫·博伊斯《我爱美国，美国爱我》行为艺术 1974

冲出艺术的藩篱，联动普罗大众

冲出艺术的藩篱，走向社会与现实生活，看似正确的语调，在意识层面看其实只是一种姿态。但在博伊斯的世界中，这是一种信仰。因此他参与表演、发表演说、成立组织、领导活动，这一切的行动都昭示了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言行并重的艺术观。就像他在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开始实施的《7000棵橡树》计划，他以艺术的名义发动的是一场各阶层各领域的人广泛参与其中的运动。在他看来并非是以艺术的名义，联动效应和广泛传播本身就是艺术。

1982年6月，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开幕式上，波伊斯实施作品《7000棵橡树，城市造林替代城市管理》。他的规划是：寻求卡塞尔市政府和市民的支持，在第7和第8届卡塞尔文献展中间的5年内，由志愿者在市内种植七千棵橡树，并在每棵橡树旁放一个约120-150厘米高的玄武岩石条。

这与白南准在媒体艺术上的开拓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南准与工程师、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等一起合作，与观众沟通互动，通过卫星和直播技术，把他的文化政治批判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他的《早上好，奥威尔先生》以及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做的卫星转播秀，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白南准擅于整合资源，在商业社会中享受资本带来的兴奋和创造快感，不断刷新人们对新媒体艺术的理解。

昊美术馆展出的白南准作品《早上好，奥威尔先生》

面向未来与沉淀历史

尽管两位艺术家内心深处都受到了新达达精神的感召，但各自的文化身份与境遇使得两人的艺术方式迥异。

白南准的禅宗不只是艺术的修辞，还是一种生活的本来面目，更是一种精神的顿悟。他回望东方，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东方哲学，感悟到老庄道家的无为任逍遥，然后用一种化万仞于一篑的力道与机智，消解人们对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焦虑与不安。从电视图像到媒体装置到大型转播，他一面亢奋地追赶着技术变革的步伐，一面警醒着对未来的迷失。

博伊斯也面向未来，但他的未来是带着历史与自我的彻底反省。他的思想中承袭了欧洲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也夹杂着对人命运的救赎责任。他对当下所发出的呐喊，响彻过去与未来。他以一种偏执狂和呓语的表达方式，破除了当代艺术司空见惯的规范性。进而，他把自己的历史也当作了艺术的本体——“我理解的传记是每一事物的发展。我的个人历史之所以有意思，只是因为我尝试把我的生活和个人当作一种（表示人类生存状态的）工具来使用⋯⋯”。

白南准《博伊斯的声音》1988

白南准《蓝佛》1992-1996

白南准后期的艺术组成创作，如果说白南准初期代表作《电视佛》的光是照向作品内部的，《蓝佛》的光则可看作是向外扩散蔓延的。

白南准《法式钟表电视》1993

白南准《我绝不阅读维特根斯坦》 1998

以“见者的书信”重新促生特别的反应堆

就算是很有素养的艺术爱好者，在博伊斯的作品前也容易茫然不知所措。他的个人化、模糊性、晦涩感，让观众难以走近他一手构建的庞大世界。他的作品已超越作品本身的意义，那些展出的物质材料，只是作为艺术理念的注脚而存在。你不可能像看杜尚的《小便器》一样去揣摩作者的深意，因为它往往没有边界。不得不说博伊斯深得激浪派之精髓。相比之下，白南准的作品是温暖且富有诗意的。无论是他“剑拔弩张”的行动音乐，还是“剑走偏锋”的电视艺术，亦或是“化剑于无形”的多媒体装置，人们都能窥探到这个孤独且睿智剑客的柔软内心。

博伊斯×白南准，两位艺术大师就像两种神奇的元素，他们活着的时候，就经常碰撞出火花，死后竟然也能以“见者的书信”的方式，重新促生一个如此特别的化学反应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