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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大多数艺术家习惯以群居的方式生活，这并非是出自纯粹精神倚靠的需求，而是现实限制了职业艺术家的选择。工作空间与生存成本达到平衡的选择面极其狭窄，这才使得众多艺术聚落在都市边缘的生成。聚落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完全等同于常规描述中的艺术区。田野式的走访是观察的方式，年轻艺术家是观察的焦点，但同情或悲悯绝非观察的心态，我们拒绝窥私癖、八卦的娱乐精神。在展览之外、作品之外讨论艺术家的生活，是以看似“侧面的角度”去讨论“全面的生活”。

 

黑桥是个巨大的垃圾场，平日温吞低调的黑桥，却在今夏异常活跃。回忆起我的“黑桥初体验”，与一个热红薯惨案有关。那是一个安排了三个采访的忙碌的工作日，约了艺术家在黑桥的工作室。坐着公交车晃过去就迷了路，找到黑车司机却遭遇了没有零钱的尴尬，最后师傅买了热腾腾的红薯才把这事儿了了。重回黑桥，体验垃圾场上的乐与路。

黑桥在哪里

“草场地属于成功艺术家，黑桥则属于屌丝艺术家。”2008年就来到黑桥的李姝睿如此调侃草场地与黑桥的关系。从行政规划说来，黑桥属于朝阳区崔各庄乡，在环形铁道内。从方位来说，黑桥距离草场地艺术区3公里，距离798艺术区6公里，距离东三环三元桥地铁站11公里，而从798艺术区过去只有15分钟的车程。从公交网络来说，黑桥有三个公交车站，其中418路、572路、688路三条线路途经黑桥站，而851路和973路则有黑桥村站和黑桥市场站两个站点，横穿黑桥村。

一旦进入黑桥，稍事熟悉，艺术区的划分其实非常简洁明了。黑桥的艺术区主要分为两大块，一块以一条东西向的无名马路为分界，从马路的尽头数起，路南边分别是1号院、金凤艺术区（又称2号院）、B区到E区，及苗圃艺术区（又称二道八号），路北边有56度艺术区，旁边是巨大的黑桥仓储中心，各大艺术区标志之一的“亚麻李”的牌子招摇地立在一旁。从这条马路中间的岔口向北直行右转，那里分布着A区及F区。每个艺术区分属不同的房东，早年是没什么规划的，像1号院、金凤艺术区这样的大招牌，那就纯粹是房东的个人爱好。“黑桥有分区编号也就是2008年左右的事儿，还是为了方便，”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的宗宁说，“就是在院子门口用喷枪写了几个字。”他的工作室在A区3号。

除了编号分区，黑桥还有自己的“地标”，随着“夜走黑桥”热闹起来的蓝房子酒吧和正美小厨被称为是“黑桥CBD”，而相对孤独的A区和F区被戏称为“黑桥的大望京”，晚上会亮起红灯的金凤艺术区由此被称为“红灯区”，串联艺术区的无名马路则有着“康庄大道”与“罗马大道”的戏称。

为什么是黑桥

“便宜！便宜！还是便宜！”这是大多数艺术家选择黑桥的直接理由，性价比极高的房租价格，使得目之所及的垃圾和臭名远扬的水质也许不是太难克服的问题。以草场地和环铁作为参照，草场地的画廊氛围与环铁的特定的建筑群落，都使得两处的租金高涨成为必然，黑桥的价格显然更加亲民。从位置出发，黑桥由于背靠798，紧挨望京，更是吸引了很多学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其中以央美及川美为重。这样学院化的来源，使得黑桥更加温和，大大降低了区域的紧张情绪。从内部氛围而言，黑桥虽然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混杂之中，但艺术区划分非常集中，也独立与黑桥的整体社区之外。黑桥本地的村民数量有限，巨大的流动人口多来自于外来务工人员，疲于生计的他们无暇对艺术家的生活好奇，窥探较少。最终出自学院的年轻艺术家们在师兄弟互相带动中，完成了在黑桥的汇集。

但选择黑桥的每个人也都经历了各自不同的轨迹，从早年落户黑桥的稳定到艺术区之间的迁徙，从城市之间的位移到跨国界的选择，可谓是千人千面。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韦加是2006年入住的“老黑桥”。本科读书时，韦加就来到北京，在观音堂的一家画廊工作，他自己称之为“踩点”，毕业后，韦加直接在现在被称为黑桥A区的地方租住了工作室，直到今日，也没挪过窝。“2006年时，黑桥人非常少，都是土路，路边就是水沟，与现在差别很大，当时这一片也就十几个艺术家，A区算是黑桥最早的工作室区域。” 2013年刚刚从实验艺术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的陈明强则有着颇为波折的经历。最初他将工作室从花家地南里地下室搬到黑桥，听闻拆迁消息后迁到宋庄。但还在美院读书的他，碍于路程遥远，几乎很少去宋庄，工作室基本沦为仓库，去年干脆又搬回了黑桥。

王雨超和闫占城都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他们都经历了从西安到上海、最终来到北京、驻扎黑桥的过程，但又各有不同。王雨超自毕业后就帮一位香港藏家打理私人收藏，后来藏家在上海投资一个画廊，也由他来运营，随着藏家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合作被迫终止。从经纪人、画廊管理者、策展人，王雨超在经历了多重身份变化之后，重新回归创作，选择了北京的黑桥做一个职业艺术家。而闫占城毕业后拥有一份教职，又应邀在上海参加驻留，后又上苑美术馆的驻留计划，最终他选择在黑桥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

而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刘辛夷刚刚住进黑桥两个月。他一度拒绝工作室，以测试自己是否需要进入常规艺术家工作室的生活模式。刘辛夷在英国和杭州都分别有过工作室经历，其中他在英国的工作室中八个月几乎没有作品产出。而杭州则与黑桥产生了鲜明的对比。“黑桥这个地方真实得有些残酷，它会让人思考创作与周围有什么关系，还非得在这儿创作。黑桥周围就有解决不完的现实问题，而艺术家的思考似乎不能帮助这里。杭州的开发区呈现出的问题，如现代化进程和土地政策，看似还更贴近些艺术家的思考。”刘辛夷说，“黑桥不能带给我稳定感。”

活在黑桥的“代价”

“不安定”并非是刘辛夷一个人的感受。在黑桥，生活成本的浮动和未知的房价，对于艺术家们而言，不可控性太大，无法安定。而这只是在黑桥开支的一小部分。

工作室的房租开销对艺术家来说，是一年开支的大头，据了解，除了个别早期进入黑桥的艺术家还可以拿到0.5-0.6元/平米/天的价格之外，黑桥的房租基本上在0.7-0.8元/平米/天上下浮动。每个艺术家与房东的合同不同，有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期不等，每年还会有定幅的上涨。刚刚花了近十万装修过工作室的李易纹算了这样一笔账，早先他住在望京，一年租金也要四万，“住超过两年我就赚回来了。” 
而对于不是居住性住房的工作室而言，夏天的酷暑和冬天的取暖都是问题，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黑桥，工作室用电属于商业用电，由村委会向不同艺术区的房东征缴，这就出现电费价格的小额差异，平均在1.5元/度左右，夏天开着风扇或空调就是一笔不菲的电费开支。冬天，艺术家多是雇村民来烧锅炉，买媒、生火也成为一种功课。饮用水也是一份不小的开销，黑桥水质不好，对艺术家而言，选择安装4000多元的净水器还是订购每桶12元左右桶装水，这就是个数学问题。

出行也是生活在黑桥的重要开销，当然，路过黑桥的公交线路只是京城里对交通最基本的衡量方式，对黑桥的很多艺术家而言，或许并不具有说服力。从公交站到工作室密集区，走路要近二十分钟，还不算被暴晒或寒风影响的体力耗损，更不要说路旁泛着恶臭的水沟和垃圾站的双面夹击。他们多靠轮子来解决出行问题，汽车、电瓶车，当然还有最为环保的自行车。有车的就需要计算烧油钱，没车的难免需要叫黑车。

为了深入黑桥，我也不免俗地留有黑车司机的电话，我视其为一种融入方式。常载我的师傅姓高，老家河南人，黑车司机是他的副业，他真实的身份是黑桥的房东。高师傅说，早年他在北京跑运输，后来条件好些了，就在黑桥租了一个院子停放车辆，后来运输不景气了，他就将院子改成了仓库，再往后，就和黑桥村的变化潮流一样，现在他的院子里有艺术家，也有可供租住的小公寓。他不在外面趴活，晚上出来更多地是去接女儿下班。关于黑桥的房东，有很多传说。比如二道八号那位房东，就很有情怀，他规划湖景，建造有大落地窗的玻璃房。但总的说来，没点关系很难在黑桥当好一个房东。

早年的美院招生是不考数学的，关于艺术圈的数学能力也是个老段子。但对于生活在黑桥的艺术家来说，学习生活成本核算，是生活强迫教会艺术家的一门学问。

靠什么活在黑桥

“在黑桥，住在工作室和不住在工作室的是两个阶级。”这个衡量标准是否成立，我不敢妄下评断。但的确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有展览机会，有人签约画廊为时间表感到焦虑，有人却还在为没有群展机会而着急，各有烦恼。但面对如山岿然的生活开支，他们如何生活成为我关心的问题。

现在，很多艺术家拒绝了以往代课挣钱养工作室的方式，而更专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宁愿真的没钱了再去赚，也不想分散精力。”毕业于央美雕塑系的吴大伟说。有很多私人藏家以点对点的方式支持青年艺术家，对其个人创作给予持续的关注，同时一些美术馆的公共收藏在低调进行，这些看似微弱的行为支撑了很多人，不管是金钱上，更是给了他们坚持的信心。这令人动容。宗宁和王洋，分别毕业于央美摄影系和壁画系，大学时就是老友的他们，现在在黑桥合租工作室。2012年，他们组成“无人生还小组”，是生活将他们的创作行为自然地导向了小组形式。起初二人尝试对绘画和摄影两种本同源的媒介进行结合，但最终完全放开，共同探讨更加观念的方案。一些私人藏家和机构收藏一直关注他们。李振威，2011年毕业于央美油画系。读书时，他就是油画系的另类，坚持以抽象完成与代码语言相关的创作尝试，毕业创作获得一等奖，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李振威很少出现在国内的群展项目中，直到今年，才在草场地的独立空间“望远镜”举办个展。对李振威而言，这些都不重要，他身边有很多喜欢他作品的朋友和藏家，这些给予他的信心才是他最大的力量，“虽然有些矫情，但那都是满满的爱。”最终极的力量是艺术家背后的无数家庭所给予的，这不单单是拮据时一笔不多的汇款，而重要的是对一个成年人选择职业艺术家的默许与支持。

独立意识觉醒的实验空间

平衡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艺术家们开始寻找精神的上层建筑。也许是黑桥内缺乏画廊机构，黑桥艺术家的自主意识觉醒更为明显，他们需要发声的自由，较之宋庄，黑桥的觉醒更加温和而富有思考。据统计，黑桥有5个实验性空间，不论是否有明确的非营利性定位，这些由艺术家主持的空间其目的基本一致，都希望在商业画廊体系之外给予独立思考更多的空间。

黑桥的独立空间可以追溯到很早。位于C区的“分泌场”，是由艺术家郭鸿蔚组织发起的非盈利空间。他在2009年独自租下近200平米的空间，“分泌场”的展览设有一些非常规的游戏规则，节奏也相对轻松，一年保持着3到4个项目的频率。而奥地利艺术家Bianca Regl与Anna Hofbauer共同创办了“黑桥Off空间”，位置就在Bianca自己的工作室内。“黑桥Off空间”每月邀请一位艺术家策展人用视觉的方式来讨论一个他或她感兴趣的现代议题，在重点不立于单一立场的前提下，试图讨论能产生强烈现代艺术形状的不同作品间的联系。

谈到黑桥的独立空间，无法规避的就是今夏的当红炸子鸡——“夜走黑桥”。当何驰和康学儒他们顶着房东的压力，将“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迁到黑桥时，我想他们不会想到，这会随着“夜走黑桥”的项目，成为艺术圈的焦点事件之一，也许他们更没有想到，最终有人会放弃参与。据透露，杨画廊的老板杨洋已经正式入股这个空间，曾经化为废墟的空间也已以中国速度完成重建。作为“夜走黑桥”项目的策展人，崔灿灿表示，“夜走黑桥”为黑桥注入了巨量的荷尔蒙。从川美毕业的赵波是蓝房子酒吧的老板，他为“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提供了黑桥的空间——一个由酒吧旁卫生间改造的小房子。不管是关于既定空间中的作品的搏击，还是自由诱发暴力，“夜走黑桥”锦衣夜行的日子已暂告段落，崔灿灿即将带着艺术家们参加海外展览，而空间将会何去何从，下一个项目将花落谁家，却尚未定论。

其实在2013年，除了“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迁址黑桥引发波澜之外，黑桥还有两个新生空间。位于F区的“空的空间”今年开幕，从央美附中读到研究生的香港80后艺术家郑衍方是空间的负责人。他正在争取香港及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希望可以区别于商业画廊带给艺术家的制式与压力。而在2013年6月9日开幕的“嘿瞧，艺术趴”也被调侃为黑桥的“超级大趴”。“嘿瞧空间”位于二道八号院内，房东为活动提供了免费的4000平米的空间使用。被大家亲切称为“小胖”宋长志负责了展览的全部费用，而他的好朋友李振威担任了策展人。作品全部隐去创作者的个人身份和标示，提供单纯阅读作品的可能。关于“嘿瞧空间”的最终生成，空间的租用会是一大笔费用，而宋长志还没有最终决定。

黑桥独立空间的众生，也体现了自发性空间面对的集体尴尬，空间实验概念的非体系化，空间目的性过于理想化而导致的松散，加之其对商业的疏离态度，单凭艺术家的个人支持，独立空间拥有有效的长久规划非常困难，不确定性极高。

不能免俗的终是生活

绕了一圈，最重要的还是生活，衣食住行是基本，日子就要这样过，对黑桥的艺术家而言也不能免俗。黑桥市场中的衣服想来是很难入得艺术家们的法眼，所以不在“衣”上多做纠结。单来聊聊“吃”与“乐”。住在黑桥的艺术家多是自己做饭，挨着农贸市场，食材不是太过困难的事情，但好品质的食用油在黑桥这样的城乡结合部买得不多。798的大公鸡也在黑桥开了分店，扯着巨大的宣传横幅。但艺术家们的首选还是蓝房子酒吧旁的“正美小厨”。老板娘是酒吧老板的岳母大人，餐厅以供应重庆面食为主，辅有小菜，价格与黑桥的物价环境相比不算便宜。艺术家新开的“后院披萨”也是黑桥饮食界的新贵。说到底，艺术家们追求的就是吃个放心。在黑桥，从不缺的就是Party，艺术家们也已经习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情感交流。有艺术家组织读书会，蓝房子酒吧每周一的主题电影放映会也早已进入很多艺术家的固定日程，而二道八号里的篮球场更是有着固定的“训练时间”。黑桥早非“吴下阿蒙”，这里的生活带着股年轻血性，无比鲜活。

在即将结束对黑桥的阅读时，脑中不断浮现那首《垃圾场》，年轻时的何勇在台上绝望地大吼着“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那是关于80年代的垃圾场。对于当下的黑桥而言，我想更加恰当的描述是“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幻想”。黑桥的年轻艺术家正在以一种更加内敛的思考继续生活，关于未来的未知也让他们焦虑，但乐观，是他们展现的状态，虽然有几分无可奈何。面对当下不太好的艺术环境，艺术家们大多更平和，也更努力，他们都明白一件事儿，归根到底，还是拿创作的好坏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