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二级市场的高地，要被西方艺术品占领了吗？
近年来，亚洲艺术市场的崛起和其重要性早已毋庸置疑，作为亚洲市场的重镇，香港更是“兵家必争之地”。随着近几年亚洲收藏家实力的增强和趣味的培养或转变，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品在此“攻城掠地”，直至近两年，这股“西风”越吹越盛。
亚洲藏家购藏的部分高价西方拍品
巴斯奎特 《无题》 183.2×173cm 亚克力彩、喷漆、油彩棒画布 1982
成交价：1.1亿美元（约合7.618亿元人民币），由日本藏家前泽友作收藏 2017纽约苏富比春拍
莫迪利安尼《侧卧的裸女》 60×92m 布面油画 1917-1918
成交价：1.7亿美元（约合10.84亿元人民币），由龙美术馆收藏 2015纽约佳士得秋拍
文森特・梵高 《雏菊与罂粟花》66×51cm 油彩画布 1890
成交价：6180万美元（约合3.77亿元人民币），由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收藏 2014纽约苏富比秋拍
马克·罗斯科《第36号（黑条）》 157.1×170.1cm 油彩画布 1958
成交价：4048.5万美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由龙美术馆收藏 2015纽约佳士得春拍
巴勃罗·毕加索《克劳德与帕洛玛》116×89 cm 油彩画布 1950
成交价：2800万美元（约合1.72亿元人民币），由万达集团收藏 2013纽约佳士得秋拍
彼得·多伊格 《泥沼》197×241cm 油彩画布 1990
成交价：2600万美元（约合1.71亿元人民币），由台湾国巨基金会收藏 2015纽约佳士得秋拍
马克·夏加尔 《白色大公鸡》91.9 x 65.3cm 1978-1980
成交价：162.88万英镑（约合1414.91万元人民币），据悉由亚洲藏家竞得 2017伦敦苏富比春拍
国际拍卖行的亚洲“攻城掠地”之路
1969年，已对亚洲市场跃跃欲试已久的老牌拍卖行苏富比（Sotheby's），在东京举办了第一场亚洲地区的拍卖，但是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时任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的朱汤生将目光投向了香港，“香港有可能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另一个艺术品交易中心。”1973年，苏富比伦敦总部通过了这一建议，香港苏富比成立，设在香港文华酒店的第一场香港苏富比拍卖一炮打响。国际拍卖行建立远东市场的号角正式吹响。
1986年10月，佳士得（Christie's）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当时仅仅是为了联系客户以及在香港挖掘艺术品，然后将拍品送往纽约、伦敦的拍卖市场。一年后，佳士得正式在香港设立分公司，举办艺术品拍卖。1994年、1996年，佳士得继续在上海、北京开设办事处。进入新世纪后，佳士得于2005年以品牌授权的合作方式，通过北京永乐国际拍卖公司渗透到北京。2013年4月9日，佳士得成为首家在中国获得拍卖执照并且独立开展拍卖业务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当年秋，在上海的秋拍拉开佳士得中国内地拍卖的新序幕。
2015年，英国富艺斯拍卖行（Phillips）进驻香港，并于2016年秋拍正式开始进行当代艺术品拍卖，首场“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晚拍”创下1.5亿港元成交额，并于当时刷新了格哈德·里希特的香港拍卖纪录、奈良美智的纸本作品世界拍卖纪录和英国摄影师尼克·奈特（Nick Knight）的个人拍卖纪录。2017年富艺斯春拍“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晚拍”成交1.3亿港元，刷新印尼女艺术家克里斯汀·艾珠拍卖纪录、肖恩·斯库利亚洲拍卖纪录和KAWS雕塑拍卖纪录。
收藏家的西方趣味，中国会变成下一个日本吗？
随着中国藏家收藏品味的提升和收藏渠道的拓宽，收集西方大师作品已经成为顶级藏家的标配之一了。上世纪80年代末，印象派的市场主要由日本藏家推动。后来，很多高价作品又折价重新流回欧洲市场，剩下的二三流作品充斥日本的各种私人收藏或是美术馆收藏。直到今天，这些作品还有好一部分依然“没吐干净”。那么如今追逐西方作品的中国藏家，又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呢？
在《Hi艺术》曾做过的一次采访《“桃花源”或“睡莲池塘”，何处是中国藏家心中的乌托邦？》中，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总经理、保利香港拍卖董事李达曾指出：“中国的藏家花一流的价格能否买到西方一流的作品，这是个问号。日本购买西方一流的作品花了比西方藏家两倍甚至三倍的高价，还有一部分是用一流的价格买到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品。我们在买西方艺术大师作品时，也是这样：好的作品，西方的收藏家也会买；你要和西方的藏家争取机会，可能就要付比他们昂贵的价格。而且你很可能是用一流的价格买到二三流的作品，等到你准备将作品出手的时候，会不会有西方藏家来拿比你高的的价格来购买你手里的作品，这也是个问号。”
拍卖行的“去亚洲化”，事实还是“阴谋论”？
在中国本土推出西方板块，西泠拍卖、保利华谊（上海）都有过相关实践。保利华谊（上海）2016年秋首拍中，推出的“对话：重要东西方艺术夜场”以5.9元人民币收槌，集结了毕加索、莫奈、高更、塞尚等国际一线大师的阵容。在中国拍卖西方作品需要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有超过标的价格的定件意向，其次有除去关税、增值税和佣金后仍有竞争力的价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征集定位是否精准。北京保利国际拍卖现当代艺术部总经理常天鹄明确表示：“西方作品需求有限，目前还不具备蔚然成风的条件，更不会成为大规模常态收藏，一些机构只是因为国际交流、丰富馆藏的需要，去伦敦或纽约直接买最顶尖的作品，而那些最顶尖的作品是不会因为亚洲的个別需求而冒风险配置到亚洲来。几次偶然的尝试，即使成功也不代表基本面，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不会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
巴勃罗·毕加索 《灯下的女人（杰奎琳）》 116.2×88.9cm 布面油画 1962
成交价：5865万元 2016保利华谊（上海）秋拍
克劳德·莫奈 《圣·安德利斯》 48.2×74.3cm 布面油画 1873年
成交价：4600万元 2016保利华谊（秋拍）
保罗·高更 《花园一角》 71.75×55.88cm 布面油画 1885
成交价：3795万元 2016保利华谊（秋拍）
2011年，佳士得香港提出“泛亚洲化”的概念，佳士得亚洲区副主席暨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部国际董事张丁元曾在接受《Hi艺术》的采访时表示：“亚洲艺术如何能进入国际化，进入全球顶尖收藏家的系统，是佳士得一直以来‘泛亚洲’路线的终极目标。如何将亚洲艺术更大程度地与全球市场进行连接，也是佳士得的使命。把东西方当代的视野融合在一起，将不同背景的作品探讨的题材、问题、历史进行一场对话。对于亚洲艺术来说，被理解、认同后才能进入下一个更广泛的位置。这样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到东方艺术家与西方艺术家的对比，能够架起与西方收藏家沟通的桥梁。”
在今年香港的春拍中，苏记、佳记两家拍卖业的龙头老大都相继在西方当代的“大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香港苏富比在2017春拍中带来了安迪·沃霍尔、巴斯奎特、塞西莉·布朗、阿德里安·格尼等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佳士得更是在继2016年香港秋拍“倾彩”的西方大师私洽展后，组织了融合东西方艺术大师的“融艺”（Contemporaries：Voices from East and West）专场。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呼应了当下的现状——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低迷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如前泽友作般的亚洲的收藏家们对西方顶级艺术品追逐，也为西方拍品进入亚洲市场提供了契机。那么，泛亚洲翻篇了吗？亚洲二级市场要被西方艺术占领了吗？
“姐夫拍”创始人胡湖在曾经接受《Hi艺术》的访问中直接否认了这一点：“没有，以后也不可能。占大头的始终会是亚洲艺术品，目前增加西方艺术品比重，只是为了补上成交额缺口。其实从这次香港拍卖就可以看出，亚洲藏家并不会随便接盘西方二三流的作品，而如果拍一流的作品，香港并没有伦敦和纽约的优势。”同样资深艺术品经纪人李苏桥也对这一点表示否定：“中国当代艺术二级市场的低迷状态有目共睹，但说西方艺术品因此开始规模地进军亚洲市场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从来都不怀疑两大西方拍卖行对中国当代艺术二级市场的投机情怀，这与国内本土拍卖行从业者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恨铁不成钢的豪情受挫完全不同。香港作为亚洲艺术市场的一个交易中心，从东亚化到泛亚洲化再到全球化，或者有一天又反向发展，反映的是香港作为交易中心的务实、弹性与成熟。”
《Hi艺术》海外专栏作家郑姝对此的看法也如此：“龙头拍行在香港推出西方艺术品金仅仅是对于市场需求的正常反应，不存在有意识的‘去亚洲化’。中国藏家早就在纽约伦敦积极参与西方门类的角逐，也已有一定量的大货常年藏在亚洲。在香港交易省事，大家都方便。所谓‘去亚洲化’只是一次阴谋论似的假想，本身不存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计划。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香港不是为大陆服务的，大陆只是香港对接的一个市场。香港还面对着广阔的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区，它的板块构成一定是国际化的。东亚、中日韩当代疲软，拍卖行当然就会转向更稳定，盈利点更好的其他门类。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射，不要动辄就意识形态化。亚洲藏家增大收藏中的欧美板块，是因为这些门类流通市场更广阔，交易系统更公开规范，抗震荡能力强。而且有些作品确实也很不错，拥有跨国界的感染力。干嘛不买呢？”
安迪·沃霍尔 《毛主席》 107×163cm 亚克力、丝网印刷 1973
成交价 ：9853.75万元，刷新西方当代艺术品的亚洲拍卖记录 2017香港苏富比春拍
巴斯奎特 《致水神》 209.6×274cm 亚克力、油画棒、丝网印刷 1948
成交价：4228.75万港元 2017香港苏富比春拍
格哈德‧里希特 《抽象画作 (编号687-2)》 125.4×100cm 油彩 画布 1989
成交价：3302万港元 2017佳士得香港春拍
奈良美智 《最后的战士/无名士兵》 165×150cm 亚克力画布 2000
成交价：2168万港元 2017富艺斯香港春拍
西风渐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拍卖公司的策略是商业问题，无论对错。重要的是中国的收藏家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和态度来看待问题，怎样来建立完善自己的收藏系统。对待这一趋势，中国的藏家应该做更充分的功课。就如郑姝曾经所言：“我们对待这个门类的非理性的想象，冒着蒸汽的热切和急躁的夸张。这不是好事，也是好事。不好在西方艺术的根基不在我们这，我们想玩下去，就需要与国际正常市场融合。无论现在如何自我催眠认为市场是霸气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总有一天孤独的狂欢要落幕，回归现实，回归常识，回归理性认知，而届时阵痛将至。但好事是，非阵痛过后无有新的诞生。如今的种种总还是代表了我们对这个新门类的关注，视野的拓宽和试图拥有国际话语的渴望。”无论是真爱还是出于资产配置的目的，只有功课做得足，才能避免仅仅成为西方市场的清仓接盘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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