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局 艺术家的非营利机构
去哪里看艺术家的录像作品？上YouTube，土豆，优酷？这并不现实。而美术馆、画廊的影像展览，你又不一定遇得上放片的档期。不过，此后有了另一种可能。搜索“录像局”广州、北京分局所在地，安排好你的下午时光，你可以像在图书馆看书一样欣赏你想看的录像作品。
“录像局”是由朱加发起，由IA3-2、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和方璐工作室共同组建的一个专门针对录像艺术的非营利机构。2012年3月25日，推出了以“蒋志”为主题的第一个整理完成的的项目，作为录像局的开局之作，紧接着的两个月又陆续推出了王功新、马秋莎。录像局期望以一个月为周期，陆续展出他们已整理或正在整理的艺术家的作品。
没有架子的非营利
是否存在某种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方式来经营录像局，三位发起人朱加、陈侗、方璐还未想到这一步。
“现在暂时还没有赞助。我们不希望没有开始做之前就去找赞助，那样的话，录像局就会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了。只是想先自发地去做，之后再去想。”方璐说道。当然，不排除等录像局做到一定规模时，会有需要寻求基金会或者说友好人士的赞助的可能，但对录像局来说，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那现在他们做什么？收集和整理录像艺术家的作品、资料，建立起一个便于检索的档案，供研究者、画廊策展人以及业内从业者来查询，就像是录像图书馆。整理哪些艺术家？录像艺术家，不存在评选性，没有好与不好的标准，只要是在录像艺术这个领域创作的并且有一个长期的积累，都可能会收到“被整理”的邀请。
只是在开始做时会有一个必要的取舍，受制于现有的人力和资源，录像局只能以他们的速度一个艺术家接一个艺术家地去整理，慢慢地去积累到更多。而在奠定录像局框架的前三个艺术家的选择上，从蒋志、王功新到马秋莎，录像局只是出于不希望给录像局下一个狭隘定义的初衷。“选择这几个人，从年龄到区域到作品类型，尽量有一定距离，不希望局限在某个年龄段或者区域。”方璐说道。
不同于画廊、美术馆的新展开幕，录像局的活动往往是完成一个艺术家的资料整理工作之后会组织一次“艺术家见面会”活动，并不是开幕式的那种概念，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告诉观众目前的资料库里已经有这个艺术家的资料了。当然，完成整理之后，对这个艺术家的资料还会进行持续地更新和完善。
在经营上，录像局尽量有效地在有限的资金内运作。位于今日美术馆旁的22 院街艺术区的空间，也就是是录像局的北京局，而广州局则位于陈侗一直经营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的后院。两地分别雇有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接待之类的工作。总体来讲，录像局的现在开销并不大。
但也不是没有运营成本，不过还好他们有陈侗。方璐表示自己主要是负责给录像局带入内容，而陈侗是负责硬件的建设、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带入了做非营利性机构的经验。 朱加颇直率地告诉笔者， “陈侗他对这些比较感兴趣，而且他画国画，挺能挣钱。 但他挣钱不是享受、挥霍啥的，挣钱了就把它投在一些事情上。我跟他提起这事，他觉得有意思就过来帮忙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了。”
局长都是艺术家
朱加的这处空间其实很早就有了，但并没有用来做工作室，一直以来都有断断续续地组织一些小型的群展，空间有个有趣的名字“IA3-2”，其实就是门牌号。他说：“北京到处都是美术馆、画廊，也应该有一些艺术家自我组织的机构，非营利的，IA3-2就是作为一种不带商业性质，观念性比较强的小的艺术作品的发布和展示的空间。”
后来继续在这里发起录像局，他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也有美术馆找他合作，期望能够一起做，但是他觉得具体的合作还值得商酌。他认为美术馆做事情会有美术馆的一种姿态：“啊，我们美术馆要做一个艺术档案库，你们把你们的资料拿过来……这就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我们作为艺术家在做这样的事情时，和同行之间是一种多年的合作关系，没有利益和目的，合作起来就会比较简单，比较容易。”
在朱加看来，艺术家自己组织的机构会有一种特殊的背景和意义在里面，可能在空间、物力、财力、人力上未必比得过美术馆，但他相信未必就不能做好。“美术馆做有美术馆的优势和状态，艺术家操持的事情又是另一种状态。我觉得多种艺术生态共生、并存挺好的，不要都并到一起，又成了一种单轨的状态，我这么做就是要丰富这种生态。”
其实在香港有“亚洲艺术文献库”这样的收藏以及保存亚洲当代艺术的艺术参考图书馆，在北京也有“艺术档案”这样的旨在梳理中外当代艺术文献资料的非盈利性艺术文献类网站。方璐说：“我们暂时还没有了解到在中国有做录像档案的，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范围，更细致地去做一些事情，这可能和美术馆或者别的机构不太一样。当他们希望涵盖全面，做的工作更多更广时，那么工作的性质与过程是不一样的，最后所获得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有必要提到的是，这三位作为“局长”的艺术家的创作媒介都有涉及录像。方璐和朱加自不必说，他们还透露陈侗近几年也有做录像作品。作为机构的发起者，他们的作品也会“被整理”，但是不会做“艺术家见面会”活动，资料会被慢慢放进档案库中。“我肯定也是被整理的一份子吧，还有方璐。陈侗也有做作品，很少。我觉得整理他还得往后走一点吧。”朱加开玩笑道。
预备跑一场马拉松
而谈及录像局未来的发展，方璐的期望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一直做下去。“我觉得这是积累性的工作，录像局存在的意义其实像一个马拉松的工作，它是需要长久持续下去的。做三五个人，其实意义不大，而是要做到，当观众来到录像局时，能看到不同类型的录像艺术家的作品，以及每个艺术家在较长时间跨度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这样的收集和整理是给了解和研究录像艺术提供一种很必要的关联性 。”
没有架子的非营利
是否存在某种中国特色的非营利方式来经营录像局，三位发起人朱加、陈侗、方璐还未想到这一步。
“现在暂时还没有赞助。我们不希望没有开始做之前就去找赞助，那样的话，录像局就会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了。只是想先自发地去做，之后再去想。”方璐说道。当然，不排除等录像局做到一定规模时，会有需要寻求基金会或者说友好人士的赞助的可能，但对录像局来说，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那现在他们做什么？收集和整理录像艺术家的作品、资料，建立起一个便于检索的档案，供研究者、画廊策展人以及业内从业者来查询，就像是录像图书馆。整理哪些艺术家？录像艺术家，不存在评选性，没有好与不好的标准，只要是在录像艺术这个领域创作的并且有一个长期的积累，都可能会收到“被整理”的邀请。
只是在开始做时会有一个必要的取舍，受制于现有的人力和资源，录像局只能以他们的速度一个艺术家接一个艺术家地去整理，慢慢地去积累到更多。而在奠定录像局框架的前三个艺术家的选择上，从蒋志、王功新到马秋莎，录像局只是出于不希望给录像局下一个狭隘定义的初衷。“选择这几个人，从年龄到区域到作品类型，尽量有一定距离，不希望局限在某个年龄段或者区域。”方璐说道。
不同于画廊、美术馆的新展开幕，录像局的活动往往是完成一个艺术家的资料整理工作之后会组织一次“艺术家见面会”活动，并不是开幕式的那种概念，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告诉观众目前的资料库里已经有这个艺术家的资料了。当然，完成整理之后，对这个艺术家的资料还会进行持续地更新和完善。
在经营上，录像局尽量有效地在有限的资金内运作。位于今日美术馆旁的22 院街艺术区的空间，也就是是录像局的北京局，而广州局则位于陈侗一直经营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的后院。两地分别雇有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接待之类的工作。总体来讲，录像局的现在开销并不大。
但也不是没有运营成本，不过还好他们有陈侗。方璐表示自己主要是负责给录像局带入内容，而陈侗是负责硬件的建设、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带入了做非营利性机构的经验。 朱加颇直率地告诉笔者， “陈侗他对这些比较感兴趣，而且他画国画，挺能挣钱。 但他挣钱不是享受、挥霍啥的，挣钱了就把它投在一些事情上。我跟他提起这事，他觉得有意思就过来帮忙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了。”
局长都是艺术家
朱加的这处空间其实很早就有了，但并没有用来做工作室，一直以来都有断断续续地组织一些小型的群展，空间有个有趣的名字“IA3-2”，其实就是门牌号。他说：“北京到处都是美术馆、画廊，也应该有一些艺术家自我组织的机构，非营利的，IA3-2就是作为一种不带商业性质，观念性比较强的小的艺术作品的发布和展示的空间。”
后来继续在这里发起录像局，他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也有美术馆找他合作，期望能够一起做，但是他觉得具体的合作还值得商酌。他认为美术馆做事情会有美术馆的一种姿态：“啊，我们美术馆要做一个艺术档案库，你们把你们的资料拿过来……这就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我们作为艺术家在做这样的事情时，和同行之间是一种多年的合作关系，没有利益和目的，合作起来就会比较简单，比较容易。”
在朱加看来，艺术家自己组织的机构会有一种特殊的背景和意义在里面，可能在空间、物力、财力、人力上未必比得过美术馆，但他相信未必就不能做好。“美术馆做有美术馆的优势和状态，艺术家操持的事情又是另一种状态。我觉得多种艺术生态共生、并存挺好的，不要都并到一起，又成了一种单轨的状态，我这么做就是要丰富这种生态。”
其实在香港有“亚洲艺术文献库”这样的收藏以及保存亚洲当代艺术的艺术参考图书馆，在北京也有“艺术档案”这样的旨在梳理中外当代艺术文献资料的非盈利性艺术文献类网站。方璐说：“我们暂时还没有了解到在中国有做录像档案的，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范围，更细致地去做一些事情，这可能和美术馆或者别的机构不太一样。当他们希望涵盖全面，做的工作更多更广时，那么工作的性质与过程是不一样的，最后所获得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有必要提到的是，这三位作为“局长”的艺术家的创作媒介都有涉及录像。方璐和朱加自不必说，他们还透露陈侗近几年也有做录像作品。作为机构的发起者，他们的作品也会“被整理”，但是不会做“艺术家见面会”活动，资料会被慢慢放进档案库中。“我肯定也是被整理的一份子吧，还有方璐。陈侗也有做作品，很少。我觉得整理他还得往后走一点吧。”朱加开玩笑道。
预备跑一场马拉松
而谈及录像局未来的发展，方璐的期望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一直做下去。“我觉得这是积累性的工作，录像局存在的意义其实像一个马拉松的工作，它是需要长久持续下去的。做三五个人，其实意义不大，而是要做到，当观众来到录像局时，能看到不同类型的录像艺术家的作品，以及每个艺术家在较长时间跨度下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这样的收集和整理是给了解和研究录像艺术提供一种很必要的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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