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的“由外转内”,美术界的走向国际
Hi:当时接触的西方文化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8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比如说我对苏联的绘画就很熟悉,因为学校强调苏联的美术教育系统,自1985年以后,西方的理论逐渐开始都接触到了。
Hi:那观念艺术呢?
王:因为我的知识结构比较复杂,比较交叉,与我学的专业有关,我对当代戏剧,当代文学,当代音乐都很熟悉。
Hi:在上学的时候吗?
王:我们有接触的渠道,包括60年代的实验电影,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要看。其实所谓的西方现当代艺术交叉性很强,像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那类的实验电影,我在80年代初就看到了,视觉领域是一体的。
Hi:90年代在创作上有明显的转变吗?
王:1989年以后有一个转变,我开始对我在80年代所了解的东西产生了疑问,它们和我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种疑问不仅仅停留我个人身上,9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整体的反思。因为9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人们围绕《读书》杂志在讨论“什么是知识分子”,连带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在80年代的时候,人们不太注意像陈寅恪、吴宓,包括民国时期的胡适,这些人在80年代并不是知识界讨论的热点,那个时候人们还在谈论尼采、萨特、本雅明。他们在80年代被我们看做西方的学术圣人,但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会思考这一些学术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如何理解知识分子?所以开始关注重视本土的学术流变,汪晖就有新的角度去重新解读了鲁迅。
Hi:美术界呢?
王:比如新德国表现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西方的伤痕美术,关于记忆、反思,和我们的“伤痕美术”有接近的地方。当然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们在西方艺术的框架里,而我们“伤痕美术”恰好是在文革灾难以后,人们面对的灾难之后情感上的东西是相似的。
Hi:你个人的反思具体在哪些方面呢?
王:第一,我觉得西方和我是什么关系;第二,我学的油画和我是什么关系。油画作为一个外来物,和我们感受到底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后来我认为是它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当我们知识界讨论民国的知识分子时,其实也是在讨论现在性的问题。这几个方面的思考,导致我画了一批模仿中国早期第一代土油画的作品。我的内容主要借鉴了民国早期出版物的封面,虚构出像《新青年》这些在民国时期比较有名、有影响的杂志。
Hi:其他的艺术家呢?
王:那个时期朋友当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方力钧,当时就形成了栗宪庭提出的“后89”的代表性的绘画语言了,我们私交很好,但是我自己画画就比较随自己性,比较慢,因为我还没太考虑卖画生活。我有自己的专业,在那时做了很多戏剧。我和林兆华合作,做过《哈姆雷特》,《浮士德》等等的这些戏。我们是一个戏剧工作室,有林兆华还有我们几个年轻人,我们的工作交叉性很强,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Hi:当时怎么看在国外发展的那些中国当代艺术家?
王:大家对他们的好奇心很重,比如说大地魔术师的那个展览,开始了全球化的视野下的艺术的可能性,于是西方开始关注欧洲中心之外的艺术,比如非洲,还有苏联解体以后的东欧的艺术,还有亚洲艺术。就是去中心化,不再有一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