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 我只想当一个美术工作者

作者:王璐 2013年12月6日 8780 次阅读 专题人物
喻红在其作品前的合影
喻红在其作品前的合影
黑眼线、波波头,一身俏丽的紧身黑衣,喻红干练大方,语气随和,淹没在在长征空间举办的首次个展——“忧云”的开幕式人潮当中。陈丹青曾评价这位与画中无异的才女,“因自美而绘画,因绘画而愈发自美”。人群中没有刘小东的身影,对于喻红而言这并不重要。这组关于忧郁题材的绘画早在许多年前就埋在了她的心里。
 
“忧郁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刘小东那会儿早上8点钟上班走了,我就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还没上个厕所的工夫她就开始哭。她哭,我也哭,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孩子养大。晚上他回来的时候,看见我还是抱着孩子在沙发上坐着,一天就没起来。这样大概过了半年。”1994年,刚刚在画坛展露头角,被誉为“新生代”画家的喻红不得不放下画笔,拾起尿布,沉寂长达五年。
 
产后忧郁的心结随着女儿刘娃的成长慢慢解开,此前笔下那些流露出一无所知又无所不知表情的少女也渐渐消失,漫无目的和茫然失措被一种“自觉”的创作所取代,“从青春期的焦虑到变成一个成年人,其实是一个心态的转换,不仅仅是一个题材”,这里,喻红选择用最熟悉的笔法“目击”自己和女儿的成长,作为大时代的缩影,她以渺小的姿态接纳了两代人的世界,“做母亲让我变得更坚强”对此,喻红很确定。
 
正因为有了做母亲的经历,喻红更懂得如何倾听别人的声音。两年前,《春恋图》的卷轴里曾经出现了画家本人的身影,她身旁的女子头戴彩羽,腿上裹着厚重的石膏,这是喻红的好友,作家赵波,当时她因严重的忧郁症几度轻生,“她让我开始酝酿忧郁这个题材”。两年后,本该成为“忧云”合作人的赵波旧病复发,仅仅成为了六组画中的一个角色。每组画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个主角,每个人,喻红都做了长达万字的采访。
 
在讲述《素手》这幅画背后的故事时,喻红修剪得整洁干净的指尖也在玻璃桌面上轻轻滑动,她说这就是当时坐在她对面那个西安美院女孩的状态,人美,话不多,总低着头,手不停地在桌上写写画画,这个从小学习书法的女孩敏感紧张,“手是她心相的外化”。于是,整张画被一双双修长灵活的手指铺满,做无声的表达。
 
“原本这些采访都该是赵波完成的,为了更了解她,去年此时我去了她的老家,常州。”茅草、山石、破败的庭院,湿漉漉的江南记忆在拆迁的浪潮中被一点点剥离。“画面左上角的窗户其实就是那条老街的窗户,我觉得那可能代表了她成长的某种环境。”喻红善于从采访中提炼一种核心意象来表达情绪,“《深潭》暗喻了她的成长心态,采访时她说自己常在一个深渊里,老想喊出来,或者叫别人来帮她,但只有她一个人在里面挣扎。”
 
这些收录在喻红笔下的声音有的相识多年,有的刚刚认识,他们的共性是“对环境的依赖太过强烈,又都敏感,很容易将接收到的各种信息放大,让自己觉得很有压迫感,”喻红说“这可能跟他们从事文艺工作也有关。”然而同样从事文艺工作的她自己却似乎看得很开。“这个世界发展这么快,人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碰撞,把许多东西放下就不那么累了。”
 
“我属于传统媒介这一块儿”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喻红,“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她常常会很认真地看中外评论界对她的批评,但往往看过就忘了。她把这个归结于自己老了,“批评家爱给我贴标签,这是他的工作,便于分类。可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现在就是能把我想画的表现出来,其他都不太重要。”
 
喻红像个社会学家一样埋头整理动辄数万字的采访录音,常常会感到“揪心”,特别是在反复看的时候,会更加痛苦。与她以往作品不同,这次画面的背景不再是单色、多色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金色,而是赋予了丰富的情节,“我希望能有更大的信息量,我想画出很揪心的感觉。”她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按照某种预设的轨道向前推进,只专注与当下作品想要传达的信息就足矣,而这常常让观者有意料之感。
 
不过,不论背景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喻红始终坚持不变的——写实。“我常被问到写实绘画还有多少可能性,我一直说它的局限性非常大,但由此表现的题材和表现方式是很有趣的。我的创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是根据一直以来的积累,一步步走来的。”如果说喻红是故意为难自己,要用格律诗的办法来表现美,可能也不尽然,在她看来,如果像很多当代艺术家那样跳出画布,用其他表现方式呈现,“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那多难啊。”也许,喻红从来没把“新生代”这样的标签落实在自己身上,“我属于传统媒介这一块儿”,这话说出来也只是笑谈。
 
本次展出的“忧云”系列,除了“忧郁”的部分,还有“云”的部分,这组由六幅连贯组合长达18米的大画,在去年当代中国油画双年展上就已经露过面了,但当时只展出了其中的四幅。喻红对宗教画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她曾在尤仑斯展出过模拟宗教壁画形式的《金色天景》,这是有原型的绘画。“云”虽然也能透露出一丝宗教的色彩,但却并没有什么原型。在喻红看来“云彩不像我们想象中只是一阵雾,相反是很结实、很有质感,像山一样,很强烈的东西。”它“虽然不是一个个体的忧郁,但却适合表现一种集体的忧郁。”
 
六张画里,前三张内容衔接紧密,后三张却有些“各自为政”。这是因为喻红的画室并不大,一次只能同时摆放两张画。并不是为了节约才租这么小的画室,而是图一个方便,“我不在乎大,只要近就好了,如果落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回家取。”喻红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简单有序,“就三件事:家庭孩子、工作教书、个人创作”,不到万不得已,喻红不会选择加班赶稿。“冬天三点一过,画室就黑下来了,晚上光线很难受,眼睛对不上焦”。
 
让喻红眼睛失焦的还有一个原因——玩游戏。几年前,女儿给喻红的手机里装了一款俄罗斯方块应用,本来就不太会休息的她更是跟游戏较上了真,直到后来眼睛酸痛肿胀才勒令女儿把游戏卸载,如今喻红的iphone只有两屏的应用,除了系统自带的,就是朋友给装的,“大众点评和滴滴打车,我从来都没用过。”她的铃声也是最一般的老式电话音,“因为声大,不然我总听不见。”
 
二十年前,王小帅给喻红和刘小东拍摄《冬春的日子》时,他们曾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变成无聊庸俗的中年人,如今,这群步入中年的大“孩子们”心中依然有未曾熄灭的小火苗。在喻红的眼中,女儿的性格更像刘小东,好热闹,有热情。而丈夫也比起年轻时要“狡猾”许多,“男孩子在20多岁谈恋爱的时候很少说我爱你之类的,他很在意。现在脸皮厚了,嘴很甜,说完好话,女孩子一高兴就又去干活了。”但被问起具体说了什么,喻红又再次“想不起来”了。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美术工作者”
 
有人说,成年人获得幸福感的方式就是努力回想自己童年时的梦想,然后加以实现,这在喻红而言太过简单,因为她的梦想就只有一个——当一个美术工作者。“那时候画家是被打倒的对象,谁敢说想当画家啊。”两三岁的时候,喻红随妈妈下放到通州农村,不仅亲眼目睹了穷得没有上衣穿的农村妇女,也体验了在小庙里几个年级混成一个班的求学经历。为了不让自己疯跑,喻红美院毕业做美术编辑的妈妈常常丢给她一支画笔,喻红的绘画启蒙就开始在这小庙里。“那时候各种东西太匮乏,想买六只彩色画笔都很困难。我妈妈在出版社,有广告颜料,不画就干了,所以我每次画画前最兴奋的就是准备颜料,把颜料的皮撕开,掰成一块放在颜料盒里拿水泡,第二天泡软了再画。”
 
关于童年,政治是很难回避的,然而,生活在政治里的人是感觉不到政治的,容易觉察的是恐惧或紧张的情绪。喻红记得小时候夜里睡觉,常常听得见一阵嘈杂,然后开始分辨这是抄家到了谁家门口,会不会是自己家。对于此,喻红的感情是复杂的,“那个年代,对物质没有想象,政治压力很大,但相对单纯,现在的压力是经济上的,是一种生存的不安。”在升入美院附中后,她知道自己将来长大就是要画画,因此,从搬到宿舍住的那一天起,就慢慢疏远了与政治的距离。直到今天,她依然表示不喜欢纯政治的艺术,“艺术家应该有属于个人的感受和意见,可以有政治,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艺术家永远不可能站在第一线,他不是干这个的。”
 
采访结束之后,喻红带我们参观了她的画室,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女儿在生日时给他们俩画的画像,如今女儿远在国外,喻红的牵挂也因此漂洋过海。她说不希望女儿以后从事艺术,因为太苦,成材率太低,“这个世界很残酷,筛选也很奇怪,是通过物质和韧性来筛选,画画是一个特别奢侈的行业,哪怕没钱也要坐在那想,等有钱了,你却失去坐在那儿的机会了。”
 
喻红说自己如今差不多每天做的工作就是重画,“你画了好多遍,别人看来跟第一遍没什么差别,但自己觉得不行,要不怎么说画画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呢。”空空荡荡的画室里没有喻红即将创作的下一副作品,她曾说画画慢是因为希望画的每一笔都是快乐的,但从画面上看,也许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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