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 我只想当一个美术工作者
喻红在其作品前的合影
黑眼线、波波头，一身俏丽的紧身黑衣，喻红干练大方，语气随和，淹没在在长征空间举办的首次个展——“忧云”的开幕式人潮当中。陈丹青曾评价这位与画中无异的才女，“因自美而绘画，因绘画而愈发自美”。人群中没有刘小东的身影，对于喻红而言这并不重要。这组关于忧郁题材的绘画早在许多年前就埋在了她的心里。
“忧郁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刘小东那会儿早上8点钟上班走了，我就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还没上个厕所的工夫她就开始哭。她哭，我也哭，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孩子养大。晚上他回来的时候，看见我还是抱着孩子在沙发上坐着，一天就没起来。这样大概过了半年。”1994年，刚刚在画坛展露头角，被誉为“新生代”画家的喻红不得不放下画笔，拾起尿布，沉寂长达五年。
产后忧郁的心结随着女儿刘娃的成长慢慢解开，此前笔下那些流露出一无所知又无所不知表情的少女也渐渐消失，漫无目的和茫然失措被一种“自觉”的创作所取代，“从青春期的焦虑到变成一个成年人，其实是一个心态的转换，不仅仅是一个题材”，这里，喻红选择用最熟悉的笔法“目击”自己和女儿的成长，作为大时代的缩影，她以渺小的姿态接纳了两代人的世界，“做母亲让我变得更坚强”对此，喻红很确定。
正因为有了做母亲的经历，喻红更懂得如何倾听别人的声音。两年前，《春恋图》的卷轴里曾经出现了画家本人的身影，她身旁的女子头戴彩羽，腿上裹着厚重的石膏，这是喻红的好友，作家赵波，当时她因严重的忧郁症几度轻生，“她让我开始酝酿忧郁这个题材”。两年后，本该成为“忧云”合作人的赵波旧病复发，仅仅成为了六组画中的一个角色。每组画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一个主角，每个人，喻红都做了长达万字的采访。
在讲述《素手》这幅画背后的故事时，喻红修剪得整洁干净的指尖也在玻璃桌面上轻轻滑动，她说这就是当时坐在她对面那个西安美院女孩的状态，人美，话不多，总低着头，手不停地在桌上写写画画，这个从小学习书法的女孩敏感紧张，“手是她心相的外化”。于是，整张画被一双双修长灵活的手指铺满，做无声的表达。
“原本这些采访都该是赵波完成的，为了更了解她，去年此时我去了她的老家，常州。”茅草、山石、破败的庭院，湿漉漉的江南记忆在拆迁的浪潮中被一点点剥离。“画面左上角的窗户其实就是那条老街的窗户，我觉得那可能代表了她成长的某种环境。”喻红善于从采访中提炼一种核心意象来表达情绪，“《深潭》暗喻了她的成长心态，采访时她说自己常在一个深渊里，老想喊出来，或者叫别人来帮她，但只有她一个人在里面挣扎。”
这些收录在喻红笔下的声音有的相识多年，有的刚刚认识，他们的共性是“对环境的依赖太过强烈，又都敏感，很容易将接收到的各种信息放大，让自己觉得很有压迫感，”喻红说“这可能跟他们从事文艺工作也有关。”然而同样从事文艺工作的她自己却似乎看得很开。“这个世界发展这么快，人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碰撞，把许多东西放下就不那么累了。”
“我属于传统媒介这一块儿”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喻红，“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她常常会很认真地看中外评论界对她的批评，但往往看过就忘了。她把这个归结于自己老了，“批评家爱给我贴标签，这是他的工作，便于分类。可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现在就是能把我想画的表现出来，其他都不太重要。”
喻红像个社会学家一样埋头整理动辄数万字的采访录音，常常会感到“揪心”，特别是在反复看的时候，会更加痛苦。与她以往作品不同，这次画面的背景不再是单色、多色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金色，而是赋予了丰富的情节，“我希望能有更大的信息量，我想画出很揪心的感觉。”她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按照某种预设的轨道向前推进，只专注与当下作品想要传达的信息就足矣，而这常常让观者有意料之感。
不过，不论背景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喻红始终坚持不变的——写实。“我常被问到写实绘画还有多少可能性，我一直说它的局限性非常大，但由此表现的题材和表现方式是很有趣的。我的创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是根据一直以来的积累，一步步走来的。”如果说喻红是故意为难自己，要用格律诗的办法来表现美，可能也不尽然，在她看来，如果像很多当代艺术家那样跳出画布，用其他表现方式呈现，“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那多难啊。”也许，喻红从来没把“新生代”这样的标签落实在自己身上，“我属于传统媒介这一块儿”，这话说出来也只是笑谈。
本次展出的“忧云”系列，除了“忧郁”的部分，还有“云”的部分，这组由六幅连贯组合长达18米的大画，在去年当代中国油画双年展上就已经露过面了，但当时只展出了其中的四幅。喻红对宗教画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她曾在尤仑斯展出过模拟宗教壁画形式的《金色天景》，这是有原型的绘画。“云”虽然也能透露出一丝宗教的色彩，但却并没有什么原型。在喻红看来“云彩不像我们想象中只是一阵雾，相反是很结实、很有质感，像山一样，很强烈的东西。”它“虽然不是一个个体的忧郁，但却适合表现一种集体的忧郁。”
六张画里，前三张内容衔接紧密，后三张却有些“各自为政”。这是因为喻红的画室并不大，一次只能同时摆放两张画。并不是为了节约才租这么小的画室，而是图一个方便，“我不在乎大，只要近就好了，如果落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回家取。”喻红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简单有序，“就三件事：家庭孩子、工作教书、个人创作”，不到万不得已，喻红不会选择加班赶稿。“冬天三点一过，画室就黑下来了，晚上光线很难受，眼睛对不上焦”。
让喻红眼睛失焦的还有一个原因——玩游戏。几年前，女儿给喻红的手机里装了一款俄罗斯方块应用，本来就不太会休息的她更是跟游戏较上了真，直到后来眼睛酸痛肿胀才勒令女儿把游戏卸载，如今喻红的iphone只有两屏的应用，除了系统自带的，就是朋友给装的，“大众点评和滴滴打车，我从来都没用过。”她的铃声也是最一般的老式电话音，“因为声大，不然我总听不见。”
二十年前，王小帅给喻红和刘小东拍摄《冬春的日子》时，他们曾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变成无聊庸俗的中年人，如今，这群步入中年的大“孩子们”心中依然有未曾熄灭的小火苗。在喻红的眼中，女儿的性格更像刘小东，好热闹，有热情。而丈夫也比起年轻时要“狡猾”许多，“男孩子在20多岁谈恋爱的时候很少说我爱你之类的，他很在意。现在脸皮厚了，嘴很甜，说完好话，女孩子一高兴就又去干活了。”但被问起具体说了什么，喻红又再次“想不起来”了。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美术工作者”
有人说，成年人获得幸福感的方式就是努力回想自己童年时的梦想，然后加以实现，这在喻红而言太过简单，因为她的梦想就只有一个——当一个美术工作者。“那时候画家是被打倒的对象，谁敢说想当画家啊。”两三岁的时候，喻红随妈妈下放到通州农村，不仅亲眼目睹了穷得没有上衣穿的农村妇女，也体验了在小庙里几个年级混成一个班的求学经历。为了不让自己疯跑，喻红美院毕业做美术编辑的妈妈常常丢给她一支画笔，喻红的绘画启蒙就开始在这小庙里。“那时候各种东西太匮乏，想买六只彩色画笔都很困难。我妈妈在出版社，有广告颜料，不画就干了，所以我每次画画前最兴奋的就是准备颜料，把颜料的皮撕开，掰成一块放在颜料盒里拿水泡，第二天泡软了再画。”
关于童年，政治是很难回避的，然而，生活在政治里的人是感觉不到政治的，容易觉察的是恐惧或紧张的情绪。喻红记得小时候夜里睡觉，常常听得见一阵嘈杂，然后开始分辨这是抄家到了谁家门口，会不会是自己家。对于此，喻红的感情是复杂的，“那个年代，对物质没有想象，政治压力很大，但相对单纯，现在的压力是经济上的，是一种生存的不安。”在升入美院附中后，她知道自己将来长大就是要画画，因此，从搬到宿舍住的那一天起，就慢慢疏远了与政治的距离。直到今天，她依然表示不喜欢纯政治的艺术，“艺术家应该有属于个人的感受和意见，可以有政治，但不是唯一的标准，艺术家永远不可能站在第一线，他不是干这个的。”
采访结束之后，喻红带我们参观了她的画室，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女儿在生日时给他们俩画的画像，如今女儿远在国外，喻红的牵挂也因此漂洋过海。她说不希望女儿以后从事艺术，因为太苦，成材率太低，“这个世界很残酷，筛选也很奇怪，是通过物质和韧性来筛选，画画是一个特别奢侈的行业，哪怕没钱也要坐在那想，等有钱了，你却失去坐在那儿的机会了。”
喻红说自己如今差不多每天做的工作就是重画，“你画了好多遍，别人看来跟第一遍没什么差别，但自己觉得不行，要不怎么说画画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呢。”空空荡荡的画室里没有喻红即将创作的下一副作品，她曾说画画慢是因为希望画的每一笔都是快乐的，但从画面上看，也许恰恰相反。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