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15年的中国画廊,7种技巧应对生存危机
房 方(星空间画廊负责人)
“撞大运的粗放经营已经行不通了,我们需要更加坦诚”
星空间幸运地赶上了2006启动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井喷期”,那的确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年代。2008年的金融危机像是踩了一脚急刹车,但“惯性”仍旧存在;2011年以后,才更加明显地体验到“降温”;最近5年,虽有一批新的藏家入场,但很难说是流失的更多还是新增的更多。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逻辑,告别了起初的“野蛮生长”时代,却并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新叙事”,既然“长期”的问题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大家也只好关注“眼前”。
今年的疫情对画廊业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我们能做的只有积极地应对。具体到星空间,就是更加务实、也更加专业,把有限的资源尽可能用在刀刃上,当年那种“撞大运”“拍脑门”式的粗放经营肯定是行不通的,既然选择做画廊,就要面对“经营”二字,这也是画廊成长的必经之路。
星空间成立15年,依然是一家年轻的画廊;而中国的画廊行业,也都尚处在一个“萌芽阶段”。过去的15年,星空间取得了挺多成绩,也走了一些弯路;接下来,我希望带领星空间走入一个更稳健的成长阶段,我自己也已经到了四十不惑的年龄,希望能够稳扎稳打地做些事情。
现在还远远不是谈“赚钱”的时候,接下来要面对的想必是艰难摸索期。重建社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热情和信赖,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过去严重丧失的东西。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是坦诚。我们这个行业,本应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我们是对文化保有理想、对社会保有关怀的人,又在专业层面各有各的独门秘籍,是凭本事吃饭的“手艺人”,所以我们都要回到自己的专业,这才能赢得其他领域的尊重。
郑 林(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创始人)
“把欠款收回来,尽可能产生新的销售收入”
那时候我们的展览也没有降低标准,展览数量从一年8-10个减少为5个左右,既然作品卖不出去,我们索性就做更好的展览,包括2009年孙原&彭禹的个展“自由”、2010年艺术家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在中国的第一个个展“别干了”,可能现在还印象深刻,危机过后也卖掉了。我们应对危机的措施还是很严谨、认真的,不是首先考虑转移空间或者裁员,而是努力建立一个新的销售可能性,减少出版的画册和纸媒宣传的费用,减少展览数量但把质量做到最好、最有影响力。
在画廊运作上,唐人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候大概是在2014-2015年,当时曼谷空间由于地址变动成为办公室和仓库,香港空间直到2015年10月才建立,等于说当时只有北京这一个空间,而且艾未未的展览加上撤展布展用了8个月的档期,那一年我们只做了两三个展览,赚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实际上跟艾未未的合作也是我们决心向全球化、国际化运营的开始,2011年他是国际当代艺术权力榜排名第一的中国艺术家。2015年10月唐人香港要开,年底签了H Queen’s大厦的合同,交了两个空间的房租;2016年9月,唐人曼谷搬到了新空间,摆脱了只有一个办公室的局面;2017年3月,唐人北京第二空间也建立起来。
这次疫情危机的情况不太一样,2006-2008年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从井喷到回归的过程,就像股票涨高了自然要找个回落的机会一样。但是今年的疫情是不可抗拒的外来因素造成的,并不是经济的自然回落。相比于2008-2009年,我觉得现在可能更难,因为对于有钱的人来说,作品价格跌落了也是买点,现在整个行业处于静态,没有买也没有卖,变成了死水,这是最难的。我觉得疫情会让这种现状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半年到一年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中国的疫情和全球的疫情是交错出现高峰的,很难说疫情继续扩散后会不会在下半年卷土重来。
对于画廊来说,最具体的措施就是第一尽快把外面的欠款收回来,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度过最艰难的几个月;第二建立新的销售系统,尽可能产生新的销售收入。这次疫情很可能会淘汰一批画廊,毕竟目前有展览开幕的画廊还没有几家,三个月后再来看,可能有些画廊真的就没了。
陈海涛(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创始人)
“画廊不是开餐馆现炒现卖,而是能在十年后留得下”
对于画廊来说,所谓的外部危机都不是危机,真正的危机其实来自内部,来自对艺术的理解和对当下的判断。我们原计划今年春天做15周年展览,也想邀请大家过来吃个饭,但因为疫情就选择线上逐年梳理和呈现我们这些年的展览,转化了一种方式,反而做得还挺好。大家理解的危机可能是卖的多少、能不能发出工资、裁不裁员,但我们做展览从来没有奢望过卖空它。做了就是做了,不用太看眼下的效应,我做的艺术在十年后还能不能留得下,这是我心里的危机。
当然做画廊必须赚钱,你得承认它的商业属性,因为有了钱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生成品质。不过赚钱有很多方式,开餐馆式的画廊是可以赚钱的,现炒现卖的利润是很薄的。画廊经营的艺术品,有它的文化和金融属性,一定要用时间去衡量、去验证。所以最能盈利的方法就是做得准确,能确保每一个人能做的是在未来美术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高过于所有天天忙着炒菜的画廊。别人都说我很焦虑,我确实每天都很焦虑,比如每次的展览怎么做好,我感觉那才是每天面对的危机。
15年前,最开始做站台中国的时候很青涩,懵懵懂懂地就进来了,每年拿出100多万做一个非营利空间,为什么做?我不太好意思说是情怀。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些话可能也是吹牛而已,面对的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只能咬着牙坚持,让一分钱给花到最好的效用,把能干的事干得品质稍微好一点。
王新友(偏锋画廊创始人)
“最想做的还是完善自己,力求目光长远”
我们的确赶上了所谓的井喷时期,不过“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大吗?我们的当代艺术已经有历史性了吗?作为画廊主,不论是那时的自己或是现在的一些朋友,都是一腔热血地进入了这个行业,希望为艺术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艺术家们如此,藏家也是如此。
艺术市场从不能单独地谈论,它是受整个大环境影响的,包括经济,大众对美的认知等。那我们回头看,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的股市危机、去年开始大环境不好、现在的新冠肺炎,这样看我们这几年的确经历了蛮多挑战,但机会也一直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直坚持做好画廊这件事儿,说起来很俗,但是我们真的是想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儿。
画廊业不是一个挣钱的行业,尤其在中国。偏锋成立的这十几年中,没有对的决定,是坚持的过程中把它变对的。我们也是刚开始走这条路,谁知道哪条路弯哪条路直,弯路直路又有什么区别,条条大路通罗马。危机转机差别不大,我们只是平常心在做画廊,不是上市公司。
布朗·华莱士(红门画廊创始人)
“营销成本可以节省,但需要慎重考虑”
我们那时候运营成本很低,但运营模式基本上和今天是一样的:长期代理艺术家,接受寄售,并收取销售佣金。1996年,有几家画廊在中国开业,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的规模,但直到2000年之后艺术市场才真正成气候。1990年代,重要的国际展览将中国当代艺术带到了更广阔的领域,拍卖会、基金会和博物馆、双年展以及更多的画廊都在扩大这一行业。
2006年红门画廊入驻798艺术区,2008年租期结束时刚好遇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考虑到运营两个高知名度场馆的昂贵成本,我们只保留了东便门角楼的空间,以便将更多精力放在展览项目中。
这次的疫情对很多画廊来说也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在画廊的运作中,员工工资和租金是最大的固定成本,可以节省的部分是营销成本,但需要慎重决定。由于对公众参观和集聚(如开幕式和私人晚宴)的限制,画廊正常的运作模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实体空间对画廊的艺术家和观众而言仍然重要,但更需要在社交媒体和在线营销活动保持画廊的形象。
红门画廊成立以来也经历过起伏,但是过去长足的经验让我们得以继续前行。我们一直坚持长期支持年轻艺术家,包括1990年代开始合作的艺术家以及一直在寻找的敏锐和合拍的年轻艺术家,希望画廊成为我们合作艺术家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并与他们一起在这个行业留下画廊的印记。30年过去了,我的中文应该好多了,目前我还不熟悉新媒体等在线平台,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更加投入其中。
张 迪(空白空间总监)
“‘云工作’时期,通过自媒体让公众了解艺术家”
搬去草场地那几年,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时间,对于空白空间来说,最难的还是那几年的时光。在起点与目标之间,永远没有直路。
今年疫情的发生,如同一个急刹车,它打破了工作的惯性。如果没有疫情,我们应该会在2月中旬休假归来,2月底开幕王拓的个展,参加北京画廊周,然后飞去香港,工作在巴塞尔博览会。由于疫情的原因,以上这些计划要么取消,要么推迟。这其实也是行业内大家都在面对的处境。以今年疫情之下的行业形势我们要开源节流,共度时艰。
“差时集”不但呈现了艺术家多元的创造力的同时,团队面对线上工作时的潜能也被激发。4月起,团队自发制作了讲述艺术家与展览的小视频,以“空白办公室”的名字发布在各视频平台,希望通过自媒体的平台,增加公众了解艺术家实践的途径。
原本应在画廊空间呈现的王拓个展,我们也建设为线上展览,近期即将上线。敬请大家期待。
李 力(Vanguard画廊创始人)
“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些画廊内部的事”
我一直说开画廊之后运气还不错,当时正好中国美院开了新媒体系,一帮做影像的艺术家都在杭州,在2005年的时候就认识了孙逊。我一直对录像这类作品感兴趣,后来合作的艺术家中从事影像创作的很多也跟这个有关系。2006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艺博会CIGE,我当时觉得这件事可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过了两三年才知道博览会应该是我去的地方。
那两年看作品买东西的人确实不少,但我们合作的艺术家不是市场特别喜欢的那种,那时候盛行的拍卖我们的艺术家也没有可以拿去上拍的。我们尽量回避了当时的流行符号,想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对于市场井喷期的感受是,别人吃了肉、喝了汤里最精华的部分,我们还是喝到了一点带油的水。
如果说这16年来最艰难的时刻大概就是现在了,不只是目前没有收入的问题,而是不知道这个状况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最糟糕的事情是,整个市场没有信心,并不仅仅是艺术行业。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间市场的起伏更多是经济周期,而不是全面的灾难性的,而且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也许我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些画廊内部的事,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但如果停下来的时间太长没有资金来源做支撑,这件事也是做不下去的。
不清楚这次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们只能尽力熬过这个时刻。这次疫情复工后新展开幕,上海几个画廊主过来聊天,都没有感到颓废,反而积极思考各种办法,同行之间的鼓励有时候也很重要,这种激励的状态让我很感动,我觉得现在整个上海的氛围很不错,每个人都在尽力,心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