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 水墨之外
谷文达的造型几乎成了一种符号:头顶剃光,脑后挽起一条长至腰际的辫子,圆形黑框眼镜。澄澈坚定的目光中,依稀存留着那个血气方刚年轻人的身影,耳边回响着豪言壮语“在这儿要一个接一个地出击,我想十次以后会站在高地前卫行列,那儿将有我的名字,一个从中国来的艺术家。”历经27载破浪前行,曾经恩师陆俨少眼中的“桀骜不驯的野马”如今早已挺立潮头,兑现了当年夸下的海口。
创作长达21年的《联合国》悬挂第二届香港巴塞尔博览会现场
可用时间和数量丈量的作品价值
“那时候很幼稚,但只有幼稚才能挑战,初生牛犊不畏虎,人活着就需要野心。”
谷文达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说到。连日来的无数采访和社交令这位年近花甲的长辈也有些透支。“有没有感觉到现在自己在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新水墨比以往任何潮流都要成熟,因为它是从母体衍生出来的。尽管现在正经历风风雨雨,但精英会最后留下。别人说我是去年增值最快的一个,现在它的回升是正常现象,在当下我的水墨是不会贬值的,我很清楚自己的卖点”。“卖点”,一位艺术家用了一个颇具江湖气的词,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未等我挑明,他已经领会到这个问题的用意。这与此前媒体对他的描述吻合:一位策略型艺术家。
一边流淌着纯正的中国传统书画血脉,一边以文化迁徙者的身份掀起水墨革命,从水墨跨越到当代艺术,从中国跨越到西方,这的确是他的本钱。谷文达说自己足够幸运。表面看,他的成功像是这个时代拟好的一道填空题,位置已为他预留。去留之间,左右之间,命运分野,作品映照时代,时代也塑造艺术家。
或许有人会说,只要努力往里填,答案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但谷文达给出的答案却是:创作长达21年,近400万人贡献过自己头发的《联合国》;经过22年的反复推敲琢磨篆刻的50块石碑《碑林:唐诗后著》;16个国家的60位妇女助他完成的引发巨大争议的作品《血之谜》;再到近期组织1060位小学生同时书写《孝经》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凭借这些可以用时间和数量丈量的作品价值,即使不为他预留,也足以支撑谷文达的艺术厚度。
《遗失的王朝J系列》每张93x 60cm 水墨纸本 2011
计划中的whole art
但是,这似乎都无法敌过他在拍卖场上1495万的破纪录数据所赚取的眼球。“我希望艺术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谷文达透露了一个他计划中的方案:“我想以艺术市场为概念做一件艺术作品,这件作品本身是一个投资机构。我作为投资人之一和创作者参与其中,它将囊括投资人、作品创作、展示、运作、推广等,我称之为‘whole art’。”他用“辉煌”来形容这个听上去尚未实现、却超级疯狂的自我营销计划, “我这是在跟拍卖行、画廊叫板,必然会招致非议。但我想讨论的是,即使赚了一个亿又有什么用?”市场在前方招招手,无数人为之心动,朝其狂奔,艺术与商业媾和早已成为必然。尽管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苛求艺术遗世独立超然物外,但在自己的作品正受到市场的青睐时,却以艺术之名向市场发起挑战,也的确符合这位向来“破坏力”极强的狂妄英雄主义者的思维。
30多年未变的发型仿佛是谷文达显像的文化符号——一半是在中国长的,另一半是在美国长的。“它象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天秤座的谷文达,常年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两地,游走于传统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两端。他的家庭亦是如此,太太是西方人,生活里一直存在两种文化误解、冲突、对话、和解。这些,都是他独特的创作来源,而不是来自美术馆的专业知识。他更渴望接触跟艺术完全不沾边的陌生领域,现在唯一的爱好就是开着拖拉机在自己美国郊区的度假别墅门前割草坪。
《两种文化杂交的戏剧性》537 x 94cm(每幅)宣纸、墨、白梗绢装裱立轴 1985-1986
“如果不做艺术家,我也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从1986年谷文达在陕西杨凌全国中国画理论讨论会中,展出的十幅巨型水墨画与水墨行为艺术组合成装置艺术《两种文化形态杂交的戏剧性》掀起的狂风骤雨开始,质疑声就从未离开过谷文达。艺术评论家刘骁纯当时对他的评价是:谷文达可以说是当今中国艺坛破坏性最大、反叛意识最强、走得最远的人,是远离中国广大艺术家群、更远离公众的超凡浪子。”但是,随着《天堂红灯——茶宫》、《中园》、《孝道》等大型公共项目的诞生,当年最先锋的水墨革命斗士如今称之为“最贴近大众的当代艺术家”似乎也不为过。
“艺术家必须要有感召力,具备拓展自我的能力和视野,我喜欢交涉,我享受项目达成带来的成就感。如果不做艺术家,我也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这些听起来形而上的言论,似乎最难打动喜欢听到犀利言论的艺术媒体人。“广泛的公众参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命线。”谷文达所做的,正是在为金字塔顶的当代艺术铺设厚实的基础,而这也意味着他被认可的时机还需要往后延。在这个共识匮乏的年代,既有热情拥抱中国崛起者,也有深深的怀疑者。这就是一个矛盾的时代,正负能量每天都在上演贴身肉搏。
敏感地握住时代脉搏的人,并不认为是单纯的投机者。更何况,谷文达在一边创作醇厚人文气息的平面作品的同时,还在一边实施需要耗费巨大精力调动各方资源才能实现的大型公共项目。那些说他哗众取宠的论调此时显得像是无稽之谈。
作为艺术家的谷文达,他的人生字典里写满了“创造”、“超越”、“颠覆”这类字眼,但他既不是引领潮流的人,也不会被潮流淹没。在充满声色的人群之外,谷文达好像独自拥有一个时空。
《碑林-唐诗后著》在今年香港巴塞尔的汉雅轩展位
在母亲节当天(5月11日),谷文达携其最新大型装置作品《孝道》亮相佛山,与千名少年共书《孝经》,完成了他的全球艺术计划现场最大的一次创作
Hi艺术=Hi 谷文达=谷
“我喜欢交涉,也享受项目达成的成就感”
Hi:有没有感觉最近自己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候?
谷:因为我现在置身于新水墨这个潮流之中,它就像金融危机之前的油画潮流,相对来说比以往任何潮流都要成熟,毕竟当代艺术三十年了,而且它是从母体衍生出来的。尽管现在正经历风风雨雨,但精英会最后留下。但我感觉大部分做新水墨的艺术家并不完全了解当代艺术,而当代艺术家画水墨也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慢慢接触文人传统,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别人说我是去年增值最快的一个,现在它的回升是正常现象,在当下我的水墨是不会贬值的,我很清楚自己的卖点。作为一个前辈,我正好处在这两个之间,加上我在西方待了27年,在中国待了32年,两边都参与,这都是我的资源。所以我能看到当代水墨各个方面,我感觉他们缺失一块真正前卫的东西,假如你把宣纸、墨抽离,它从形象从观念上没有独特之处。你脱离了中国的传统,也必须脱离西方的影响才能成为原创。这一点我恰恰都具备了。
Hi:最近几年都陆续在做大型公共艺术项目,如《中园》、《孝道》等都是将精英文化导向大众文化,是什么驱使你去做这些耗时耗力的项目?
谷:假设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金字塔,最后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在塔尖,而任何精英都是由下面的基础决定的。我认为中国的精英文化还没有建立,我们所谓的精英,说得难听点,就是土豪。精英文化必须有一个大的载体,就像中国文人画的精英也是因为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基础。只有让小学生都知道教科书里有“当代艺术”这个词汇,才会有所谓的主流文化。你跟政府没有对话,跟老百姓没有对话,那这个艺术是什么?很多当代艺术家都是躲在自己的工作室做作品,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仅仅是靠策展人、几本杂志、藏家、开个发布会就把自己的作品消化了。但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能仅仅是工作室里的艺术家,你必须有感召力,能感动企业、感动政府。比如这次在佛山做《孝道》,前前后后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艺术家要有这个本领,能够影响你所需要的条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能是我乐趣所在,我喜欢交涉,也享受项目达成的成就感。假如中国的普通民众都喜欢当代艺术,政府会不卷入吗?政府能封杀吗?封杀不了的。所以我希望大众参与当代艺术。
Hi:会不会担心削弱作品的张力?
谷:以往注重的愤怒的、扭曲的形态会慢慢转型成为娱乐市场内的正面引导。批判性在于正面的引导,提出一个理想的概念,也是对当下的批判。例如《中园》提出的理想化的园林,实际上是对照搬西方园林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个引导,通过引导来正面影响开发商。
将当代文化拓展为主流文化
Hi:这么多年在创作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谷:我认为中国艺术家可以分三类:纯粹传统、纯粹西化,以及中西合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试图超越这三类,这是最痛苦的事情。直到《联合国》的出现,才解决了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想做一件跨人种、跨文化、跨国家的作品。国旗是每个国家的身份界限,但是底下各国人的头发又全部混在了一起,这是一个矛盾的对立体。联合国其实是一个很荒诞的概念,人和国家都在不断分裂、联合。
Hi:艺术家的使命或者责任是什么?
谷:对我自己来说,我有责任让自己活得好一点;再有一个就是我要将当代文化拓展为主流文化,我希望这个时间更早的到来。因为佛山这个项目,有“精英媒体”说我被政府招安了。这种话根本不存在任何价值形态,招安是互相的,你不互动的话怎么让政府来款待你?
Hi:你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应该是什么?
谷:市场是一个终结的价值,评判你的作品有多少价值卖多少钱,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面就是你的社会价值,只有社会价值存在了,市场价值才会存在,因为作品最后是服务于社会的,藏家也会看见,市场也会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