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群 做一个语境的提供者
策展人戴卓群
从2007年创办《当代艺术》时,戴卓群正式开始了其自身的艺术实践。可惜过去文人出刊办报的时期一去不复返,当代艺术的全面市场化让身在其中的所有人都进入了新的时代和挑战中。对戴卓群来说,策展人是语境的提供者,而展览中的一切都应该是活的、不断打开的,它会触及(艺术的)边界,呈现开放的状态。
Hi艺术=Hi 戴卓群=戴
策展人和艺术家是相互平行,不断交叉的关系
Hi:在一个展览中,策展人和艺术家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戴:我会在工作中尽量跟艺术家保持平行,然后又不断交叉。策展人和艺术家都在个人的线索上展开工作。我认为在通过展览发生的关系里,展览应该是主体,而不单是艺术家或策展人。之间的合作促成了展览形态的生成,彼此之间展览的协作会让单体的工作有更好的呈现。
Hi:从何时开始策展实践的呢?
戴:2007年的时候,在北京展览馆,策划了一个雕塑的群展,那是第一次的策展尝试。当时我创办过一个杂志,那会做杂志,不会把它看成像现在的媒体,而是试图跟策展和批评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诉求。所以当时对我来说,主编一本杂志、写文章、策划展览近乎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按照我那样的思路,杂志是做不成功的。
Hi:把杂志当成一个思考的载体。
戴: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无论做批评还是做策展的人,应该都有办报办刊的情结,是言论的出口,类似了民国期间文人办报的黄金时代的情形。但媒体完全被市场化了之后,我们这些人就不太敢去做刊物了,因为它好像变的更加复杂和困难。
“暖冬”计划第三站:“文武双全”暨暖冬运动会,2010
Hi:“暖冬计划”是在策展上重要的开始?
戴:那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事情,但是似乎不能看成是一个策展行为,2009年底,因为众多艺术区的维权行动而发起了“暖冬计划”,它不是一个针对艺术本身的事,而是跟艺术家的生存状态相关的一个活动或者说事件,也是我做为策划人介入最宽广的一个事件。当时正好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只是计划的发起人,后面的一系列活动都是由我们成立的策划小组一起来推动的。在整个事件的前后,参与到其中的艺术家非常多,因为面临拆迁的艺术区太多了,近十几个艺术区全部卷入这个事件里,前后持续了四个多月。
Hi:一次不同于常规展览的策划活动。
戴:在“暖冬计划”之前策划展览对我投入的精力来讲还是一个相对业余的状态,而“暖冬计划”这个事件的经历,刺激我想要通过策展的方式更加深入整个艺术生态内部,并对这个时代的艺术状况做出反应,而策展实践本身也更能带来个人化的独立视角。
“暖冬”计划,白日梦集体创作,2009
在“专业”中开始业余化的历程
Hi:在“白盒子”当执行馆长的时候,面对的就不仅是展览的问题了。
戴:那段经历,实际上是主持了一个空间的整体工作,展览里包含着对机构自身的思路和规划,那么从展览的角度来看,有延贯性的同时当然也有局限在里面,对展览本身的考量往往置换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和看待。
Hi:你如何看待策展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问题?
戴:在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本身就是他的职业,所以更重要的是去强调工作的“专业性”。如果从事策展人的工作,必须从个人学养和具体方法的专业上来保证对事物的理解和呈现。但同时,我个人对待策展实践的时候,又会抱持“业余化”的立场,我希望作为策展人,或者说作为今天从事艺术的一个人,能够有一种自我业余化的立场。这个业余化不是说非专业,而是希望打开限制,不去做自我身份和角色的固化,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践上,做一个自由而开放的人。
《文明》第二回:榆林,考察建安堡,2013
Hi:在你的策展实践中,画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戴:因为目前中国的艺术生态还没有生长起来,策展人与机构的合作,相对来讲画廊系统是一个最活跃而前沿的环节,然后才是美术馆以及一些独立项目。而从我现在的工作范畴里看,画廊无疑是最重要的平台。今天艺术领域很多最前沿的工作是画廊在推动,反而美术馆系统显得相对迟缓和滞后一些,不过近两年情况也逐步在改善,公益机构和独立空间的缺乏也使得画廊在一定程度上肩负了相关职责。同时要看到的是,国内的画廊业还很薄弱,即便我们业内最好的画廊,与国际大牌画廊相比,依旧稚嫩和根基不足,自身系统不完善,不健全,是整个行业共同的现状,而成长需要时间的过滤和从业者的不懈努力,大浪淘沙,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
Hi:如你所说,许多实验性的作品和展览都是在画廊里展开的,但画廊的商业属性不会让这些“实验”和“前卫”消费太快吗?
戴:画廊本身就是商业机构,把艺术做成生意是其本分,支持和推动非商业化的实验行为是一种情怀和态度。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实验”和“前卫”会在今天被抹杀掉,中国现在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期,提供了各种可能和方式,而“实验性”就意味着超出体系之外和某种意义上的边缘状态,它可以自由自发生长,可以很残酷,这也是当下艺术现状的魅力所在。
Hi:都是在困境中求生存。
戴:在这个环境里会出现自发自为的智慧和力量,野性的生命力是最强的。不要去担心“实验性的”或这种“自发生长的”东西没有一个制度环境,如果发生在一个安全的制度环境里,也就同时违背了它本身的状态。
《文明》第二回:榆林,考察统万城,2013
策展归根结底是一种实践和行动
Hi:在一个展览中,如何确保名单(参展艺术家)的质量?
戴:我希望对艺术家的甄选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跟展览所提供的语境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具有针对性的,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我会尽可能地保证我对这个名单的初衷。但今天邀请艺术家参加展览不是简单的“合适”或“愿意”的问题,策展归根结底是一种实践和行动,现实中会面临各种可能遇到的意外和障碍。
Hi:里面会有更复杂的阻力?
戴:也不一定多么复杂,但遇到阻力是肯定的,比如一个最显著的现状是艺术家的商业合作关系比较复杂,某种程度上它会对策展人的工作形成一定阻隔,还有比如时间、地域、档期、经费等等的限制,这时候我会尽可能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去考虑问题。当然展览需要处理和协调好发生关系的各个方面,以保证质量为第一要务,但不勉强,这是原则。
《文明》第二回:榆林,展览现场,西安OCAT美术馆,2014
Hi:谈谈你的《文明》系列,在艺术家的选择上,也会面临人情问题吧。
戴:是人都会有情,但要在情理之中。我从2013年开始做的“文明”项目,这是一个先有在地考察和行旅,之后展开创作并呈现的系列项目,时间跨度比较长,目前已经连续做了三回,先后选择了太行山的“林虑”、陕北的“榆林”以及湖北的“江陵”做为三个具体的目的地,并陆续在北京白盒子艺术馆、西安OCAT美术馆和湖北美院美术馆推出相关展览与文献。基于这个项目自身的出发点,每年都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参与进来,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对项目的理解、兴趣和认同度也会各不一样,这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往往当策展人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艺术家同样也在选择策展人。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展览能够多元地呈现出各自歧异的面向,因此我在邀请艺术家的时候会考虑他们之间创作领域的差异和各人的特质,但这种差异的背后又必须隐含其内在的关联和一致特性,就是对《文明》这个项目语境能够做出反馈和回应。
游戏,中国青年艺术家展览现场,2011
展览打开概念,也破除概念
Hi: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戴:年轻的艺术家会和策展人关系相对紧密一些,跟策展人工作的叠合度更高。艺术市场出现以前,艺术界的构成比较单一,彼时艺术家和策展人建立了最紧密无间的关系,现在则除了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还有画廊、收藏家、拍卖行、媒体、经纪人等等角色和环节的形成,所以从大环境来说,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关系不会像过去那么密切了。
Hi:什么样的艺术家会让你感兴趣?
戴:核心就两点,一是人,二是作品。从人的角度来说,我特别欣赏那种具有智慧和洞见,又不管不顾的、决绝的、不留余地的艺术家,具备抗拒潮流的定力,能够守时独立抱寂寞,这样的艺术家我会非常心仪。
Hi:会给你制造困难的艺术家,是否沟通和把握起来也相对困难一些?
戴:这其实是我乐见的,我希望艺术家在合作过程中能够带给我启发和刺激,他可以不断的颠覆预设的前提,可以不断的质疑、否定和打开思维。我自己也是这样,既不愿意受到限制,同样期待失控或偶然的突破,我做策展迄今为止,从来没有通过明确的概念来规定展览,相反的,我所有的展览都是在试图打开概念,或者说是在破除概念。
自觉,绘画十二观,展览现场,2014
Hi:“非概念”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戴:是延展意义的温床,比如说“文明”的项目,文明是什么概念呢?很多时候我只是借用这个词汇本身散发出来的气质,与我们的观念相应和,可以被感知,而不是去限制,这也是我对待知识、看待事物的一种态度,又比如说我前不久在唐人策划的“自觉:绘画十二观”,“自觉”又是什么概念呢?我旨在提供一个启示,呈现一种状态,最好的回应将是能引发认知层面的共鸣。
Hi:带有不确定性的启示。
戴:我觉得很多时候策展人应该是一个语境的提供者,因为艺术家的工作是非常独立的,那么策展人的工作体现在那里呢?艺术家通过作品,而策展人则通过展览提供一个语境,里面是活的、不断打开的,它会触及(艺术的)边界,呈现开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