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丨曹斐 她用艺术重新“点燃”这座废弃影院,如今将与它告别
红霞往事
“失败”的电影
误入当代艺术
面对审视
不带偏见
我没有既定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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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斐(以下简写为曹):以空间场域为核心的作品,确实成为了我过去20年创作的一条线索。从最早1995年的舞台剧《星星之火Ⅱ》中就虚构了一条巷子,到《失调257》中来自广州美术学院的门牌号257号、实验纪录片《三元里》,再到后来的《La Town》《亚洲一号》《人民城寨》《新星》都是以虚构的城市作为题目的。这些作品中都充斥着不同的空间地点,有时候人物甚至是淡去的,或者是帮助梳理历史时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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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它是一个虚拟数字平台,也不存在游戏的竞技感。我从2007年它最火的时候开始在里面建造城市,不过他们现在已经转型,这个平台也式微了。有趣的是,前几天我还突然收到他们给我的邮件,时隔14年,在这件作品第一次全面呈现给国内观众的时候,再加上加密艺术的热潮,它好像跟当下发生了某种回响和重遇。就像被废弃的影剧院,在某个时间点遇到一个艺术家将它再次点燃,如同一颗新星,在走向爆炸前发出最亮的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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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我的工作方式就很多种:在做《人民城寨》的时候需要跟程序员合作,让他们根据我的想法构建一座城市;在拍电影的时候需要来自这个行业的人介入我的创作,他们平时是拍商业领域的东西,跟我接触的时候需要了解我不一样的诉求。去年疫情期间在新加坡做的《不安之岛》又是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只要一部手机就够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一个既定的方式,一定要怎样做。那天蔡徐坤来看我的展览,他说看到平时的影像和装置之外,还有大画幅的电影,原来是一个导演;后来看到另一件作品,我在屏幕上唱歌,又成了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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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很多时候我还是从当代艺术的角度出发,比如《La Town》中就用了杜拉斯《广岛之恋》中的对白,把广岛全部变成La Town,这不是电影中的致敬,还是属于当代艺术的方法。当然我也可以找专业的编剧,写出一个能拿龙标的作品,但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也没有能力做。每个圈子都有一堵墙,如果这种越界未来有一天要发生,我觉得它也必然不是一部工业化出来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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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像“红霞”中的工厂是没有办法体验的过去,但是从文献资料看到它的宣传、标语、制服,都让我觉得特别有趣,也许它暗含着意识形态或者时代的印记。像《亚洲一号》中京东仓库,那种几乎完全不会出错机械化分拣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偌大的仓库里几乎没有人,但关键是每一个货品背后都是一个人的下单。2006年我做的《谁的乌托邦》,10年之后珠三角已经失去了制造业的优势,所以后来的创作也会带有超越当下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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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我觉得广州这座城市更新的能力变弱了,还不及成都、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它们还有活力的空间。珠三角已经失去了制造业的优势,可能长三角成为一个更大的制造业ID。不知道下一轮城市更新会怎么样,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也谈不上悲观,只是觉得目前有点颓。
对普通观众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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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当时《谁的乌托邦》已经完成了,我觉得以珠三角为地域背景的创作做得差不多了,有点想走出去。当时在北京正好也有项目和展览邀约,而且北京正处于奥运前的繁荣,对外的交流非常丰富,无论是艺术圈还是媒体圈、音乐圈都在从南向北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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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记得刚来北京时,有各种著名艺术家的展览和饭局,现在那种在场的热闹可能没有了。非营利空间项目没有那么多了,年轻艺术家也没有像“双飞艺术小组”那样玩闹的了。当时798艺术区几乎都是艺术空间,现在很多都成了商业的消费空间,不是说这种变化是好或者不好,只是艺术家的展览机会减少了,也支付不起昂贵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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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那天我碰到一个艺术圈的前辈,他说UCCA都请网红去了。我觉得这也是今天特有的现象,艺术行业的人喜欢进来,那为什么网红不行呢?甚至他们也不是网红,只是喜欢打卡,喜欢用小红书社交的年轻人。我也没有预计会有这么多年轻观众群体喜欢,但我觉得只要他们能够找到和自己契合的地方,都是触发这个展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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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那个展览被《卫报》评为了五星展览,不过在展览开幕两周之后就因为疫情关闭了。但是因为中间闭馆期间的发酵,相隔半年,8月份再次开放时很多人都预约不上了。其实我也很好奇国内观众是怎么解读这些作品的,也看到一些普通网民们的评价,他们并不是批评家,但对于我作品中所关注的东西能够感知到。其实田霏宇也说,在国内展览相比于国外,已经多了一层关于中国电子工业和制造业转型题材的门槛,但是观众都很聪明,完全没有太大的障碍。也没有觉得这是为国外输送中国故事的国内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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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它是友好的。很多国际美术馆的展览,其实放一个底座在那里,然后有一根电线连接着电源,能够明显感觉到观众和作品的距离。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也不是刻意为之的,可能因为我的本身就是跟城市有关的。展览一层有一个餐厅,观众可以随意吃东西,香味可能会飘到上面的展览,大家一下子就放松了,不会觉得是在看一个严肃的展览。这可能正是我创作的底色,每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可以放松,然后可能在某个作品前停留、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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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没有算过,我看到朋友圈有人说看完需要四五个小时,小红书的有些攻略说要8个小时,需要带干粮和巧克力。
艺术家的好处是可以随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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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90年代吧,因为我最主要的成长就是在90年代。那时还没有2000年之后对于城市化的反思,大家的距离也不像今天这样拉得这么近。90年代很多艺术事件发生在南方,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亲历其中。不过广州这座城市非常开放,也充满了机遇,跟内陆的城市反差很大。15岁考上附中,我跟几个好朋友坐火车北上,感觉穿着上完全没有广州那么新潮。当然在“红霞”项目中,《新星》这部电影并没有赋予明确的时间,有80年代费翔的歌,也有50、60年代外国专家援建的情节,我称它为一个没有时间坐标的空间。只是在《红霞》纪录片中或者电影院的文献票据是真实的时间线。就像《亚洲一号》以京东仓库为蓝本,这个电影就是以红霞为蓝本进行畅想的复古的未来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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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因为大半年来都在筹备UCCA的展览,很多关注点都停下来了。不过艺术家也不能像一台永动机,我觉得可以缓一段时间再去找下一个关注点,在紧张和轻松之间不断地调整。就像《不安之岛》就是很轻松的用手机拍的作品,相比于电影导演,艺术家的好处就是没有包袱,任何时候想要创作就可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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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对我来说音乐和影像是相生相伴出现在作品里的。但我也不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什么都听。像拍摄蔡徐坤的时候,我就让自己听了很多男团的流行音乐,觉得也挺好听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听流行音乐过来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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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上公共课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们看当代艺术影像,比我更年轻的艺术家作品,很多人一下子消化不了,因为他们是来自各个专业的,可能平时从来没有碰过影像。后来就转移到介绍西方录像艺术史,按我的分类进行梳理。在疫情期间,我每周让他们根据相应的主题,进行一两分钟的作品创作。比如让他们三人一组,一个人写剧本,然后给第二个人拍摄,最后一个人剪辑,但是这个过程不能给另外的一个人知道,最后有的做得很差,有的有一些神奇的效果。另外,像是我自己的研究生,我更倾向于言传身教,让他们参与到项目里。我的好几个学生都参与了《新星》的拍摄和这次的布展,让他们近距离看到我的工作,包括跟美术馆的沟通,跟展览各方面的协调。因为我是做影像的,不是一个理论艺术家,艺术家个人化的语言没法放在课堂上讲。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展览要在这里放一个章鱼,为什么《亚洲一号》里有很多柚子。
也许能为这个系统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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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没有什么野心。我觉得这次个展是一个挺完整的呈现,然后再继续创作,目前基本上挺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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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不可以这么说,任何阶段都有不同创作的状态,在疫情期间那种憋屈的状态下也可以进行创作。现在通过这个展览有更多的公众认识我,可能又会去到另外一个未知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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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自由的职业,其实我很少去展览开幕,有时候展览上遇到了别人会问我不是在广州么?不是在新加坡么?我跟这个圈子很近但又很远。就像你们听到我的名字,但没有经常看到我的作品是一样的。我觉得当代艺术是一个很有包容度的称谓,能够包容我想要的工作方式。相比于传统的观看影像的方式,我可以找到另一种自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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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不知道会不会当作家,但我觉得写作的强度还不够大。或者做电影导演?如果命中注定我开始没有选择这条路,那么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想法。可能每个影像艺术家都有电影梦,但比较接近这个梦的时候,才发现它并不是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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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我觉得肯定是属于这个系统,但是这个展览能为艺术系统带来什么,我没有专门考虑过。当然很多人已经跟我说,它可能会为以后在UCCA做展览的艺术家带来一个挑战。其实我一早就想做这样的事情,只是真的没有机会,国外的展览没有机会这么搞。我不是那种挑战系统型的艺术家,也许这种举动会为艺术系统带来一些影响或者触动,这是我不可控制的。就像我1995年在学校舞台剧里的那种反叛的表现,当时甚至不知道这叫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