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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武汉的居民已经在围城中被隔离了54天。艺术家魏光庆说，封城后宅在家里，去不了工作室，什么也干不了。这或许也正是大部分身处疫情中心的艺术家状态。事实上，受到影响的不只是那些常驻在武汉的艺术家，也包括探亲滞留武汉的、因为回老家或旅行而无法返回武汉的艺术家。在这个出不来，也回不去的围城，艺术家们都经历了、做了什么？我们采访了11位艺术家，和他们聊了聊这个特殊期间的生活和创作。

 

3月16日，距离武汉封城已近两个月。艺术家马六明发了一条朋友圈：隔离第57天，配图是一张他坐在哥哥家院子里假山上的照片。他是因为1月19日回武汉探亲，四天后武汉封城被困在这座城市的。他并不是唯一因探亲而被迫滞留在这里的艺术家。
1月中旬从上海回武汉探亲的艺术家罗威，准备月底返回上海，但是封城后滞留武汉了。艺术家孙静从大年三十前两天开始发烧，感染了新冠病毒，开始求医之旅。她经历了武汉疫情的高潮阶段，目睹了患者井喷式地在各大医院挣扎求生最艰难的时期。

因为孩子和我一起回的武汉，所以封城之后，每天要做的事情主要是照顾小儿子的生活起居和陪他打游戏。偶尔会看网上关于疫情的信息，由于消息的真真假假搞得人心惶惶，从一开始对疫情的半信半疑到恐慌，再到现在无奈的习惯。方方日记也是每天必看的，等待疫情结束，感觉自己都不习惯见外面的人了。
现在我们住在我大哥家，买菜就在美菜网上进行，开始时物资匮乏，快递小哥也不够，他们是2000元起购，后来也有800元、300元起购的，现在比较正常了，是100元起购，品种也比以前丰富，第二天就能送货。
在这期间，业主还可以用拼购的方式买些更新鲜的食物。在封城期间，我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常常陪80多岁的老母亲聊天，她最有兴趣的是聊我小时候的趣事。在对我的小儿子的陪伴中，更感受到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刷剧也是必须的。
在义拍活动中，我拿出两件自己的作品，一件捐给了由刘钢和张培力策划的为武汉医务人员的安全保护义卖“同气连枝—花鸟集”；一件捐给了“至诚—中国嘉德网络公益拍卖”，他们筹措的资金会捐给武汉抗疫一线的突出贡献的医护人员保障和孩子的教育专项基金——东润公益基金。
这期间没有条件创作，但是会在朋友圈看一些展览的信息和艺术类的文章。疫情过后，想马上回北京，和北京的哥们聚聚喝顿大酒，带儿子去他以前最喜欢的地方玩耍。

 

 

我1月中旬从上海回武汉探亲，准备月底返回上海，但是封城后滞留武汉了。1月23日半夜看到武汉封城消息的时候，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震惊，然后迅速冷静下来，认识到这个时间段如果匆忙回沪（当时还剩七八个小时），于己、于家人、于他人都不是最佳选择，于是留了下来。只不过完全没有想到会封这么久。
封城之后，和大家一样，早期密集刷新闻的阶段，心理状态经历了大起大落，也有各种担忧，独自消化。慢慢静下来，学着随遇而安，尽力保持乐观。每天睡到自然醒，从早午餐开始紧凑的一天，下午主要是写毛笔字和看书，晚上时不时和亲友们在微信上聊一聊、刷刷新闻。现在整体心理状态比较平稳。
我住在号称武汉最牛的“零感染”小区华大家园，不管是不是真的零感染，我也更愿意相信小区是安全的。相信，使我和家人放松下来。这里的住户以华中师大的教师为主，小区内设施齐全，包括社区门诊部、几个小型超市、幼儿园、游泳池和体育设施、理发厅，当然还有武汉人喜欢的麻将厅。
这种特殊时期，真的是没有什么比稳定家人情绪和关心家人健康更重要的了。我的创作活动中断了，但创作状态没有停止。我回武汉时带了些字帖和宣纸。没想到封闭时间如此之长。幸好和国画家朋友相距不远，全副武装步行去打劫了宣纸。现在每日读帖练字，也很充实。
如今一切停滞下来，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种秩序，也开始反思自己所习以为常的观察角度和创作思路了。前几年我连续创作了一系列《孑孓》。那时候大家每天活在热气腾腾的幻象里。我当时的工作室楼底下有个存放杂务的地下室，陆续住进了好多人，木板隔间，很幽暗，偶尔看到他们发亮的眼睛打量我这个怪物。如今我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个外来的闯入者。如同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小区，即便经历了慌张和绝望，还是给我划定了一个安全的受保护的范围。我并未真正介入所谓的社会学反思——无法真正体会其他个体的境遇；在集体主义的高亢或盲目中，我们自以为是的呐喊，如同孑孓的嗡嗡声，狂妄自大、令人烦躁又力量微弱。

 

孙静
1986年生于湖北，
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生死挣扎的时候，才知道平凡生活那么美好”

我是12月初回的武汉，从大年三十前两天开始发烧，感染了新冠病毒，开始求医之旅。作为患者的我，正好经历了武汉疫情的高潮阶段，这是患者井喷式地在各大医院挣扎求生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从惊恐害怕，一步一步慢慢好转。我算是幸运的，可能因为年轻，身体恢复状况还可以，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下来，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了。心理评估从方舱医院做到康复中心，分数都很好，算不算心理健康呢？
我妈妈也被感染，收治的时候已经是重症，并伴有很多基础疾病，但现在她也幸运地康复回家了，我姨爹却没那么幸运，他呼吸衰竭死在医院，连最后的告别也没有。其他家人都还好，没有感染，比起武汉很多受难的家庭，我们经受过苦难，但还算是比较幸运地走过来了。
这段时间国外疫情开始进入严峻形势，我仿佛看见年前的武汉，灾难来临的时候，只要不降临在自己头上，永远是旁观者的姿态，并且抱有侥幸心理，反应速度极其迟缓，当醒悟错误的时候，只能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忏悔了。现在的情况拨云见日，渐渐可以看见胜利的曙光，很多人庆祝胜利的强烈心情已经按耐不住，似乎一个月之前那些痛苦和死亡只是一场噩梦，惊醒之后便可以很快消解这些痛苦，忘却苦难是人自然的天性吗？恢复到安定的生活，但请不要变回麻木不仁，最后模糊不清地记串死亡数字，要知道这串数字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乘以四五倍的悲伤。希望这次教训，我们能记得长久一些。
疫情过后，想吃武汉的早餐，剪头发，和好朋友们出去旅游，让生活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因为在生死挣扎的时候，你才知道平凡的生活原来是那么美好。

 

正如艺术家魏光庆所提到的，封城后宅在家里，去不了工作室什么也干不了。同样身处武汉的艺术家傅中望，因为做不了大型的雕塑，他便选择唾手可得的图像材料进行创作。我们也得以在朋友圈看到他的创作日志。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写道，这个阶段傅中望待在家里的时间比十几年加起来还要多。
原本隔两三个月就会外出的李继开过上了单纯的生活，但因为长时间不能外出在心理状态上有一定的影响。艺术家周虹则表示，“每天过着惊恐且艰难的日子，思想被疫情所控制，基本没有创作状态。”

因为封城的消息发布得很临时，我也没有其他打算，疫情爆发之后只是待在家里。最初在忙论文，差不多一周之后开始画画，有很多感悟，创作了素描和架上，偶尔写写东西。因为一直有事情干，每天过得挺充实，要自己下厨，还有看书看电影，彻底过上了一种很单纯的日子。但太长时间不能外出，精神状态肯定会受影响。
生活方面的问题社区都安排得蛮好，微信里一下多了无数本小区的团购群，每个群团购不同的东西，覆盖各种日常生活和医疗用品，甚至烟酒、蛋糕之类的都能买到。
创作状态还好，自己比较有激情，总要做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去消耗时间。虽然日复一日很单调，但也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高强度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我估计一直到解除封闭都会保持现有的工作状态。
等疫情结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只是担心能不能顺利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外出。我很少一次性在武汉待这么久，一般来说，隔两三个月都会外出。现在封城快两个月了，之后一些工作上的安排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可能要到暑假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出行，对我来说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从武汉“封城”至今，我一直蜗居家中，之前每天看着各种关于疫情的新闻，关注着每日急剧增多的确诊病例，心理经历着愤怒、恐惧、沮丧和压抑。
也许是疫情逐渐有了向好趋势，也许是我已适应了宅家生活，现在的我，每天关注的是该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早晨睁眼就打开手机，逛着各种团购群买菜，然后做饭，清洁，消毒，晚十点还要准时打开盒马APP碰碰运气。
身处疫情的中心，每天过着惊恐且艰难的日子，思想被疫情所控制，所以基本没有创作状态。疫情过后，我想回家看望妈妈，享受妈妈的晚餐，享受妈妈的味道。

 

2月10日武汉严格封户前，如有必要的理由（比如去医院、买菜之类的）是可以出门的，艺术家柯明每次开车出去采购，可以维持一周的生计。他从创意天地工作室拿了一些生活用品和日常书籍，还有一些颜料，便开始正式居家隔离，再也没有去过工作室。
同是在这一天，艺术家徐文涛的住宅楼下有一例确诊病例，慌张之中连夜收拾行李直奔与柯明同在的创意天地工作室，因为安静人少，生活设施齐全，他将此处看作躲避疫情的好去处。而在他之前，对门的同事郎雪涛已经入住园区工作室。
艺术家王爽和王祺也是这个特殊期间住在工作室园区的艺术家，因为邻里关系比较近，没菜的时候，都是互相放在对方家门口，然后敲一下门给对方发个信息：“东西我留在门口了。”

12月30日晚，微信群里面流传一则盖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章的信息，内容是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我当时觉得情况挺严重的，但又担心这是一则假消息，于是向相关部门求证，得到的回复文件是真实的。第二天，此事又在各个群里发酵，在社会引起波澜，并引起我的警觉，我就当时考虑是否到药店买口罩，随后几天，各个部门包括电视台分别出来辟谣，也就相信“有限的人传人”这一说，认为也许冬季是每年流感季节高发时期，控制一下也就过去了，于是放松了警惕。
我在1月10日和16日分别参加两次聚会，17日到19日还去趟宁波参加了一次活动，感觉此事风平浪静，烟消云散了，但隐约之中总有些不安，因为总能零星听到一些外埠的防疫消息，比如香港。20日钟南山一句“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方使我才如梦初醒，而此时口罩已经脱销，22日晚微信群里传出封城的消息，顿时炸开锅，成千上万的人夺路而逃，有位在纽约读书的学生当晚由父亲开车送到长沙，买了高价机票去美国。我则考虑到家人都在武汉，就是出城也无处可去，在外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还不如干脆呆在家里。
果然23号封城，此后疫情大爆发，各种传闻接踵而来，每天被各种消息刺激，每天量几次体温，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关注自己的身体。各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震惊、焦虑、紧张、愤怒、悲伤、困顿，由各种消息通过各种传播机器来回传递，主角从某位不相识的个体到活生生的邻里、朋友、朋友的朋友，每一条都使心灵受到震撼，我院损失惨重的是失去了湖北最重要水彩画家刘寿祥老师，之前听到他进了火神山医院的消息，以为病情得到控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还是没有能躲过这次灾难。

 

 

2月9日住宅楼下有一例确诊病例，慌张之中连夜收拾行李直奔创意天地工作室，此处安静人少，是躲避疫情的好去处。后面看来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此工作室陆陆续续装修一年多，刚把冰箱、燃气等生活设施配齐，还没有正式启动，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派上用处。此后开始，我一直住在创意园区的工作室里，白天基本没有人，只有流浪的猫狗在街上乱窜，好像成了世界的主人。
我根据每天晚上窗户亮着的灯光判断包括我有5家人居住，我们之间并无来往，虽然平时很熟，特殊时期也就不串门了。我对面的同事郎雪波比我更早搬到园里来住，我的日常生活物资的网购靠他的远程指导下操作。一开始比较困难，需要在各种网上抢，能不能抢到就看运气了，但到后面网上供应比较充足，感觉政府在各方面管理进入有序。
疫情期间，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等待，但每天心情烦躁不安，除了浏览各种消息，布置安排学校工作以外，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去创作，既是想有关这类题材的创作，也是要等到以后心情平静以后再说。这次疫情对每个艺术家影响是深刻的，如果说以前的艺术家的反思是无病呻吟的话，那么这次灾难相信是对触及到每一位艺术家的灵魂。

 

 

刚开始得知疫情非常恐慌，因为我身边就有两个朋友发烧，并且春节期间都跟他们有过接触。他们其中一个连续发烧一个多星期，在疫情爆发早期医疗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庆幸的是他们都通过在家自我隔离吃药逐步缓解自愈了。
我这段期间也因为担心自己会发烧影响到家人，所以选择一个人住在工作室，算是自我隔离吧。而且武汉市内切断了交通，选择住在工作室还可以继续保持充足的创作和学习机会。每天在工作室里练练琴，有创作冲动的时候也会画一下画。在这种灾难性的时刻，音乐、绘画于我而言几乎是仅存的安慰。目前是每天通过电话和微信跟家人朋友联系，他们此刻也都各自隔离着，我有时候也会录一些我弹琴的视频发给他们，一是让他们别担心我，二也是希望能让他们轻松一些。
疫情期间，有时候真不想打开手机，看到社会新闻或者是自己家里小区的情况，就心情复杂。通过微信小区群，得知我父母所在的小区，半夜1点，11栋71岁的老大爷跳楼死了，绝望的哭喊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四点。在这种环境下我根本没办法去安静思考，每天最发愁的是自己有没有发热，蔬菜够几天、如何安排物资，父母情况怎么样。完全没想到，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如今还要操心这样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创作似乎毫无意义。我想关于疫情的作品在这段时间里是不合时宜的，有也可能只是碎片化的自我记录。现在没有艺术家，没有艺术作品，艺术应该保持一个卑微的姿态。我们都是武汉市的普通市民，疫情下无处遁逃的普通灾民。

 

 

我平时也住在工作室里，这段时间看看书，听听歌，打打游戏，除了宅在家里和平时没有太大区别，要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每天自己做饭并开始思考烹饪技巧。心理状态日常看来比较正常，可几乎每天都会梦到出门忘带口罩，平均每隔5-7天焦虑恐慌一次，怀疑一下自己是否染病。
园区人很少，除了对门郎雪波大哥和好友王爽并未与其他人联系过。跟王爽互相送过几次青菜，留在门口避免接触，希望可以相互鼓励一下。买菜吃饭一开始主要靠自己出去隔壁小区买，因为我们这边是商业园区，园区内并没有什么民生资源，也没有社区组织的团购，现在慢慢地外卖多了起来，蔬菜肉类都可以点得到，还算方便。
创作状态时有时无，跟平时差不多，心情肯定会受到疫情影响，可疫情和创作状态并无决定性的联系，即使没有疫情生活中也会有其他突如其来毫无防备的情况发生，只不过现在疫情也成为了我必须接受的生活现实之一，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疫情过后最想去探望家人，见见朋友们，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跟女朋友去热闹繁华的地方约会，找个好馆子胡吃海喝，然后半晚坐在街边排挡烧烤夜宵。

 

疫情并非仅限于武汉。回到老家湖北襄阳的艺术家张巍，做作品的过程停止了；在与武汉接壤的洪湖，艺术家李燎也被困在老家，每天除了睡觉逛超市，就是去江边打羽毛球。有时在江边不戴口罩会被街道巡查的人赶回家。
而在武汉封城前五天，艺术家李蕾全家从武汉飞到三亚度假。因为疫情飞机停航，一直滞留在三亚，租住在酒店式公寓里，不知何时是归期。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我们也开始闭门不出，隔几天出门买趟菜。哪怕现在三亚基本解禁，也鲜少出门，压抑的情境里完全丧失了玩耍的兴致。每天倒是很忙，洗衣、做饭、打扫、帮儿子上网课做好各种前中后期服务、还要为自己即将开始的网课做准备工作，留给创作的时间非常少，见缝插针画几笔随身带的水彩。
疫情之下几乎隔几天就有匪夷所思的新闻出来，许多都难辨真假，世界变得异常魔幻，隔离中的生活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虚假，创作此时对于创作者却格外的真实。疼痛的要害无比清晰地扑来，图景已然在面前，好像也由不得挑拣，它们就和眼泪一块从心里顺着笔尖淌到纸上。当脑海里不受控制的噩梦一点点在纸上浮现，这对于创作者是丝丝入扣的看见与共情，它让我安在此时此刻。所有料理完生活余下的时间几乎都在画，画是良药。
疫情结束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是象往常无数个平凡日子一样，采花沏茶，平静的生活。

 

 

每天起床会先看卫健委更新的数据，然后吃饭。打打游戏，听听课，看小说，再运动下，一天就过去了。平时做作品也是在家待着，很少出门，从这方面来说心态没什么影响。
因为过年和父母在襄阳，回不了武汉的工作室，做作品的过程停止了。草图和思考都会有。生活与日常的体验是我作品的来源，现在经历的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疫情过后，最想见一见朋友，踢踢球。然后喝点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