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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艺术家声称自己不是为了市场创作。当盖瑞·贝斯曼（Gary Baseman）这么说时，显得非常可信。他本来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插画家，从事纯艺术创作后反而受到不少质疑。有人说贝斯曼是“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人”，也有人觉得他是个一辈子画不好画的混混。贝斯曼自己说得好：“我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我不能完全符合某人对艺术家的定义，那也没有关系。”

 

第一次知道盖瑞·贝斯曼是从一篇我已经忘了从哪里看的文章，说他和梵高一样，虽然从小就爱憋在家里画画，但穷尽一生都学不好传统技法，那么努力临摹结果画出来的东西还是圆圆的没细节，画什么什么不像。采访贝斯曼时，我没忍住问他：“人家说你原来一直经历各种失败，跟梵高一样，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坚持画画？”这个高情商的洛杉矶艺术家回答：“我不太了解有文章把我跟梵高比，不过这可真是不小的恭维。”接着，他摆出证据：“我的艺术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出版物中，我的插画得过很多奖，动画片也拿过好几次艾美奖，所以我没觉得自己失败。我是那种不断去体验的人，别人可以说我失败，不过这不会影响我。”

不过，贝斯曼的确在正统的当代艺术界不怎么吃香——如果存在所谓“正统的当代艺术界”的话。尽管从小就喜欢画画，八岁就拒绝跟自己做电工的父亲学接电线——“我不用学这个。我是艺术家啊。”——但长大后，他没有接受正统的美术教育，大学时学习传播，从事过法律和广告业工作，做艺术家之前是一名成功的插画师，跟美国顶尖媒体几乎都有合作。现在，他是一位极其高产的艺术家，像迪斯尼公司一样，通过油画、版画、素描、雕塑、气球、玩偶、影像或是像是一个大装置的展览来推广Toby等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卡通形象。他还宣扬所谓的“普遍艺术（Pervasive Art）”，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拥有自己的艺术语言，不拘使用什么媒介或表现什么主题，也不需要止步于画廊或美术馆的呈现方式：“现在有太多商业和艺术的跨界活动，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艺术家能坚持自己真实的语言。” 

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贝斯曼的作品常常充满欢愉嬉闹的气氛，像童话一样表现人和非人的和谐共处，但处处涌动着诡异的气氛，所有人都瞪着大大吊眼，树林里到处跑着裸体的女人，和卡通形象做出暗指交媾的动作。欲望是贝斯曼的作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这种欲望常常和欢愉的气氛混合在一起。

和他的作品一样，贝斯曼本人也常常一副顽童形象，举止不羁，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嘴就是“F**k”。他从事纯艺术创作之后，还监制了动画片《老师的宠物》，获得好几次艾美奖。这不是那种很艺术的动画视频，而是真正的动画片，讲述了一个心心念念要变成人类小男孩的狗去人类学校上学的故事。他设计的桌游“Cranium”销量不错。2014年冬天，他还和时尚品牌Coach进行合作，参与了2015春季系列的设计。Coach创意总监Stuart Vevers评价说贝斯曼的艺术的风格是“怪异、黑暗的嬉闹”。

 

这两年来，贝斯曼的形象产生了许多变化。他不太像原来那样操着俚语奔放地回答记者采访，作品中开始越来越多与自省、安慰和顿悟相关的思考。

2010年，贝斯曼93岁的父亲去世。隔了一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父母的去世给贝斯曼沉重的打击，他甚至一度沉浸在悲痛中九个月都没有剪头发。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来自别廖兹诺，二战时这个城市属于波兰，住着上千名犹太人，遭德军屠城。贝斯曼的祖父母都在大屠杀中被害，他的父亲逃入森林加入苏联游击队，战后遇到自己后来的妻子。她出生在乌克兰的科斯托皮尔，也是遭德军清洗的犹太人聚居地，她到利沃夫避难逃过一劫。结婚后，他们移民到美洲，1958年搬去美国洛杉矶。1960年，盖瑞·贝斯曼出生了。

父亲一直告诉贝斯曼永远不要回他们的老家，“想都不要想”。然而在失去家人的痛苦中，贝斯曼愈发感到有必要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2012年，他在拉脱维亚讲课，决定回去父母二人的老家。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实际回到那里仍然给他强烈地冲击，他几乎每天都经历新的崩溃，也曾质疑自己是不是不该不听父亲的话，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在最初的崩溃后，他开始着手准备纪录片《神秘造物（Mythical Creatures）》，回访东欧，采访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已经在美国开始新生活的犹太移民中，很多人都不愿意让年轻一辈知道太多二战的细节，希望他们在好莱坞和迪士尼之国有个新的开始。“但是，我认为新一代应该了解这段历史。我希望自己能用新的方式讲述这段历史。”

Hi：你能否形容一下你的童年？

GB：我在洛杉矶长大，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不过是唯一一个出生在美国的，我的哥哥姐姐都至少比我大十岁。我父母工作很忙，哥哥姐姐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我是那种从小就带着自己钥匙的小孩，很小就得自己照顾自己。电视里的那些卡通形象就像是我的童年保姆了。都上小学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迪斯尼乐园。不过，上了中学以后，我就开始喜欢《MAD》杂志，中意带点颠覆的黑色幽默。

Hi：你的家族历史如何影响了你的艺术创作？

GB：我的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都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乡被遭遇血洗，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大部分亲人和朋友，移民到加拿大之前没有固定的住处。后来，他们从加拿大又移民到美国。在洛杉矶，我们的邻居也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2010、2012年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投入钻研家族史，努力了解更多我家族的传承。我第一次举行“欢迎来我家”展览，就是在纪念犹太人的洛杉矶史格博文化中心（Skirball Cultural Center），其中包括了我父母老家的家具。2012年，我回到我父母的老家，这是66年来家里第一次有人回去。我很受震动，决定要做一部纪录片，名字就叫《神秘造物》。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深入了解我父亲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他真的是一位英雄，但是我原来只知道他是我的电工爸爸，总是很和气地笑着，教我要拥有丰满的人生。成长在大屠杀幸存者身边，教会了我感恩并尊重人生。

Hi：你为什么决定从插画师转而做艺术家？在你看来，画插画和做艺术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GB：我一直是个注重实践的人，所以一开始决定不要涉足纯艺术。但是，我一直希望能尝试更多地东西，接受更多挑战，所以我从来不满足于单纯画插画，也希望去创造一些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东西。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进行纯粹的艺术创作。为客户工作的话就不一样，需要去满足他们的要求。慢慢地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身后事，开始考虑我希望留下些别的东西，不只是给大公司或广告商画的插画。我希望创作出于我自己的想法，涉及我感兴趣的主题的作品，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表达，可以和这个世界分享。在过去这超过15年的时间里，我已经证明了我能用艺术，不同媒介的艺术表现想象力丰富的人物、风景和叙事，这些是插画无法创造出来的。

Hi：也有评论认为你的作品“不够艺术”，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GB：人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与艺术发生关系，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期待和计划。我来自洛杉矶，洛杉矶的艺术家们会在不同的圈子进进出出，这种融合的状态也被大家接受和欣赏。我并没想做“足够艺术”的作品。我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我不能完全符合某人对艺术家的定义，那也没有关系。

Hi：你刚刚在上海的chi K11美术馆举行展览“欢迎来我家”，之前你也在洛杉矶、台湾等地举行这个展览。为什么要在美术馆里复原一个家？

GB：我希望摒弃那种四白落地的美术馆空间模式，用一种住家的形式，一种每个观众都能觉得放松，觉得像是回家了一样的体验空间来迎接每一个人进入我的艺术。我希望模糊掉纯艺术和商业艺术之间的界限，让大家看到创造力可以在家庭空间、生活体验中随处出现。

Hi：那么，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和艺术市场之间的关系？

GB：我不是为了市场做艺术的。我做艺术是为了发声。